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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宗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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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宗派事件(朝鮮語:8월종파사건)是指1956年8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生的一場政治風波。
蘇共二十大以後,朝鮮勞動黨的一些高層領導幹部反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和高層人事政策,這些幹部包括朝鮮內閣副首相崔昌益樸昌玉、商業省相尹公欽、建材省相李弼奎、職業總同盟委員會委員長徐輝等,為此試圖在1956年8月30日舉行的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8月全體會議上對金日成展開批評,但不僅未能取得多數人的共鳴,反而遭到猛烈抨擊而失敗,部分反對派成員流亡中國。隨後中蘇派人到朝鮮過問此事,但最終金日成渡過難關,不僅肅清了反對勢力,而且其領導地位更加鞏固。
中文名
八月宗派事件
外文名
8월 종파 사건
發生時間
1956年8月
發生地點
朝鮮
主要人物
金日成
崔昌益
樸昌玉
尹公欽
李弼奎 展開
主要人物
金日成
崔昌益
樸昌玉
尹公欽
李弼奎
徐輝 收起

八月宗派事件事件背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其殖民地朝鮮半島獨立,蘇、美以三八線分割佔領朝鮮半島,其中蘇聯所控制的北半部立裏,曾參與過東北抗日聯軍的共產主義者金日成從蘇聯回到朝鮮,將朝鮮的共產主義者統合為朝鮮勞動黨,並在1948年9月9日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出任內閣首相(政府首腦)。不過,朝鮮的共產主義者成分複雜,主要由①金日成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戰友(被學界稱為“游擊隊派”或“金日成派”)、②曾接受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並在中國關內地區抗日的朝鮮共產主義者(被學界稱為“延安派”或“中國派”)、③出生成長於蘇聯境內並曾加入蘇共的朝鮮共產主義者(被學界稱為“莫斯科派”或“蘇聯派”)、④後來遭到韓國鎮壓而撤到北方的南勞派(南朝鮮勞動黨)以及⑤以咸鏡南道為中心的朝鮮北方共產主義者等派系構成。在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建立之前,吳琪燮、鄭達憲、李舟河、崔容達等朝鮮北方共產主義者已遭到抨擊而失去影響力。朝鮮戰爭後期,金日成與南勞派領袖樸憲永之間的矛盾升級,最終以涉嫌美國間諜的罪名肅清了樸憲永、李承燁、李康國等南勞派勢力。此外,蘇聯派的領袖許嘉誼也對金日成領導表示不滿而受到批判,在朝鮮戰爭結束前夕自殺。 [1]  [2] 
朝鮮戰爭結束後,朝鮮還剩下游擊隊派、延安派和蘇聯派三派。在此前的清洗中,無論延安派還是蘇聯派都支持和擁護金日成。如蘇聯派的樸昌玉在任宣傳鼓動部部長期間帶頭將金日成塑造為“斯大林的忠實弟子”乃至“朝鮮的斯大林”。另外,出身延安派的崔昌益編纂朝鮮共產主義革命史和抗日運動史教科書時將金日成讚頌為“朝鮮民族解放鬥爭的主流”,甚至將金日成塑造為“朝鮮民族的英明領袖”。尹公欽和徐輝等也因主導搜查樸憲永和南勞派幹部的整風運動——“第五次全體會議文獻討論事業”,以此獲得了金日成的高度信任。不僅如此,他們和崔昌益、李弼奎等一些中國出身的幹部在1955年末至1956年初,還積極參與到了對樸昌玉、樸永彬、奇石福等蘇聯籍朝鮮人高層幹部的肅清。延安派的金斗奉和崔昌益不僅同意金日成的政治肅清,還默許了樸一禹方虎山等延安派將領的免職。在戰後經濟重建過程中,延安派及蘇聯派的大多數幹部也同金日成保持一致。1955年初,由於金日成政權的政策缺陷和一部分地區的大饑荒引發了農業及糧食危機,黨內和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不滿情緒。雖然現有研究認為這些是延安派和蘇聯派的立場,但也有人認為他們的的立場與金日成保持一致。總之,並無明顯跡象表明延安派和蘇聯派以中國和蘇聯為後台與金日成展開權力角逐,而是長期配合金日成並在朝鮮黨和國家擔任要職。 [2] 

