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祚昌

劉祚昌1921年5月生於遼寧省遼陽縣（今遼陽市）一個耕讀世家，父親劉國廉是清末貢生，在文史方面有較深的造詣，長期在遼陽和瀋陽一帶教書。劉祚昌從小受到家庭的影響，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尤其喜愛中國的古典文學、歷史和文化。 ^[5] 

在讀小學時，日本佔領了東北三省，建立了偽滿洲國，學校強迫學生學習日語。這深深激起了劉祚昌的民族義憤，深感當“亡國奴”的恥辱。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後，1939年畢業於奉天南滿中學。1940年9月考入北平輔仁大學社會經濟專業。 ^[7] 

後因戰事擴大，劉祚昌經過上海、香港和廣州，輾轉到大後方昆明，入西南聯合大學就讀。在西南聯大的自由、民主空氣的薰陶下，劉祚昌如飢似渴地學習。他傾聽了朱自清、聞一多等許多著名大學者的講課，和同學們自由地討論國內外大事和胸中抱負。1943年，他又轉學到四川大學，隨著名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學習《中國學術思想史》，受益匪淺，為中國歷史文化的學習與研究打下了功底。

同時，他也對外國史尤其是歐美近代史產生了濃厚興趣。通過這段時間的學習，他痛感近代中國多災多難的根本原因在於“愚昧”。他決心選擇歷史研究作為一生的事業，要用歷史進行“啓蒙”工作，消除人民的“愚昧”。他特別熱衷於美國史的研究，希望利用僅僅才200年曆史的美國的成功經驗，來激勵國人奮發圖強。

新中國成立後，劉祚昌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他在東北長春大學任教期間，培養了新中國最早一批世界史工作者。1956年，他來到山東師範學院歷史系（今山東師大歷史系）任教。當時他正值精力充沛、出成果的黃金時期，卻因其耿直的性格被打成右派。從此在政治上長期受到歧視和打擊。

在文革期間，他又受到衝擊，被批鬥，下“牛棚”勞動改造……然而，種種磨難並沒使先生倒下。他忍辱負重，以頑強毅力進行研究工作，為以後在學術上取得輝煌成就打下了基礎。

粉碎“四人幫”後，劉祚昌在政治上獲得瞭解放，學術上迎來了青春，不斷有成果問世。同時，各種榮譽和頭銜，也接踵而至。他1978年擔任碩士生導師，1980年被評為教授；1986年在南開大學開始擔任博士生導師，同年獲美國富布賴特學者稱號；1988年被評為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1989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他先後當選為第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史學會名譽會長、全國史學會理事等。他還多次應邀訪問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及研究會議。退休以後，仍然不斷奔走於中國與加拿大、美國之間，筆耕不輟，直至去世。他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世界史和美國史的研究事業。

劉祚昌是中國世界史學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解放初期，他在長春大學（後改為東北師大）教世界近代史。近十幾年來他又培養了22名碩士和3名博士生，這些人也都成了各地院校世界史學科的骨幹。

劉祚昌在世界近代史的教材建設中，為打破前蘇聯的史學體系和極左思潮的影響做出了很大貢獻。中國的世界史體系1970年以前一直受到前蘇聯史學體系的束縛併為國內的極左思潮所桎梏，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公式化、簡單化以及假大空的問題。劉祚昌自20世紀末起，和史學界同仁一起開始打破僵化的舊框框，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從事研究和探索。他們先後主編了《世界史近代史》（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世界史近代史編》（上、下冊，高教出版社1992年版）兩部教材，均被作為全國通用教材使用。在上述教材以及他撰寫的論文中，劉祚昌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在世界近代史的理論和結構上敢於創新。在史學觀念和世界近代史的歷史分期問題上，主張以五種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演變作為歷史發展的主要線索，以具有世界意義的經濟形態的重大變化作為分期斷限的依據，根據這種史學觀念，闡釋並運用了一種新的歷史分期法，將“1640年至1917年”這種仿自蘇聯的世界近代史時限改為1500年至1900年，即世界近代史起始於1500年左右發生的地理大發現，終於1900年前後世界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 ^[5] 

2.對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內容和編寫方法做了實質性的改進。改變以往世界史注重政治、經濟史的做法，增加了社會史的內容；加強了對近代西方政治經濟思想和社會思潮的研究力度；重視對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研究；重視歷史人物的研究；填補了教材在理論和史實上存在的空白等。關於教材編寫方法，採取了整體史學的宏觀研究法和比較研究法，站在全人類的視角，力圖對世界歷史進行縱橫交錯的宏觀把握。 ^[5] 

