劉遲

原名劉玉璋，是遼寧省鐵嶺縣人，生於1913年11月26日。在他五、六歲時，隨家遷往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上學後就讀於哈爾濱道外糧業工會私立職業學校。1928年畢業於哈爾濱東省特別區第三中學。接着又在中東鐵路扶輪學校和中東鐵路車務專科學校讀書。當時，中東鐵路是中蘇兩國合營。哈爾濱市中小學都教授俄文。在扶輪學校和車務專科學校幾乎一半課程用俄文講授。從而，使劉遲從小就學會俄語。當專科學校畢業後，他在中東鐵路東線的小九站、二層甸子、蜜蜂站一帶當過練習生、搬道員、副站長等職。與蘇聯人共事三年左右，使他有機會提高俄語會話能力，也瞭解了蘇聯人的生活習俗，為他以後從事俄文翻譯工作創造了條件。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後，東北淪陷，中東鐵路轉賣給日本。當時，劉遲因感到在日本人管制下工作受氣，就以母病為由離職回家。可是，1934年冬季，偽滿洲國國務院統計處搞人口普查，因北滿一帶俄僑較多，需要懂俄語的人蔘加人口普查工作。這樣，劉遲被偽統計處招募，之後被留用。

1935年7月到長春偽滿洲國國務院統計處當僱員，後為科員。常閲讀一些文藝書刊消磨時間。漸漸地對文學藝術發生興趣。還常寫些小稿發表在報紙和文藝副刊上。從1939年起，寫了三十來篇短篇小説，出版了《花月集》、《風雪集》和《天雲集》三個短篇小説集。1940年，偽滿洲雜誌社成立。出版《麒麟》雜誌。他被調任編輯，後任該雜誌主編。由於工作之便，他有機會閲讀到南方出版的一些進步文藝書籍，從中受到啓發。他對自己以前的寫作傾向很感羞愧；但又缺乏勇氣擺脱日本帝國主義所頒佈的、禁錮文藝創作的所謂“藝文指導綱要”的束縛，因而陷入徘徊苦悶之中。當時，偽滿洲雜誌社還發行《電影畫報》，使他有機會與偽滿映畫株式會社（電影廠）的演員和攝製人員接觸較多，使他轉而對電影藝術產生濃厚興趣。除應付日常工作外，集中時間開始對電影藝術作探索。1945年“八·一五”光復後，又接連着戰爭年代。他失業在家，僅靠愛人當助產士的微薄收入維持生活，因而陷入極度的苦悶憂慮之中。

1948 年10 月，長春解放。新的生活，人民電影事業的興起，又喚起劉遲對電影藝術的興趣與嚮往。不久，他與幾位同志一起奔赴當時搬遷到黑龍江省興山（現鶴崗市）的東北電影製片廠，投身到革命隊伍。從此，開始了嶄新的革命戰鬥生活，也是他從事電影翻譯工作的新起點。當時，儘管生活艱苦些，但充滿着火熱的革命氣息。大家一個心眼為着革命電影事業的發展而勤奮工作。新的生活，新的集體，使劉遲受到感染與薰陶。他被時代的暖流推向前進。

他到興山不久，就協助孟廣鈞同志翻譯蘇聯故事影片《普通一兵——亞歷山大·馬特洛索夫》。這是中國建國後的第一部翻譯片。它寫蘇聯衞國戰爭時期，一個普通的革命戰士，用身體堵住敵人暗堡的機槍射口，為贏得戰鬥勝利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當時，儘快地把這部影片翻譯出來，將有普遍的教育意義。於是，大家在技術設備條件差、時間緊的情況下，日以繼夜地工作着。剛開始工作時，劉遲感到有些吃力。以前，他雖然學過俄文，但大多都是鐵路行車的規章制度方面的，跟文學藝術根本不搭調。翻譯孟廣鈞、導演袁乃晨看出了他的畏難情緒，就熱情鼓勵他，幫助他。他邊幹邊學，與大家探討研究，由不懂到熟悉，很快對譯製片工作入了門。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到1949年春天，完成了出片任務，受到廠內外的好評。影片上映以後，收到許多觀眾熱情洋溢的來信，對這部影片的譯製工作給予很高的評價。一位當時在朝鮮戰場的志願軍戰士在信中談到：《普通一兵——亞歷山大·馬特洛索夫》，他們看了三遍，給他們增添了殺敵的力量。這位戰士還把在戰場上繳獲的美國兵穿的尼龍衣剪下一片郵給幾位翻譯同志做為紀念。人民的鼓勵與囑託，使他十分激動，深深感到翻譯片工作是光榮的，也是很有意義的。1949年4月，東北電影製片廠從興山遷回長春（後改名為長春電影製片廠）。他又與孟廣鈞同志一起聯合翻譯了《俄國問題》（曾名《俄羅斯問題》）。接着，他又與王澍同志合譯了《偉大的轉折》。通過這幾部影片的翻譯實踐，為他以後的翻譯工作積累了經驗。

他獨立翻譯的第一部影片是《斯大林格勒戰役》（上、下集）。這是描寫蘇聯衞國戰爭偉大轉折的一部大型影片。這部影片涉及面較廣，尤其劇中斯大林的台詞難度較大。為完成這個光榮任務，他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查找了許多資料，集中閲讀了衞國戰爭史料。他在力求歷史真實、語言生動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從而保證了影片翻譯質量，產生很好的藝術效果。這部影片的翻譯成功，使劉遲同志在翻譯工