八月宗派事件事件起因

1955年5月,蘇聯高層指出了金日成的權力壟斷和個人崇拜問題,並要求糾正,金日成推薦自己的追隨勢力崔庸健出任內閣首相。而崔庸健的政敵樸昌玉和樸永彬兩名蘇聯派新領袖則反對任命崔庸健為內閣首相。金日成認為蘇聯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了朝鮮領導層,並決定罷免蘇聯派中的領導高層幹部和宣傳部門的幹部。金日成隨後假手延安派來打擊蘇聯派,而崔昌益、徐輝、李弼奎等延安派予以配合。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在社會主義陣營掀起了批判斯大林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浪潮。金日成對此十分憂慮,為了制止蘇聯派的批評、掩蓋自己的“反蘇”意圖,他將責任轉嫁給延安派。延安派由此開始公開反對金日成,高鳳基訪問了自己曾批判過的樸昌玉等蘇聯派成員,為自己過去的行為道歉,雙方終於實現聯手,從1956年4月起,以奉行蘇共二十大精神為名,要求公開討論金日成個人崇拜問題罷免樸金喆樸正愛金昌滿鄭準澤等現任領導幹部。對此,金日成雖承認領導層存在一些缺陷,但還譴責稱,這些人是利用批評個人崇拜問題“使兄弟國家陷入混亂”,並造成“反黨”氛圍的“宗派主義者”。 [2] 
在這期間,金日成和反對派雙方都在爭取蘇聯的支持。蘇聯雖然沒有明確支持任何一方,但始終把朝鮮的政治穩定放在首位。在1956年夏金日成訪問蘇聯和東歐等國期間,蘇聯領導人要求金日成自己批評個人崇拜問題和各種政策缺陷,並加以改正,不過蘇聯方面也強調這必須由金日成本人來主導,即支持由金日成自己糾正錯誤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蘇聯方面還多次向反對派強調不要損害金日成的政治威信,並勸阻對金日成進行公開批評,對領導層人事問題嚴格採取中立和不介入的態度。8月13日,蘇聯駐朝大使伊萬諾夫將蘇共中央關於關於二十大決議討論和執行內容的一封信的轉達給金日成,其中強調“黨內民主不能淪為以損毀黨或削弱黨的紀律為目的和助長對黨領導層及機關負責人的負面輿論工具”,這句話使金日成備受鼓舞。同時,他在回國後經過與中央和地方幹部的交談,發現雖然金斗奉等最高領導參與反對派,但在所有幹部羣體中,反對派屬於一小撮,因此堅定了自己的信心。 [2] 