3.對世界近代史的許多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把英國“1688年政變”定為“1688年革命”而非“光榮革命”或“政變”。他認為，法國大革命並非資產階級革命的典型，他否定了傳統的“法國熱月政變是反革命”的觀點，認為其“開始了鞏固革命成果和進行資本主義建設的新時期”。他認為，德國統一不存在兩條道路，只有“自上而下”通過普魯士進行的王朝戰爭才是統一德國的道路。他認為，19世紀末西方國家進行的一系列改革穩定了西方社會局勢和政權，出現了經濟繁榮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他還對英國革命中的農村資本主義發展、土地問題和掘土派運動，提出了獨到深刻的見解。他還在“高教版”教材中增加了社會史內容，在人物的評價上有其獨到之處，這些都使這部新教材的內容更加生動翔實，在學術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從而創立了中國特色的世界近代史體系。 ^[5] 

據初步統計,他共撰寫有關美國史的論文30餘篇,專著4部,譯著1部。 ^[3]  早在1950年他就出過兩部專著：《美國獨立戰爭簡史》（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這是中國史學界當時研究美國史的開拓之作。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寫的《美國內戰史》。他用生動的語言繪聲繪色地將美國曆史上這場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內戰展現在讀者面前，並介紹了當時美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各方面的情況。該書已收入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劉祚昌影響最大的書是《傑斐遜》。傑斐遜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是美國民主思想的奠基者和《獨立宣言》的作者。他參閲了上百部英文原著，用了5年時間，於1988年完成了這部鉅著，同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廣泛反響。國內主要刊物紛紛發文評論，該書被評為山東省社會科學一等獎和國家教委人文和社會科學一等獎。劉祚昌還翻譯了《傑斐遜集》（上、下冊，三聯書店1994年版）。此外，劉祚昌撰寫的關於傑斐遜的論文也被美國學者譯成英文在美髮表。他對傑斐遜的研究在美國引起轟動，被稱為“中國人發現了傑斐遜”。1993年劉祚昌應邀出席了美國舉行的《傑斐遜誕生150週年學術講座會》並作了報告，受到廣泛反響。除上述著作外，劉祚昌還先後在國內各刊物發表論文40餘篇。去年劉祚昌的《傑斐遜全傳》（上、下卷）正式出版，這部130萬字的鉅著，將他對傑斐遜的研究引向深入，成為他的封筆之作，給史學界留下了一座豐碑。

曾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國家教委人文和社會科學一等獎，山東省社會科學一等獎等獎項。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1] 

他有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強烈的事業心，認為做學問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讀書、寫作不間斷。一天不看書不寫作，寢食不安。那個三尺的寫字枱對他有磁鐵一樣的吸引力。每當他坐在台前，一杯清茶，一支筆在手，他的思想便像鳥兒一樣在知識王國裏翱翔，感到快樂無限，有“憑虛御風羽化而登仙”之感。無論是盛夏酷暑，冬日嚴寒，他只要一動筆，就感到是莫大的“享受”。他淡薄物質，追求“精神上的幸福。”他説讀書寫作中感受的樂趣是用金錢買不到的，局外人也體會不到。

無論做何事，一旦選定目標，就會一直堅持下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他常以《易經》中的“天行鍵，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自勉。為鍛鍊身體和意志，他經常天不亮便攀登千佛山，幾十年如一日，無論颳風下雨，從不間斷。在寫作《美國內戰史》時，正值文革期間，他以驚人毅力四處蒐集圖書資料，並幾次自費到北京圖書館抄寫材料。當他費盡幾年心血寫出了幾十萬字的手稿時，手稿卻被紅衞兵抄走弄丟了。劉祚昌沒有屈服，從頭再寫，終於幾易其稿完成了這部50萬字的著作。

劉祚昌十分注重“史德”。他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教育學生首先要學會“做人”。他治學嚴謹，寫文章一絲不苟，遣詞造句一有疑問便向《辭海》請教。他反對寫作中的投機取巧、粗製濫造，最瞧不起“曲學阿世”或媚世媚俗、阿諛奉承的小人。他為人耿直，富有正義感，辦事光明磊落，持身清廉，處處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主編教材、當學術評委，他堅持原則，仗義執言，不怕得罪人。參加會議，當主持人輕慢了知識分子時，他會拂袖而去。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5] 

劉祚昌的重要著作有《美國內戰史》（人民出版社版）、《傑斐遜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等，其中最能代表其學術個性與成就的是其晚年用二十多年心血寫成的131萬字的兩卷本《傑斐遜全傳》（齊魯書社）。

劉祚昌曾主編《世界史（近代史）》（兩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世界通史（近代卷）》（兩卷本，人民出版社版）等，譯有兩卷本《傑斐遜集》（三聯書店版）等。此外，劉祚昌在英國史、中國古代思想史等領域也有很深的學術造詣。

父親：劉國廉，清末貢生，在文史方面有較深的造詣。 ^[3] 

為隆重紀念劉祚昌誕辰一百週年，山東師範大學特成立籌備辦公室，預備出版紀念文集和學術文集，在2021年召開國際性的紀念會和學術研討會。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