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

社會也像個體一樣，應被看作是以這樣方式進化的有機體。這一理論被人用於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窮人是生存競爭中的“不適者”，不應予以幫助；在生存競爭中，財富數量是成功與否的判定標準。在對待社會的問題上，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政策的哲學基礎，支持盎格魯－撒克遜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優越的説法。社會達爾文主義在20世紀衰落，因為生物學知識和文化現象知識的領域不斷擴大，足以駁斥而不支持其基本信條。

斯賓塞對進化論的闡述實際早於達爾文，其在闡述達爾文進化論論點的《物種起源》 ^[3]  出版的1859年之前，便已於1850年出版了《社會靜力學》 ^[2]  。斯賓塞在此書中系統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進化論觀點，其認為社會可以和生物有機體相比擬，社會與其成員的關係有如生物個體與其細胞的關係。社會進化是指社會有機體在適應外部環境的過程中，其內部的功能和結構所發生的變化，一般需要在細分化-異質化-凝聚-確定幾個環節。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傾向，而是一種社會基模，根據自然界“食物鏈”現象提出“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並以此解釋社會現象。 ^[4]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由著名啓蒙思想家嚴復在戊戌變法時期介紹進中國的。當時的情形是，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打敗了中國，列強進而羣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為挽救民族危亡，康有為等維新派掀起維新變法運動。康有為從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尋找變法的根據，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為的變法理論新奇但充滿臆斷，自然遭到守舊分子的猛烈抨擊和抵制。正當此時，嚴復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赫胥黎是達爾文的朋友和堅定支持者，他的《天演論》（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嚴復翻譯的是進化論部分）是宣傳生物進化論的著作。

但是，嚴復翻譯這部著作，目的並不是為了向國人介紹這一自然科學學説，而是藉以説明“自強保種”的道理：“天演之事，不獨見於動植二品中也，實則一切民物之事……乃無一焉非天之所演也。”因此，他並不嚴格按照赫胥黎的原文翻譯，而是用加按語的形式，往裏面加進了斯賓塞的觀點和自己的發揮。他是在借赫胥黎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即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來喚醒國人：如果再不變更舊法，發憤圖強，亡國滅種的危機就在眼前。他加進的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才是他要向國人傳達的核心思想。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將達爾文進化論中自然選擇的思想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一種社會理論。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英國哲學家、作家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風行從19世紀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有人認為現代的社會生物學也可歸類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學派中。“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曆史學家Richard Hofstadter於1944年初版的著作《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美國思維》，所以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來指稱1944年前的相關思潮是不確切的，但這種用法已被歷史學界廣泛採用。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指一種思想。這種思想認為達爾文主義，特別是它的核心概念——生存競爭所造成的自然淘汰，在人類社會中也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認為它在人類的進化、發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這種思想常被利用來強調人種差別和階級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戰爭不可避免等。此外，把進化論用於社會的學説和思想，通常稱為社會進化論。它與社會有機體學説是相聯繫的。社會有機體學説的實際創始人是斯賓塞（H.Spencer）。有人説達爾文進化論確立以後，社會思想方面受斯賓塞的影響比達爾文更顯著。這在美國和日本等國都是這樣。雖然斯賓塞是站在拉馬克學説的立場上。但在研究社會進化時，則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比較適宜。

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被其擁護者用來為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名，理由是赫伯特·斯賓塞所説的“適者生存”。至此，赫伯特·斯賓塞對社會和道德機制進化的理解被異化為與其哲學思想相對立的東西。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傾向。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用這一思想説明社會進步和變革的不可避免，也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人類的退化不可避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進化論一樣，經常被捲入關於優生學的爭論。

社會進化和文化進化的理論在歐洲思想界很常見。達爾文之前的啓蒙時代思想家，如黑格爾就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的思想家認為，鬥爭是社會生活的天然特徵。托馬斯·霍布斯在17世紀寫成的著作《自然狀態》中已經出現達爾文所描述的對自然資源的競爭。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其他社會變革理論的區別在於，它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應用於社會研究之中。

達爾文對進化的獨特研討與其他理論的區別在於：達爾文強調自然對人類的發展的影響高於超自然影響，認為人類像動物一樣為生物學法則所約束，特別是人口增長對個體的壓力。與霍布斯不同，他相信這種壓力使具備某種生理和智力性狀的個體常勝於其他個體；隨着時間推移，這些特徵在種羣中的積累會導致新物種出現。

達爾文覺得“社會本能”如“憐憫”和“道德情感”也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這些進化的結果使他們所在的社會得到增強。他在《人類起源》中表述了這樣的觀點。所以，達爾文確實相信社會現象也是由自然選擇塑造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要思想家包括赫伯特·斯賓塞、馬爾薩斯和朗西斯·蓋爾頓等。

社會達爾文主義有時與達爾文本人的著作是有區別的，並且與達爾文著作出版後一個半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現代進化論不盡相同。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簡化觀點是，人、特別是男性必須為了在未來能夠生存而競爭，不能給予窮人任何援助，他們必須要養活自己，雖然多數20世紀早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和提高工資，以賦予窮人養活自己的機會，使能夠自足者勝過那些因懶惰、軟弱或劣等而貧窮的人。達爾文也相信雄性較雌性優越，這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一脈相承。

