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桂生

1948年考入廣州珠海大學外文系，1949初轉入嶺南大學政治歷史學系，1950年轉入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 ^[1]  ，1952年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1953年起工作於清華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1978年升副教授，1984年升教授，先後擔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校務委員會委員，同時任北京市第七、第八屆政協委員。1993年改任清華大學歷史系與北京大學歷史系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1998年轉回清華大學歷史系。同年，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兼任德國海德堡大學客籍教授，雲南大學兼職教授。是第一屆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

主要有：《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一至三卷4冊，北京出版社，1980年）；《時代的錯位與理論的選擇——西方近代思潮與中國“五四”啓蒙思想》（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年）；《民族虛無主義評析》（與龔書鐸教授等合作主編，北京教育出版社，1989年）；《圖説近代中國》（主編之一，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劉桂生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嚴復思想新論》（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年）等。

劉桂生的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學術思想受業師陳寅恪、劉節、雷海宗、邵循正、丁則良以及同系孫毓棠、週一良諸教授之影響，承襲老清華“中西交匯、古今貫通”之學風，以“身、心、家、國、古、今、中、外”八事相通為要領，以維護髮展民族文化之自我更新能力為目的；強調為學須具“預流”思想和“一線”觀念，十分重視多學科交叉和多種語言、多種檔案在史學研究中之作用。劉桂生對上述諸項原則，身體力行，奉行不渝。如人所熟知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劉桂生在前輩學人柳詒徵教授研究工作之啓示下，應用二十五史之電腦檢索工具通檢二十五史，並查閲歷代文集中有關董仲舒之傳、論，再詳勘明治時期日本學人對此一問題之論述，從而論定我國流行多年之陳説實為梁啓超等人沿襲日人舊説演變而成，實質系仿照歐洲歷史圖像描繪中國歷史實際，無異國人自己歪曲本國曆史。又如對嚴復思想之研究，劉桂生在張恆壽教授研究工作之啓示下，論定嚴氏一生，無論早年或晚年，其文化觀基本上一致，國際漢學界和國內學術界流行的所謂前期主張“全盤西化、盡棄儒學”，後期則“拋棄西學，迴歸儒學”的所謂“回潮現象”，從而使嚴復思想研究開始擺脱左傾思想之影響。又如在李大釗思想研究方面，劉氏在所著《辛亥革命時期李大釗政論試析》一文中，用語境分析方法，論定我國學術界流行多年的所謂李大釗在青年時代即具有成熟的“激進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説法系誤解史料而形成的，不能成立。此説經劉桂生及朱成甲教授等人反覆論證，現已為國內外學人普遍接受。

劉桂生曾協助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會長王學珍主持《李大釗文集》之註釋工作。新編注釋本《李大釗文集》五卷已於1999年李大釗誕生百年紀念之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劉桂生之獲獎作品有:一、《圖説近代中國》(主編之一，光明出版社1992年出版)，獲光明杯榮譽獎；二、《清華大學校史稿》(大綱擬稿和文字撰寫者之一，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三、多卷本《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主編，北京出版社1979—1981年間出版)，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劉桂生自1985年起開始招收歷史學碩士研究生；自1993年起開始招收歷史學博士研究生；同年起接收博士後研究學人及國內外訪問學者先後共50餘人。其中博士生尚小明之論文《士人遊幕與清代學術》獲首屆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劉桂生1980年曾應法國政府外交部之邀請，前往該國巴黎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及巴黎第七大學、第八大學、里昂第三大學、波爾多第三大學、馬賽第一大學講學，所講課題為《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史》和《李大釗思想之發展歷程》。1990—1991年及1995年上半年，應德國海德堡大學之聘請，前往該校擔任漢學研究所教授，講授“中國古代思想史”和“中國近代思想史”兩門課程。1997年上半年，再次訪問該校。下半年，應美國“二十世紀中國史研究會”之邀請，前往美國柯德稜市出席該會之年會，並在大會作主題報告。1998年上半年，應德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之邀請再次前往該國講學。2000年9—10月，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歷史研究所之邀請，前往該國訪問。2001年5月，前往德國海德堡市參加由海德堡大學與荷蘭萊登大學聯合舉辦之“現代中國史學與史學思想研討會”，並在會上作有關陳寅恪史學思想之專題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