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樹芳

劉樹芳1892年6月生於直隸宛平縣的一個職員家庭。他是滿洲正藍旗人，曾就讀於清政府為旗人開設的旗學堂，後轉入京師大學堂博物實習科學習，後調入清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後來的北京西郊公園，今北京動物園）。

農事試驗場籌建初期就設有動物標本陳列室。1908年，劉樹芳在此處師從德國人勒克學習東部標本剝製技術，他還曾跟隨日本標本製作名家松下先生學習日式標本剝製技術。農事試驗場所飼養的動物一旦死亡大多交由劉樹芳剝製標本，給他充分的施展空間，演練學習標本製作技術。

1914年～1936年，農事試驗場動物標本陳列室漸成規模，由劉樹芳負責剝製的有猩猩、獅、虎、豹、熊、野牛、野豬、鴕鳥、蟒蛇、鱷魚、袋鼠、穿山甲、鯨魚等千餘種中外野生動物。

1923年～1937年間，劉家標本製作事業進入鼎盛時期，技術上已經日臻成熟，漸成流派。除日常工作時製作大量標本之外，“於公餘之暇私人制標本售賣”。在北京西直門小五條附近開設了“清黎閣製造標本處”，在中華書局還設有一個代售處。劉家標本事業走向第一個高峯。解放前，農事試驗場、北平研究院動物學研究所、北京四中、中國大學、長白師範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等處都收藏有不少劉家制作的動物標本。劉樹芳也成為中國開設標本營銷機構的“第一人”。

1937年以後，劉樹芳離開了農事試驗場，1938年～1948年間，由於連年的戰亂，他帶領全家隱於鄉野，在江蘇徐州畜產管理總所工作，劉家標本事業走入低谷。

新中國成立後，劉樹芳攜四子劉汝英，重返北京西郊公園工作，為新中國動物標本製作事業的恢復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51年，由劉樹芳先生主持，其二子劉汝溎、四子劉汝英共同參與了西郊公園亞洲象標本的剝製工作，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巨型剝製標本的製作，代表了當時標本剝製技術的頂峯。

劉樹芳除了在標本製作方面貢獻突出，還在野生動物的飼養、繁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此外，1945年～1952年間，他在長白師範學院生物系和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擔任講師，講授生物技術課，他為動物剝製技術的傳播和專門人才的培養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1952年6月，劉樹芳在北京西郊公園辦公室中編寫授課講義時突發腦溢血倒在了書桌上，逝世時享年60歲。

“標本”(rootandbranchofmeridian)。“標”原意是樹梢，引申為上部，與人體頭面胸背的位置相應；“本”是樹根，引申為下部，與人體四肢下端相應。

“北派”標本製作技術創始人—劉樹芳先生（號稚泉），是中國最早一批受過專門培訓的標本製作技師。劉樹芳製作的標本件件富有畫意，國畫大師溥心畲曾收藏有一對純白的長尾練雀（古稱綬帶），站在曲折的松枝上，下有小石和靈芝，宛然是一幅國畫中的祝壽圖。劉樹芳的標本製作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富有意味。源於中國北方的“標本劉家”，與源於中國南方的標本唐家被稱為中國標本製作傳統技藝領域的兩大世家，素有“南唐北劉”之譽。

劉樹芳的技藝是將保護、飼養、繁殖野生動物和標本製作融為一體，擅長製作中國及一些世界範圍的哺乳動物標本。在製作手法上習慣採用“假體法”，在標本結構的準確性、堅固性以及在造型上和對環境的適應性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在鳥類標本製作上，“北派”以寫實為基，注重鳥類的常態，鳥類標本胸部比較飽滿，往往姿態雅俗各異，富有靈氣，多在博物館和展覽館出現。

劉樹芳擅長製作中國及一些世界範圍的哺乳動物標本。哺乳動物類標本是研究獸類學的重要資料之一，也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它可長期保存以便為科研、教學、陳列、觀展服務。可根據需要製成假剝製標本、骨骼標本、液浸標本、附屬物等標本。劉樹芳製作各種標本所需工具及製作要點如下。