八月宗派事件事件經過

8月21至23日特別會議
1956年8月18日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委會會議上,金日成公開了蘇共中央來信,並讓常委們傳閲。崔昌益在這次會議上辯解説,他只是想指出黨的領導層在工作上的缺陷。另外,金斗奉雖然不掩飾對黨領導層的不滿,但也提議“為處理黨內發生的問題,希望召開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於是為處理黨內矛盾,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委會在8月21至23日召開了為期3天的特別會議。會議第一天,崔昌益和金斗奉提出了朝鮮勞動黨內部存在金日成個人崇拜現象、缺乏集體領導原則、文學藝術政策上的誤區以及對領導人的忠誠度而不是能力為標準來決定的幹部選拔等問題,還批評了現任領導層在政策上的過失。由於金日成從回國後就大體上承認了上述內容,所以沒有太大的分歧就達成了協議。金日成表示:“承認黨中央領導人在工作上表現的不夠完美,因此常務委員會將會採取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然而,主要爭論仍然發生在金日成和反對派之間的焦點——現任領導層人事更迭與否這一問題上。崔昌益和金斗奉堅持罷免樸正愛、樸金喆、鄭一龍、鄭準澤、金昌滿等多名現任領導層成員,要求常委會對他們進行調查。對此,樸金喆、金昌滿、金一、林海、南日等人均一致表示反對,説他們在反對金日成,還助長了領導層的內部矛盾,削弱了黨的力量。而崔昌益則堅持認為自己並不反對金日成。他認為“金日成同志今後還要做很多工作”,“他應該任用一些有原則的、值得信賴的同志,但現在被無能的人包圍着”。
儘管金斗奉和崔昌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但最終還是以金日成的勝利而告終。如上所述,在15名常務委員和候補委員中,除了金斗奉和崔昌益以及具有中立傾向的樸義琓之外,都是親金日成勢力,因此反對派從一開始就處於劣勢。在會議最後一天,金日成宣佈:“在對黨中央目前掌握的受批評幹部(即樸正愛、樸金喆、鄭準澤、金昌滿等)的相關資料進行審查的結論是,罷免這些幹部職務的理由不夠充分。”因此,金斗奉和崔昌益的人事更替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
隨着金日成的追隨勢力不斷批評崔昌益,他過去的政治行為和錯誤也在會議上被揭露。據參加會議的朝鮮外相南日對蘇聯駐朝大使伊萬諾夫所言,金斗奉在聽到崔昌益多次參與政治陰謀的前科後轉變立場,還提出解除崔昌益的主要職務。另外,金斗奉在人事調整問題上也改變了部分立場。金斗奉以前批評樸正愛在日據時期的親日嫌疑,並要求罷免,此次會議後就認為在選拔內閣部門人士時,不能只抓住個別幹部的過去問題而不放手,還要對幹部過去的事蹟進行全面審查。這意味着金斗奉在金日成的壓力下,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妥協。南日認為,“老頭子(指金斗奉)脱離了以崔昌益為首的集團”是特別會議的一大成果。 [1-2] 
8月30至31日全體會議
金日成在此次特別會議取勝後,其自我批評只在表面上進行。8月29日,朝鮮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對金日成即將在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8月中央全會上發表的演講稿進行了最終審議。在演講稿中承認“我國也存在着一些個人崇拜現象”,並對“領導人(金日成)”“萬歲”等稱呼和口號上的個人崇拜現象及朝鮮歷史教科書中過度讚揚個人作用等方面進行了自我批評,但沒點金日成的名字,反而點了樸憲永曾受到南勞派幹部的崇拜。演講稿中還增加了對黨內不滿勢力的強烈警告。朝鮮領導層規定,黨的隊伍的團結統一是“當前黨內生活的首要問題”,並主張與危害它的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進行頑強的鬥爭。尤其是,演講稿結尾處的呼籲“同至今仍留在黨內的宗派主義思想作鬥爭”實際上針對的是以崔昌益為中心的反對派。同時,金日成還在場外進行了事前準備工作。作為金日成親弟、黨組織指導部副部長金英柱先後突襲了朝鮮職業總同盟和內閣工業建築材料局,扣押搜查了他們的相關工作資料。他還當着有關部門人員的面,將徐輝、尹公欽、崔昌益、李弼奎定為“宗派主義者”和“反黨分子”,並指示他們與之展開鬥爭。不僅如此,當時擔任平壤市黨委員長的金日成追隨勢力李松雲召集了過去數年間在尹公欽和高鳳基領導下的平壤市黨員,聲稱他們企圖破壞黨,並開始進行內部管制。接到金日成的緊急命令,從蘇聯回國的內務相方學世也加入其中。內務省開始對包括反對派在內的部分常委及中央委員等主要幹部進行監視,並對高層幹部的司機及秘書等身邊人士也進行了調查。最後是將其餘的蘇聯派從反對派中分離出來。8月底,建設省相金承化因赴蘇留學已經無法參加全會,樸昌玉難以拉攏。因此,金日成及其親信樸正愛、金一、方學世開始不斷做蘇聯派中的樸義琓的工作,説莫斯科支持的就是金日成自己,並囑咐他不要在全會上對領導層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8月30日至31日,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8月全體會議終於召開。會議議題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在6月至7月進行的海外出訪結果和人民保健政策的改善事項。此外,作為領導層內最熱門的話題——對個人崇拜現象原本也將進行批評和討論。但隨着金日成為消除不滿勢力而展開的政治攻勢和陷入困境的反對派的抵抗,會議成了雙方之間的最後一場對決。
在會議的第一個環節即開會報告中,金日成按照之前草案內容,對個人崇拜現象和現領導層的政策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他提到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對蘇共決定並開展個人崇拜批判的路線表示支持。此外,還列舉了若干朝鮮勞動黨內部存在的個人崇拜現象,進行了不痛不癢的批評。其後,他在談到朝鮮半島的分裂時提到“敵人就在我們的身邊”,並強調“他們在企圖破壞我們黨,為尋找我們的弱點不擇手段”,而現階段朝鮮勞動黨黨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黨隊伍的團結統一”。隨後,他呼籲“永遠不要忘記在解放前的我國革命運動和解放後南朝鮮的革命運動中宗派給我們的慘痛教訓,並且為了清除我們黨內依然存在的宗派殘餘繼續進行徹底的鬥爭”。
在金日成發表演講後,對“黨內留存的宗派”即樸昌益等反對派的譴責之聲便開始高漲。第二位發言者是咸鏡北道黨委員長金泰根。他在發表完咸鏡北道在黨中央領導下取得的成就之後,突然強烈批評內閣商業相尹公欽和職業總同盟委員長徐輝在工作上犯的錯誤。
在會議氣氛風雲突變之際,第三位發言者商業相尹公欽發表了對金日成和現任領導層的激烈批評。尹公欽説金日成和朝鮮勞動黨領導層以“民族特性”為藉口,拒絕反映蘇共二十大的精神,並且對提出此問題的幹部進行殘酷的鎮壓。此外,他還提及對一整套讚揚金日成的歷史教科書和大眾宣傳的編纂和組織以及根據對金日成的忠誠程度選拔幹部等問題。金日成打斷了尹公欽的發言,並批評他在否定和侮辱朝鮮勞動黨。隨之而來的就是贊同金日成發言的多數中央委員開始集體批評尹公欽。在8月全會之前,曾與“八月集團”成員密切溝通、一度受到他們高度信任的崔庸健也對尹公欽進行了強烈的指責。尹公欽對崔庸健反唇相譏其以朝鮮民主黨黨首身份成為朝鮮勞動黨副委員長,崔庸健激怒並大罵他是個“狗崽子”,甚至還試圖動手打人。崔昌益雖然想為尹公欽辯護,但卻沒有得到發言的機會。之後輪到自己的發言時,也被會場的擁護金日成的氣氛所壓倒,未能明確陳述自己的意見。在會議的下半場,樸昌玉也試圖批評金日成及現任領導層,但由於金日成派的阻撓未能扭轉局面。
在會議的整個過程中,親金日成派人士的單方面攻擊在持續不斷地進行。財政相李周淵、外務相南日、民主青年同盟委員長樸容國、平安南道黨委員長金萬金、黨副委員長金昌滿、咸鏡南道黨委員長玄貞玟、宣傳鼓動部長李一卿、黨副委員長崔庸健等多個高層領導先後站出來,對尹公欽、崔昌益、樸昌玉、李弼奎等反對派進行強烈的批評。他們一致將尹公欽的言論定為有損現任領導層威信的“反黨”行為,其中一些人還列舉了尹公欽的個人履歷及道德缺陷,主張解除其職務並開除黨籍。
第一天會議結束後,尹公欽、徐輝、李弼奎感到人身安全上的威脅,遂偕文化宣傳副相金剛開車急奔鴨綠江,逃到了中國。第二天,朝鮮勞動黨中央得知他們逃亡後,開除了尹公欽、崔昌益、樸昌玉、徐輝、李弼奎的職務和黨籍,並對他們的行為做出了以下定性:
“崔昌益同志、尹公欽同志、徐輝同志和李弼奎同志早些時候就對自己的職位表示不滿,組成小集團。特別是在最近,他們利用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正隨政府代表團出訪各兄弟國家而不在的時候,走上了公開分裂黨的宗派陰謀道路………類似反黨陰謀的主要目的在於奪取黨的領導權,這也是他們入黨的真正意圖。”
逃到中國的尹公欽和徐輝等人在全會上聲稱批評他們的幹部只有20多人,但參加全會的110多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中,對中止尹公欽發言的表決提出反對的只有7人,反對開除他們黨籍的只有1人。 [1-2] 

