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東

該書收入了《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盡頭》三部中篇小説，這三部中篇小説均以“劉曉東”為主人公，各自成篇卻又具有內在的統一性，以三部曲的形式塑造了“劉曉東”這一中年男性知識分子的形象，並藉此探究這個時代的諸般困境。 ^[2]  《等深》是沿着尋找孩子去求證這個病態時代的來歷；《而黑夜已至》是沿着尋找徐果父母和徐果死亡真相去求證究竟誰是這個時代的罪人；《所有路的盡頭》是沿着邢志平半生經歷去求證導致其自殺的根本原因。每個人的講述，都是證詞，並置在一起，又可以看成是所有人對自我的放棄、背叛和懺悔、救贖的精神筆錄。 ^[3] 

中年男人，知識分子，教授，畫家，他是自我診斷的抑鬱症患者，他失聲，他酗酒，他有罪，他以幾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開始自我的審判。這個自我審判的劉曉東，有自己卑下的心思，複雜的愛恨，掙扎於絕望和虛無之間，矛盾重重，猶疑不定，看起來並不像堅毅果決的擔當者。他是與莫莉有染的諸多人中的一個，他在母親去世的當天躺在兒子小提琴老師的牀上，他聊以自慰的、未被現時代污染的乾淨純粹的“直覺”——賴以與下一代交流的唯一通道，也在跟周翔對話之後發現已骯髒油膩，沾染了現時代的卑污。對他來説，人生差不多是在疑悔之間。 ^[4] 

周又堅是一個激昂的批判者，起初他站在時代與社會的對立面，對其進行激烈的斥責。他不容忍，亦不寬恕，試圖用刺耳的咆哮覆蓋住生活中的噪音，咆哮若不足以發泄精神上的憤怒，便會爆發成生理上的痼疾——癲癇。在時代變遷後，周又堅理所當然沒有被社會所接納，他在物質上無法供給家庭理想的生活，在精神上受到的貶抑與打擊亦無法得到治癒，於是徹底淪為一個“格格不入、被世界遺棄的病人”。在周又堅進退維谷的生存境遇背後，是社會奪目斑斕的外表下掩藏的人情涼薄與世俗罪惡。 ^[5] 

患有抑鬱症的成功商人宋朗，他全程參與了城市的改造，給城市披上了光鮮華美的外袍，但也讓城市變得如同一具罹患疾病的身體，在無節制的消耗和揮霍中被緩慢而又悄無聲息地腐蝕和損害。他揹負着深重卻沒有具體來路的罪感存在於世，在明顯的詐騙陷阱面前，他沒有揭穿，而是選擇支付代價以減輕心中的重擔。 ^[5] 

《劉曉東》是一部關注當代人與城市的小説集，弋舟在三個故事的精巧佈局中“苦心經營了一個‘劉曉東家族’人物畫廊”，以有限的篇幅向讀者清晰展現了十餘個人物的城市生活畫卷。在《劉曉東》中出現了多種類型化的人物，如中年失意的知識分子、迷失於愛情與慾望中的女性，等等，但作者的主要意圖並非是創造某種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羣像，而是通過人物間的共鳴、共振強化意旨，表現出作品所具有的現實深度。劉曉東是《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盡頭》三個獨立故事共同的男性主人公，在三個故事中，劉曉東的具體形象不盡相同。站在讀者的立場上，與其把劉曉東當作一個單一完整的人物形象，倒不如將其視為作者所需要的普遍性的集合體，以及作者創作的內在訴求的體現者。在這個意義上，圍繞劉曉東出場的其他人物亦是這一中心主體的分身。正如學者李雪所説，弋舟意在“搭建一個同代人對話的平台，孤獨的個體藉助溝通、探知、在對方身上認出自己，來建構具有同質性、整體性的‘我們’”。通過不同地位、不同經歷的“劉曉東們”最終無一例外潰敗於時代的相同結局，小説在人物命運的不斷反覆中逐漸深化了人與時代之間的矛盾主題，暴露出當代人們所共同面臨的存在困境。

