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國鐵礦

礦區最早在漢代被開採。西漢時期，江蘇設鐵官7處，東漢時設鐵官4處，管理鐵礦開採和冶鑄業。1954年、1959年、1960年，先後在徐州利國驛和泗洪縣峯山鎮石橋發現漢代冶鐵爐遺址兩處和礦井及露天礦坑遺蹟一處。當時，鐵礦石均為露天開採，沿礦脈採成一條深而長的峽谷。工具相當簡陋，包括單模鑄制的三齒鐵鈀，合模鑄制的，重約30斤的鐵錘等。採礦方法極其原始，對大塊礦體往往採用烈火燃燒，使其受熱膨脹，繼之用水潑澆，令其迅速冷卻而爆裂，然後掄錘敲打逐層剝落礦石，生產效率十分低下。

漢代，利國礦區已採用高爐鍊鐵。就遺蹟來看，煉爐高出地面有1米左右，體型是立式方形，爐身底部東西寬3.8米，南北長約4．7米，爐壁厚1米左右，估計爐高在1.78米以上(爐身北壁在地面以下，高度有78釐米)。內腔作橢圓形，長軸2．5米，短軸1.4米，爐門設在爐身的南部。 築爐時將耐火粘土（內摻食鹽）與石英砂磨碎、混勻，逐層堆砌搗緊，陰乾即成。每座鍊鐵爐裝入鐵礦石兩千斤，燃料用硬木柴或木炭，用特製的皮囊鼓風熔鍊。鐵礦石熔化之後被碳質還原劑還原成熔融態生鐵（鐵水），鐵水由鍊鐵爐腰孔中流出，這個孔要事先用泥塞住。白天十二個鐘頭當中，每兩個鐘頭就能煉出一爐子鐵來。出鐵之後，立即用叉撥泥把孔塞住，然後再鼓風熔鍊。每爐一次可煉出鐵水340.28千克。

如果是造供鑄造用的生鐵，就讓鐵水注入條形或者圓形的鑄模裏。如果是造熟鐵，便在離爐子幾尺遠而又低幾寸的地方築一口方塘，四周砌上矮牆。讓鐵水流入塘內，幾個人拿着柳木棍，站在矮牆上。事先將污潮泥曬乾，舂成粉，再篩成像麪粉一樣的細末。一個人迅速把泥粉均勻地撤播在鐵水上面，另外幾個人就用柳棍猛烈攪拌，這樣很快就炒成熟鐵了。柳木棍每炒一次便會燃掉二三寸，再炒時就得更換一根新的。炒過以後，稍微冷卻時，有的人就在塘裏劃成方塊，有的人則拿出來錘打成圓塊，然後出售。

先將熟鐵打成約有寸半長像指頭一般寬的薄片，然後把薄片包紮尖緊，將生鐵放在紮緊的熟鐵片上面，再蓋上破草鞋（要沾有泥土的，才不會被立即燒燬），在熟鐵片底下還要塗上泥漿。投進洪爐進行鼓風熔鍊，達到一定的温度時，生鐵會先熔化而滲到熟鐵裏，兩者相互融合。取出來後進行敲打，再熔鍊再敲打，如此反覆進行多次。這樣錘鍊出來的鋼，俗名叫做團鋼，也叫做灌鋼。

宋代，利國監的礦冶業有了很大發展，徐州利國發展成為一個大型鍊鐵場所。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設立利國監，為全國金屬礦四監之一。史載，當年（979年）徐州地區有36個冶煉基地，共有6000名工人在此勞動。元豐元年(1078年)，徐州知州蘇軾派人調查，在徐州西南白土鎮發現石炭(煤)，從此，遂用煤代替木炭鍊鐵，使江蘇冶煉技術進入一個新階段。元豐元年（1078年），利國監年產鐵154萬斤（摺合770噸），上交國庫税鐵30.8萬斤（摺合154噸），居全國第三位。同期在徐州設寶豐監鑄銅錢，可見當時徐州冶煉業很興旺。運輸概從水道，利國至泗水50餘里鑿有運鐵河轉運。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東京留守杜充防禦金兵，在河南陽武掘開黃河堤岸，滔滔黃河水經徐州奪泗入淮出海，之後又數度潰決氾濫，大量泥沙淤積河牀，阻斷泅水入淮通道，水滯瀦成微山湖泊，淹沒利國的多數礦坑，峒山沉入湖中成為孤島，採冶業開始由盛轉衰。元朝和明初，臨近湖濱的礦點陸陸續續有過開採，皆因無法排除坑內湧水，至明中葉終於完全停採。