剝製工具解剖刀、解剖剪、骨剪、長鑷子（尖形，前端內側不要帶鋸齒形的）、解剖盤或塑料布、細鉛絲或竹筷、取腦勺（取鉛絲一段，前端砸扁彎成勺狀）、針、線、棉花、竹絲、亞砷酸與明礬相混合的防腐劑。

標本的測量製作前，對標本有關部位的測量是獸類分類學研究必不可少的步驟，只有獲得準確的數據方能更好地鑑別物種。測量的工具和物品包括鋼捲尺、秤、標籤、採集本。測量的內容包括以下幾項。體重：獸體的全重；體長：吻端至肛門，大型獸為吻端至尾基部；尾長：尾基部到尾端（尾端毛除外）的長度；後足長：自跗關節的最後端至足的最前端（爪除外），對有蹄類動物要測到蹄的前端；耳長：耳殼基部至頂端（簇毛除外）的長度。大型獸類還需測量肩高（肩背中線至前指尖）、胸圍（前肢後面胸部最大周長）、腰圍（後肢前面腰部最小的周長）和臀高（臀部背中線至後趾尖）。

（1）小型獸類標本可分為科研用的假剝製標本及教學、展覽用的生態標本。假剝製標本（以鼠類為例）

剝皮將鼠體仰放在解剖盤和塑料布上用解剖刀沿腹部正中肛門前部開始向胸骨後端切開皮膚，操作時用力不要太猛，以免將腹腔切破而污染皮毛，然後用刀背或小鑷子將切口與後肢相連的皮膚與肌肉分離，將後肢分別往切口處推出，剪斷膝關節併除去小腿上的肌肉，剝離背部等周圍的肌肉，再把生殖器、直腸與皮膚聯接處剪斷，清理好尾基部周圍的結締組織，用左手捏緊尾基部，右手捏住尾椎骨緩慢往上拉，直至完全抽出，繼續剝至前肢，在肘關節處剪斷，清除肌肉再剝至頭部，用解剖刀緊貼頭骨至耳部，剪或切斷耳根至眼部時，可看到一層白色網膜狀的眼瞼緣，細心切開網膜的下端後，即露出眼球了。剝離上下唇時，先在鼻尖的軟骨處剪斷，然後再用解剖刀剝離下唇，這時皮與肉體已分離，去掉皮內脂肪和貼在皮上的肌肉，均勻塗抹防腐劑，並在四肢骨骼上纏以少許棉花以代替原來的肌肉，再翻轉鼠皮，呈皮朝外直筒狀即可。

削好1根比原尾椎骨稍細而又均勻光滑的竹的假尾椎骨或用鉛絲緊纏棉花製成假尾，插入鼠的尾部末端，假尾要比原尾長一些，以達到腹腔開口處的1/2處為好，這樣一方面可固定尾巴，也可支撐整個身體。然後將蓬鬆的棉花捏成前細後粗形狀，用大鑷子夾緊棉花的前端，從開口處緊插至頭部，再在四肢和軀幹部不足處，適當填上蓬鬆的棉花。這時，削制的尾椎骨應緊貼腹部壓住棉花，使尾椎不至上翹。縫合切口時，要將標本擺正，針從裏向外交叉縫製。

標本製做的好壞與整形關係很大。整形時，需將標本橫放在桌面上，頭部向左，將前肢往裏縮，掌面朝下，後肢伸直，蹠面朝上與尾平放，眼部用小鑷子將棉花挑開，似微凸的眼球，毛要理齊，兩耳要豎立，頭部稍尖，臀部要拱起。標籤繫於右足，將標本置於固定板上，四肢用大頭針固定，陰乾後就製成了假剝製標本了。生態標本在博物館、教學等單位，常將獸類標本製成生活時的姿態，做為科普用。剝製的方法基本與假剝製標本相同。只是在填裝時還需用鉛絲（大型動物用鋼筋或鋼板）支撐其肢體。所用的鉛絲型號要根據動物本身的大小而定。在頭部、四肢、尾部各用1根鉛絲支撐。頭部的鉛絲先用棉花捲成與頸部原有肌肉粗細長短相同，一端固定在頭骨上。也可將原頭骨保留。另取鉛絲1根由足底沿肢骨後側插入肢內，外留一段做為固定用。穿入的鉛絲沿肢骨彎曲，用線縛於骨骼上，四肢處仍需補充棉花以代替原來的肌肉。尾椎骨的製作不宜用竹子，而必須以鉛絲方能捏成各種姿態。