梭羅曾説：“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平靜的絕望中。”現代的存在困境的形成是歷史、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僅靠個人的力量是難以掙脱的。正如海德格爾將“沉淪”看作此在的一個必然狀態，存在困境也成為現代人一種“必要的生命經驗”，且會隨着城市化的進程變得愈加艱難。面對這種無可逆轉的趨勢，弋舟試圖以自己的創作給予這個時代的人一種“勸慰性的温暖”，流露出一種悲憫的關懷。《劉曉東》裏的三個故事基本都是以兩個負罪者的相互救贖貫穿始終的，在同樣經歷過時代的斷裂的同代人之間，沒有冷漠的調侃，也沒有激烈的指責，有的只是兩個破碎靈魂間的惺惺相惜。弋舟“以‘罪’之名寫救贖之實”，在黑暗的夜幕之上仍灑落了幾點希望之光。

《所有路的盡頭》中的劉曉東與邢志平彷彿是鏡面反射下的兩個相似個體，他們有着相近的生日，有着相近的經歷，甚至處於相同的人生境遇。劉曉東竭力去追尋邢志平自殺的根本動力正是為了給自己“提供出一個最終解決的參考”，而他最終並沒有選擇和邢志平一樣的道路，而是將生命作為最後的堅守。在這個時代，“世界越來越不由分説地將人變成一個寄居者”，原本澄澈的空氣被“煤煙、粉塵、玩笑與惡作劇”侵佔，人要在這世界中生活，就要蒙受一層“油脂般的污垢”。但大多數人仍然選擇“保持着他們那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樣子”，“生活在煙塵之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認識問題的實質，才有可能去解決問題”。儘管弋舟在小説中並沒有給人物提供一個救贖的途徑，甚至給劉曉東這代人下達了“註定失敗”的判決，但他們自救與施救的努力卻沒有停止。在這個意義上，存在困境中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對困境的一種超越。

作為生命的一種延續，弋舟還將希望放在了下一代身上。在小説中為數不多的少年人物身上，讀者可以看到在其父輩身上難以看見的優秀品質。《等深》中的周翔就是這樣一個少年，在他身上讀者甚至可以感受到遺失了幾個世紀的“古風”。他“獨自懷抱短刃上路”，向社會的強勢者發起復仇。他沒有選擇躲避在“十四歲”這一法律的保護傘背後，而是跨越了它，“光明磊落地謀求着敢作敢為的責任”。在他的比照之下，成年人是如此狡猾與不堪。劉曉東在尋找失蹤的周翔時依賴的所謂“直覺”，其實不過是當代社會價值體系下成年人世界約定俗成的“骯髒油膩”的規則，這一規則在周翔身上頻繁遭遇否定。在成年人苟延殘喘於世的時候，這個孩子卻響亮而鄭重地向着罪惡要求等深的懲罰。周翔就像是仍沒有被社會擊倒的周又堅，他堅定乃至倔強地走向自我選擇的道路，完成了自我困境的超越。 ^[5] 

該書三部中篇小説陸續發表後引起文壇關注，被選刊廣泛轉載，並獲《小説選刊》年度大獎，入選中國小説學會年度排行榜、當代中國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 ^[2] 

弋舟，本名鄒弋舟，1972年生，祖籍江蘇無錫，中國作協會員。有大量長中短篇小説刊於《人民文學》《作家》《天涯》《花城》《上海文學》《大家》《山花》《中國作家》等文學刊物，部分作品輯入若干選本，並被選刊轉載，著有長篇小説《跛足之年》《春秋誤》《戰事》，中短篇小説集《我們的底牌》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甘肅省文學院為其成立“弋舟工作室”；獲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黃河文學獎”中短篇小説一等獎，及敦煌文藝獎、金城文藝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