對達爾文生物學觀點的另外一種社會解讀是所謂優生學，該理論由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發展起來。高爾頓認為，人的生理特徵明顯地世代相傳，因此，人的腦力品質（天才和天賦）也是如此。那麼社會應該對遺傳有一個清醒的決定，即：避免“不適”人羣的過量繁殖以及“適應”人羣的不足繁殖。高爾頓認為，諸如社會福利和瘋人院之類的社會機構允許“劣等”人生存並且讓他們的增長水平超過了社會中的“優等”人，如果這種情況不得到糾正的話，社會將被“劣等”人所充斥。達爾文帶着興趣閲讀了他表弟的文章，並且在《人類起源》中用了部分章節來討論高爾頓的理論。不過無論是達爾文還是高爾頓，都沒有主張在20世紀上半葉得以實行的優生政策。他們在政治上，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強制。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種族優越和競爭思想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關聯。雖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觀簡單而言是白色人種必須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種，然而還有其他更復雜的觀念。達爾文進化論基於基因分岔和自然選擇理論進行種族劃分。基因分岔是指一組物種彼此之間互相分離，從而各自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基因特徵，這一理論適用於包括人類的所有生物。正是由於基因分岔，我們今天才有不同的人種和族羣。19世紀末20世紀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歐的日耳曼人是優等人種，因為他們在寒冷的氣候中進化，迫使他們發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現今時代表現為熱衷於擴張和冒險。另外，相對於非洲的温暖氣候，自然選擇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徹底地淘汰體格軟弱和低智力的個體。大日耳曼主義者還論證，如果動物在體能和智力上適應其所在地氣候，那麼人類也是如此。這些思想得到當時的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全力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生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此人是達爾文理論的早期捍衞者，並得到“達爾文的看門犬”的綽號。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心理學領域的支持者包括麥獨孤（William Mc Dougall）。

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幼稚的種族觀念是：一個種族為了生存必須具備侵略性。達爾文進化論清楚地説明，各物種為了生存而不停地鬥爭，弱小物種和種族的消亡和滅絕貫穿了歷史。白種人被看作是最偉大的人種是因為他們具有優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蠻人，在另一些地方則乾脆將他們滅絕，正如美國人在北美洲及英國人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所作所為。從“適者生存”的觀點來看，創造了輝煌的西方文明的白人才配生存。但是在現代社會，當白人成為內部政治爭鬥的犧牲品時，亞洲的黃色和棕色人種不斷地積蓄力量以準備推翻白人在全球的控制權。許多人相信，白種人和西方文明最終被“劣等”種族和文化所排擠掉只是時間問題。上述思想在20世紀初得到不少名人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國記者Lothrop Stoddard和航空界的英雄查爾斯·林白。林白雖反對種族主義，卻相信白種民族為自己的利益着想，必須保持技術優勢，特別在航空業。

儘管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在社會和政治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它在今天已經不再時髦，沒有人再自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社會達爾文主義曾在歐洲的一些社會圈子裏——特別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知識分子之間——廣泛流傳。哲學家尼采創造了“超人”這個概念。在國際政治上，各帝國之間的競爭鼓勵了軍事化和對世界依照殖民勢力範圍進行劃分。當時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解讀更側重於物種間的競爭而非合作。社會達爾文主義可能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納粹德國的領土擴張和種族滅絕政策有重要影響。

赫伯特·斯賓塞的思想在19世紀70年代，特別是在美國，不可思議地流行。在鍍金時代的美國，Edward Youmans，William Graham Sumner，John Fiske，John W. Burgess等作家和思想家在斯賓塞和達爾文的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社會達爾文主義。

Sumner在19世紀80年代放棄了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一些當代歷史學家認為他從來也沒真正相信過社會達爾文主義。

大部分美國生意人拒絕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中暗含的反博愛主張，相反，他們用成百上千萬美元建造中小學、大學、醫院、公園等設施。安德魯·卡耐基雖仰慕斯賓塞，他卻也是當時（1890-1920年）世界上最著名的慈善家，他還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的領袖。

傑克·倫敦創作了不少描寫生存的小説，他在作品中表達了自己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解。

社會達爾文主義曾在美國流行，這可以歸因於如下事實：美國社會曾是建立在適者生存的基礎上，當年的美國民族是由移民組成，這些離開自己家鄉去美國的人都是最強壯也具野心的。相信“昭昭天命”去開拓邊疆的擴張者需要克服極大的困難，他們對印第安人的殘忍處置鍛造了美國。

（美國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指稱保守派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放任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辯護。有不少人簡單地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和利他主義。

一些20世紀前的極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預見了優生學和納粹的種族學説。其批評者將公眾頭腦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優生學，種族主義，新帝國主義，偽科學聯繫在一起，對它的批評還被擴展到其他與之相似的政治理論或者科學理論，例如進化心理學。

同樣，資本主義，特別是主張放任自由的經濟學説被（美國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所攻擊，他們將其等同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這些經濟學説都建立在自然稀缺的假設上，並且主張“物競天擇”的經濟行為。

然而，1880年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中很少有人主張資本主義或者“放任自由”。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要求一個強勢政府來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以便掃除掉劣等人。他們並不相信市場能起到這個作用。主張“自由放任”的著名經濟學家米瑟斯在他的人類行為一書中論證説，社會達爾文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原則相矛盾。

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必然產生特定的政治立場，有些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論證進步是無可避免的，有些則強調人類不斷退化的潛力，還有人把社會達爾文主義捲入所謂進步力量。其實，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些相關的社會理論的薈萃，正如同存在主義是一些密切聯繫的哲學思想的總稱，而不是一種單獨的哲學。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關鍵是論證社會意義上的“適者生存”：是自然過程讓某些人生存並繁殖，通過慈善事業對此進行校正是反自然而且低效的，成功或者失敗取決於自然性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