清光緒七年(1881年)，兩江總督左宗棠“為籌辦防務，製造船炮”，奏準開辦利國驛煤鐵。令徐州兵備道程國熙“查勘確實，遴員舉辦”；程國熙推薦候補知府胡恩燮承辦，以胡之子碧澄“提調礦務”。光緒八年（1882年）八月二十四日，胡恩燮開設官督商辦的利國煤鐵礦務局，聲言“不請官本，一律由商集股辦理”，“首籌鍊鐵，煤鐵並舉”。在利國“認領礦山十座，購地十一頃七十八畝”。同年（1882年）十一月十四日，左宗棠應胡恩燮之請，擬就“為開採徐州銅山縣境煤鐵援案”奏摺，上書光緒皇帝“請減税銀，以期暢銷”。光緒帝親批“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然而，風雲突變，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商市驟落，人心慌惶，眾股“怵於時會，紛然解散”，原計劃集股銀五十萬兩，僅集資十餘萬兩銀子。迫於資金無法週轉，股東會議決定“暫置開鐵，先行從事採煤”，忍痛放棄開採鐵礦鍊鐵的計劃。胡氏晚年在南京“愚園”總結辦礦得失，著有《利國礦務劄記》傳世。

光緒十四年（1886年）十一月，金陵機器局用利國鐵礦石煉製二磅後膛鋼炮成功，李鴻章讚譽徐州利國鐵礦所產鐵質甚美，煤亦合用，水陸交通方便。遂指派海軍衙門盛宣懷宮保策劃開發。兩年後因無力開辦而停止。

宣統三年(1911年)八月，直隸候補袁世傳(袁世凱之七弟)，集資122萬元，備價接受胡碧澄原置礦產，開設利國驛鐵礦有限公司，招用工人千餘，因兩遭兵燹而中止。採礦工程僅開了數道淺槽，正式開採工作很少進行。且袁氏積欠礦息極巨，後由江蘇省農礦廳收回礦權。

民國20年(1931年)，上海資本家趙威淑（女）來此開辦利華鐵礦，從上海招僱女工千人，1932年採出礦石137074噸，1933年為150357噸，全部銷往上海，後因日軍進攻上海，運輸不暢而停採。民國22年（1933年）秋，南京資本家郭氏接替開礦，礦工二千餘人，礦石經浦口上船銷往日本。後因銷路不佳，郭氏誘騙本地財主胡本之、利國鎮長厲存安等人入股合辦。不久，郭氏潛逃上海，鐵礦隨之破產關閉。嗣後，又有山東杜榮貴結集利國一些紳士、財主合資採掘，時採時斷，規模極小，終因運輸受阻，而停止開採。