作中向前邁出了可喜的一步。1953年，他任翻譯組組長。1961年任譯製片室主任等職。除自己完成翻譯工作外，還擔負着全廠譯製片的領導工作。從1949年到1965年，長影共譯製了二十六個國家的四百四十五部影片。僅劉遲本人就譯製了近一百一十部（包括和其他同志合譯的）。幾乎佔全廠翻譯片的四分之一。多年來，他在翻譯工作中，一直埋頭苦幹、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他的譯文流暢，語彙豐富。台詞簡煉生動，表達比較準確。從《列寧在10月》、《斯維爾德洛夫》、《政府委員》等許多部影片多年來廣泛受到觀眾歡迎的程度，就足以説明劉遲的語言藝術風格所產生的影響。

當然，一部翻譯片的好與不好，主要在於原片的藝術質量和內容。然而，一個國家的作品，在另一個國家用另一種語言出現，往往是語言的加工和再創造的水平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翻譯工作絕不是原影片台詞的簡單複製。因為，各國的語言不同，對一件事情、一種思想意識的表達方法也不一樣。加之，電影具有較強的時間性，要在一瞬間讓觀眾聽得懂，這就需要在語言上下功夫。於是，也就給翻譯工作提出一個問題，必須首先使台詞生活化，還必須民族化。既要符合本國觀眾的語言習慣，使其通俗易懂，又要有一定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因為電影語言應是藝術的語言。

在這些方面劉遲是經過一番磨練過程而又有所體會的。在剛開始搞翻譯工作時，他曾經走過單純模仿、簡單複製的彎路。其結果，語言生硬呆板，表達得也不夠準確，甚至出過笑話。比如，在初

譯《偉大的轉折》時，就把台詞中的“戰士”一詞，按俄文版原意譯成了“兵丁”。雖然意思相同，但它不符合中國的現代語言。又比如，在蘇聯影片中曾出現過“既不是魚，也不是肉”的俄國諺語。劉遲就根據中國的語言特點，譯為“非驢非馬”。我國觀眾一聽就懂。這樣就做到了符合中國語言特色，又不違背原著的意思。在實踐中他還體會到，要生活化、民族化，但太中國化了也不行，還要注意保持原影片的民族語言特點，不能隨意翻譯。比如，在《金星英雄》這部影片中，集體農莊主席批評片中男主角的本位主義思想是Cвояpyбaшкaближeктелу（自己的襯衫最貼身）。這句話是俄國的民間諺語。在翻譯時打算把它換成中國的歇後語。但經過反覆推敲，總找不到比原來諺語表達的那樣貼切、自然而形象的語彙。後來，還是按原影片譯成了“自己的襯衫最貼身”。實踐證明，中國觀眾照樣聽得懂，而且還有新鮮感。

不斷的藝術實踐，使劉遲充滿着喜悦、激動。但他也曾有過苦惱。因為翻譯片都是反映的外國生活和風土人情，涉及面又很廣泛，尤其是科學領域題材影片，使他更感到知識的缺乏，工作吃力。比如，在翻譯《天才的羅蒙諾索夫》這部影片時，涉及一些物理學知識。對此，他感到十分陌生。光靠翻閲一些技術詞典也無濟於事，經過三番五次地請教一些專家學者，才算把台詞譯了出來。因此他感到，作為一個電影翻譯，不單單是通曉本民族語言和外國語言就行了，還必須通曉社會，瞭解各種生活知識和科學知識。因此，他多年來除注意外國成語和祖國的語言規範之外，也十分注意外國曆史、風土人情和現實社會生活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收集與積累，儘量開擴自己的知識領域。同時，更注重自己的文學藝術修養。他廣泛涉獵了中外古典名著、現代文學作品以及戲劇、曲藝等其他藝術著作，悉心研究人物的語言和心理特徵，從中借鑑，充實自己。

由於多年的藝術實踐，他有較豐富的翻譯工作經驗。他認為，影片翻譯和其它文藝作品的翻譯一樣，都同樣要堅持翻譯工作“信、達、雅”的三字信條。首先要忠實於原片台詞的原意，不容許歪曲或改動。在這個前提下，使用最恰當的文學語言，準確地表達原意。在語言的使用上，務求簡練、規範、生動。必須清除那些方言土語和一些不健康的語言。他還認為，譯製片工作是用語言藝術對外國影片進行再創作的藝術工作。只有語言形象和畫面上的視覺形象完全吻合，觀眾才會覺得真實，才會被感動，才會承認翻譯片再創作的藝術力量。

劉遲陸續翻譯了《列寧在十月》、《他們有祖國》、《丹娘》（曾名《卓亞》）、《宣誓》、《帶槍的人》、《我的童年》、《政府委員》、《斯維爾德洛夫》、《金星英雄》、《被開墾的處女地》、《光明照耀到克奧爾地村》、《一僕二主》、《欽差大臣》、《靜靜的頓河》、《列寧的故事》等八十多部蘇聯影片。還翻譯了《車禍》（匈牙利）、《革命的1848年》（捷克斯洛伐克）、《斯坎德培》（阿爾巴尼亞與蘇聯合拍）、《羅馬尼亞在前進》（羅馬尼亞）、《瓦普察洛夫》（保加利亞）、《魔鬼集團》（民主德國）、《海鷗號船員》（朝鮮）、《暴風雨》（印度）等一些國家的影片二十多部。其中《他們有祖國》、《光明照耀到克奧爾地村》和《金星英雄》等一些影片受到文化部電影局的表揚和獎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