八月宗派事件事件結果

“八月宗派事件”雖然以金日成的勝利而告終,但餘波仍在持續。逃到中國的4名流亡者和朝鮮駐蘇大使李相朝分別向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通報了八月全體會議的始末並請求給予幫助。請求中蘇兩國直接介入朝鮮內政。中蘇雙方均對金日成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滿,認為有必要維持朝鮮黨內團結,於是在9月19日,由米高揚和彭德懷組成的中蘇聯合代表團抵達平壤,展開調解工作。金日成迫於壓力,在9月23日又一次召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將宗派、陰謀等詞語改成紀律問題、錯誤,並撤銷了8月全會上對崔昌益、樸昌玉、尹公欽、李弼奎、徐輝做出的處分(但只是保留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的資格,沒有恢復在政府中的任務),隨後中蘇聯合代表團離開朝鮮。但金日成無意履行9月全體會議的結果,儘量避免公開月全體會議的全部內容。其後的波匈事件讓中蘇緩和了對金日成的態度,金日成從年11月中旬起正式展開推翻9月全體會議決定的工作。他首先開始公開批判崔昌益、尹公欽、李弼奎、徐輝等人為“反黨宗派分子”,接着在11月21日決定召回屬於反對派的朝鮮駐蘇大使李相朝。而且,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從1956年12月起開始更換黨員證,其目標為“讓全體黨員徹底認識到在月全體會議上暴露出來的宗派分子的真相和他們的罪惡”。1956年12月11日至13日,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召開月全體會議,金日成作為這次會議的結論再次嚴厲批判“反黨宗派分子”。1957年2月11日,在平壤召開的“全國商業工作者大會”上,延安派領袖金斗奉嚴厲批判宗派分子。1957年3月17日至18日召開的平壤市黨積極分子大會總結了對中央部門的檢查結果崔昌益、樸昌玉、尹公欽、徐輝、李弼奎、金承化等人正式被批判為“反黨宗派分子”。八月宗派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1] 

八月宗派事件事件影響

經過八月宗派事件,金日成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此後,金日成開始走上了樹立“主體思想”的道路。而中朝關係因為這次事件受損,為了修復兩國兩黨關係,中國在1958年決定中國人民志願軍撤出朝鮮。 [1] 
參考資料
  • 1.    金東燦. 一九五六年朝鮮“八月事件”研究[D].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 2.    金珪範. 朝鮮“八月宗派事件”的起源研究(1945-1956)[D].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