1938年5月13日日軍攻陷徐州，隨即調派人馬對利國礦進行地質調查，為掠奪開採做準備。1940年，日本人到利國開採鐵礦，起初名義上稱中日聯合開發，由日本鋼管株式會社、信託三友公司董事長巫寶山與利國鄉偽鄉長徐風山簽定了開發鐵礦合同。徐氏出賣礦權，收取800元光洋後逃走，日本人便成立鋼管株式會社清水組，由包工櫃三友公司負責開礦。日方經理巫寶山，中方經理劉子其(青州人)，就地招工在羊山、小北山、西馬山等處開採礦石。1942年，三友公司卸職，礦名改為鋼管株式會社利國驛鐵礦，取銷中方代表，由日本鋼管株式會社直接管理，日本人勝呂任礦長兼採礦系主任。礦部外圍安有鐵絲網，網裏邊挖出一條2米寬大水溝，離大溝三四十米處砌有一道2米高石牆，轉角處設有碉堡。日本人辦公室、倉庫、衞生所和居住房都在圍牆之內，進入要經兩道崗哨。礦警有一箇中隊百餘人，配備輕重機槍、手槍、步槍。採礦全是露天開採，後來增加的礦點有鐵山、厲灣、銅山島、白山等處。採礦依靠人力，鋼釺鐵錘打眼，雷管炸藥爆破，槓子籮筐抬運，開採是掠奪式的，採富丟貧，亂掏亂撬，安全毫無保障。西馬山礦坑發生一次塌壁事故，在場44人就有38人被壓倒，其中砸死4人，重傷6人。工人來源，初由工頭招收，叫“毛子工”(即臨時工)，來去自由，農閒時多達八九千人，農忙時少至幾百人，生產極不穩定，後來從開封、漣水、唐山、濟南、德州、滕縣等地招進上千災民、農民、工人當礦工。礦部供應材料、工具，工資按每噸礦石1.55元(一斗高粱0.6～0.7元)包給工頭，礦工實得工資微薄，過着飢寒交迫、牛馬不如的奴隸生活。礦工居住“羅漢屋”(深入地下1.5米，上蓋蘆葦草)，一間要擠幾十人，稻草當牀鋪。整個房子像地窖，透不進一點陽光，1940年寒冬臘月即凍死400多人。春夏室內潮濕，瘟疫流行，死亡無數。許多人患上血汗病，身體幾天不出汗，兩鼻孔出血至死。歷年被迫害奴役致死的勞工，埋葬於羊山之野，世稱“萬人坑”、“掩骨山”。1945年3月，偽淮海省省長郝鵬舉令人建立石碑，刻書“利國礦山中國勞工殉職塔”以誌悼念。礦區修建有運礦鐵路專線，礦石經連雲港和青島碼頭海運到日本，送往八幡制鐵所冶煉鋼鐵。由於利國礦鐵品位高，硫磷有害雜質極低，並伴生有銅、鈷等有益組分，故被稱為“鋼鐵冶煉的藥引”。據統計，1940-1945年間，日本人累計掠走鐵礦石（含鐵大於52%）60萬噸，附帶劫走煤炭276.39萬噸。

1949年10月10日，山東工礦部派皮德山率領26名幹部和工人到利國籌建鐵礦，首批招收礦工300多名，出售日本人遺留白山坑口2000多噸礦石作為復礦資金。1950年3月，全礦職工增至1192人，組成6個採礦隊在羊山、白山礦區舊坑恢復生產，凹陷露天開採，人工打炮眼，人抬大筐搬運，肩挑手提水桶排水，年產平爐礦石11.72萬噸，剝採比為1.6，生產成本每噸3.15元。是年（1950年），另有句容縣下蜀鎮失業工人20餘人，在當地自發開採鐵礦石銷往上海。

“一五”計劃期間，利國鐵礦運用國家撥給的資金234萬元，逐步實行小型機械化採礦，結束手工作業。完成33千伏輸電線路工程，採礦生產始用電力。建成白山至北湖窄軌鐵路，開通礦石外運專線。採場啓用風鑽打眼、穿孔機鑿巖、捲揚機提升、水泵排水、小蒸汽機車運礦、1立方米電鏟挖掘，其中，第一部運礦的小火車，首批使用的風鑽、捲揚機，都是從龍煙、海南鐵礦等20多個老企業收購來的破舊機械設備修配改制的。該礦還得到蘇聯奧波羅尼克、阿爾先捷耶夫、赫洛莫夫等專家的直接指導，推行蘇聯鑿巖爆破方面的先進技術，如擴大窩底爆破法、小藥室爆破法、蛇穴爆破法，提高爆破效率10～20倍，降低炸藥消耗量30～50%。全礦開展各種技術革新活動，取得豐富的新成果，如礦工徐成明創造“階梯採礦法”，改變平地掘坑開採效率低下的局面，提高工效十幾倍；創造和推行各種形式的土溜子裝車和平台裝車，提高裝車效率50～350%；坑內外推廣自溜道、無極繩運輸，提高推車效率40～60%；創造“人造山”排土法，減少堆土佔用土地。從而使年產量提高到36.12萬噸，優質平爐富礦佔5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