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伯倫

Veblen Thorstein

制度經濟學——幾十年來的一個重要學報，是凡勃侖和約翰·R·康芒斯(John R Commons) 創立的，韋斯利·克萊加(Wesley Clair)、約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等後來的凡勃侖追隨者們形成了這一學派的特點。

托爾斯坦·凡勃侖1857年生於威斯康星州的一個挪威移民的農業社區，從小他一直講挪威語，直到十幾歲才開始講英語。在卡爾頓學院，凡勃侖從師於約翰·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他是當時新興的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一位一流理論家，而後來凡勃侖正是對這一學派展開最尖鋭的抨擊。克拉克只是凡勃侖從師學習，但後來背棄了其理論的第一個當時的知識界巨人。作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個研究生，凡勃侖從師於著名的哲學家查理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他是實用主義學派的創始人，此學説後來經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 的努力而更加廣為人知，在耶魯大學，凡勃侖最終取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並在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指導下學習經濟學，此人作為美國的一流"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廣為人知。

凡勃侖所受的教育使他與他在其間長大的世界格格不入，在那個環境裏，他的父親是唯一送子女進了大學的人，他與這些學術機構也格格不入，在這裏，他要努力弄到錢才能得到個教育機會，並且由於他舉止粗魯，不修邊幅，以及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使他難以跟其他學生合羣。他對宗教的懷疑，個人的怪癖，使很多美國的大學和學院不願聘他為教師，因為在那個時代，這些學術機構往往是由教會資助的.而且這種資助絕非是無足輕重的。

從1884--1891年，在這長達7年當中，凡勃侖一直失業，先是靠家裏養活，而後又靠岳父家接濟。直到1891年，34歲時他才在康奈爾大學的經濟系謀到一個職位。後來，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學聘請他的老師勞倫斯·勞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他把凡勃侖帶去當一名教員。4 年之後，凡勃侖被提升為講師，並被任命為《政治經濟學雜誌》的總編輯。

雖然凡勃侖的學術生涯開始得很晚，但他在這之前的那段日子並沒有完全枉過，那些年裏他博覽羣書，並進行創造性的思考，在19世紀90年代，他在一些社會學和經濟學專業刊物上發表了很多文章。1899年，42歲的凡勃侖出版了他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作品《有閒階級論》。

凡勃侖的文章，無論是專業的還是通俗的，內容是經濟學的還是社會學的，都充滿着進化的觀點，並不是達華文的生物進化論，而是社會進化論，特別是思想方式的進化。不論是他在《美國社會學雜誌》發表的關於“所有權的起源”，還是關於“婦女的未開化狀態”，或是在《經濟學季刊》上刊出的“經濟科學的偏見”以及“為何經濟學不是一門進化的科學?”凡勃侖的思想充滿了達爾文適者生存的觀點。但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強調這些進化過程給社會帶來的好的結果，凡勃侖則強調那些早先時代的時代錯誤之殘餘，在那些時代裏，由於思想落後於變化中的現實而使生產的發展受到阻礙。經濟學之所以落後於時代而於事無補，正是因為它的分析方法不是進化的。

常規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受到了批評，並非由於他們本身的錯誤，而是因為他們把注意力囿於一些狹窄的偶然現象，並且拒絕對經濟活動發生在其間的廣闊文化環境進行理論上的探究。凡勃侖認為，有些經濟模型考慮的經濟調整，是“沒有滯後、漏洞和摩擦的”，所以，這些模型是完全不現實的。不過，這並不是天真的抱怨，後來的制度經濟學家們有時也抱怨理論模型並不能完完全全地複製現實世界的所有突出特點。凡勃侖承認，要使一種理論“有用”，它不必“像真的那樣真”。但是他堅持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某些特殊假設所遺漏的，正是他認為對於研究國民經濟怎樣和為什麼不是簡單的數量增加，而是持續不斷地發生結構演化這個問題最為重要的東西。凡勃侖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是無法“解釋增長現象的，除非增長只是指大小、體積、質量、數目、頻率方面的變化。”

凡勃侖希望經濟學所做的那種研究不同於在他之前的任何經濟學研究，也不同於他之後的經濟學研究。這種研究是要發現經濟模式發展變化的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原因和結果，這種經濟模式變化，如從漁獵社會發展到了農業社會，從手工業到工業大生產。很明顯，無論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都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努力。凡勃侖批評他們提出了種種錯誤的問題，而不是給出他們所提問題的錯誤回答。在這個過程中，他説了不少挖苦話，也提出了很多格言警句，這些後來都被其他人用於對經濟學進行更徹底也更天真的攻擊。

凡勃侖本人努力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認識經濟模式的演進，模糊了經濟學同社會學或歷史學的界線，並的確模糊了經驗研究與自信地揣測之間的界線。當他寫《婦女服飾的經濟學理論》或《手藝的本能》時，很顯然，他已處於一個模糊地帶。的確，在他的經濟學與非經濟學著作之間沒有一條明顯易辨的界線。

凡勃侖所倡導的制度經濟學，與它以後的一些變種有很大的不同，這部分地是凡勃侖給制度下的定義所致。凡勃侖認為制度不是組織結構，而是大多數人所共有的一些“固定的思維習慣”。它們是在給定的時間、地點佔統治地位的一些“固定做法、習慣、行為準則、權力與財產原則”。有時這些原則要與組織實體結合，但僅僅對組織的描述（就像以後的制度經濟學家所為）並不是對使它們有意義的一些基本社會和文化形態的進化進行分析。凡勃侖更傾向於分析，而不是描述。他不願模仿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他認為，“根本不能稱歷史學派創造了一門科學，他們的目的不是進行理論研究工作"。而凡勃侖的目標是理論研究工作，然而，很久以後，制度經濟學家們卻陷入對某些特定結論的過分描述。

從建立了許多理論來看，雖然凡勃侖是一個理論家，但是他既不是一個系統的分析家，也不是依賴經驗證據的系統的理論檢驗者。提出一些先入為主的判斷，舉出了一些有選擇的例證，對反對意見做些不痛不癢的反駁，這就是凡勃侖通常的風格。

凡勃侖的著述並不缺乏經驗事實，但他缺少經驗證據。在凡勃侖的文章中，可以發展很多描述性的東西，但很少以任何系統的方式把這與從某個一般理論得出的具體假説聯繫起來。這成為他留給制度經濟學的部分遺產。凡勃侖早期的一篇關於小麥價格的文章，是乏味地做統計學描述的一個典型，這種風格也成了他的學生威斯利·C·密契爾(Wesley C . Mitchell)創建的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建所初期的標誌。

通過米契爾、J· M· 克拉克(J. M. Clark) 和他的其他門徒，凡勃侖對經濟學產生的影響超出了他自己的學術生涯範圍和他的壽命。他的著作成為經濟學內外用於社會批評的學説和警句格言的一個源泉。但是，從長遠觀點看，經濟學技術上的發展使制度經濟學遠遠落後了，甚至連全國經濟研究所最終也成了研究新的理論和經濟計量學趨勢的一部分。如果沒有凡勃侖，很難説當代的經濟學能與過去的經濟學有所不同。

不過，凡勃侖仍不失為一位領一代風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