（2）中型獸類標本製作中型獸類一般泛指兔、旱獺、巨松鼠、鼬科各種，如黃鼬等，製作方法與小型獸類標本基本相同。這類標本由於體大，腹部開口處要稍大些，用竹絲等做填充物填充軀體時，需加一個竹棍，以便支撐身體。

（3）大型獸類標本製作大型獸類泛指虎、豹、野豬、鹿類等，其製作方法一般有兩種，即生態標本和不作假體填裝而只保留皮張、頭骨等，做為科研上分類鑑定用。以此類標本為例，製作時可從尾基部至吻端及四肢內側大開口。但在處理帶角的偶蹄類動物時，需在兩角間及頸背開一“丫”字形口，沿角基周圍切離皮膚；角形較大時還需在頸側開刀，此外，四肢的蹄、爪均需留在皮上。

（4）液浸標本製作對某些小型獸，一次性捕獲較多（如蝙蝠、鼠類等），因野外工作條件無法一次製作完畢或因分類的目的標本幹後收縮無法看清、因內部器官的研究需要等目的，為防止腐爛掉毛可使用此法。方法是從腹部開口露出內臟浸泡在75%酒精溶液中，或浸製在5～10%福爾馬林溶液內。浸泡前，需將每個標本繫上已編號的竹籤，便於查閲數據。

（5）蟲蝕法骨骼標本的製作本法適於製作脊椎動物的各類骨骼標本。以獸類標本為例，過去常採取剝皮去掉內臟再用清水煮熟，用鑷子剔去附着在骨頭上的肌肉製作，但費時費力而且易損傷標本從而影響標本的分類鑑定和收藏。近年來，國內採用鞘翅目昆蟲—皮蠧幼蟲嗜食肉類的習性來清除骨骼上附着的肌肉，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劉樹芳先生育有四子四女，都曾隨父學習過動物標本製作，其中學有所成的是二子劉汝溎，在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學研究所（現“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研究所”）擔任標本室主任技師；四子劉汝英，在北京動物園標本剝製室擔任標本技師。以上（部分）摘自肖方編著一書。

劉汝溎（劉樹芳次子）（1917年6月～1990年2月），在他的一生中製作了大量動物標本，不僅在工作實踐中總結和改進了父輩的標本製作技術的經驗，更開始涉足醫學標本的製作，代表作品有羣鼠生活狀態剝製標本，人類骨骼串聯標本等。

劉汝英（劉樹芳四子）（1930年～1970年7月），繼劉樹芳之後負責北京動物園標本室的標本剝製工作。他曾為國家領導人制作過動物標本，特別是現在作為國家一級文物陳列於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小青馬標本，它是毛澤東主席轉站陝北時最心愛的坐騎，作為軍功馬於1962年終老於北京動物園，由劉汝英負責剝製。他還曾為周恩來總理製作過鳥類標本。此外，他還為北京動物園等單位剝製了大量的動物標本。

劉雁（女）（1952年10月～），是劉汝溎唯一的女兒。現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研究所工作。她師從父親繼承了劉家“北派”標本製作技術，但她不再從事標本製作這一行業，在民間作為傳承者掌握着這門家族技藝。

劉嘉暉（1970年8月～），是劉樹芳次子劉汝溎的長孫，經濟管理本科畢業。從小由爺爺劉汝溎親自傳授家族技藝，全面掌握了劉家“北派”傳統標本製作技法，至今已從事標本製作二十餘年，並且在掌握傳統制作技法的同時，不斷的改革和創新充分利用現代的新科技、新材料、新方法。總結出了一套傳統與現代標本製作技術相結合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