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黃溪聞猿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

孤臣^⑵淚已盡，虛作^⑶斷腸聲^⑷。 ^[1] 

⑴黃溪：在今永州境內，水出雙牌縣陽明山後龍洞，流經芝山區，入祁陽縣，至白水入湘江。

⑵孤臣：孤立無援、憂心國事的臣下。

⑶虛作：空作，徒作。

⑷斷腸聲：指哀猿悲鳴。 ^[2] 

黃溪的小路彎彎曲曲千里綿延，不知從哪兒傳來了猿猴的哀鳴？

孤獨無助的臣下早已衫濕淚盡，枉然徒勞發出悽哀斷腸的悲聲。

這首詩作於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柳宗元參加王叔文新政改革。憲宗即位（806年），參與永貞革新者均遭貶黜。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寫作此詩時，在永州貶所已七年之久。詩人隨永州刺史赴黃溪黃龍祠祈雨，中途聽到猿猴哀鳴，遂有感而作。 ^[3] 

這首詩首句緊承“題中意”而來，從“溪略”寫起，使人開篇即進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間小溪境界。開篇明義，單刀直入，省去許多閒筆。“千里”極言“溪路”之長，“曲”字極繪“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見“溪路”依山就勢、蜿蜒曲折之態。次句點題，寫“聞猿”。“哀猿何處鳴？”正是“兩岸猿聲啼不住”，時斷時續，此起彼伏，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山勢之陡峭，森林之莽蒼，“溪路”曲折迴旋，山水相連又相隔，盡在不言之中。正因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處鳴”。“猿”前着一“哀”字，富於感情色彩。詩人此時，正處在寂寞、悽愴、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聞“高猿長嘯，屬引悽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以上兩句，一從視覺上寫“溪路”，一從聽覺上寫“猿鳴”，而“千里曲”與“何處鳴”又互相映襯，“入黃溪”後的情景宛然清晰。

這樣寫，尚屬平常，當讀到三四句時，才使人品出“奇趣”來。詩承上，緊扣“聞猿”寫感受。君不聞：“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寫的是古代漁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聞猿鳴而下淚，倍感其聲淒厲。詩人理當“猿鳴三聲淚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詩卻説：“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貶邊州，申訴無效，前途無望；淚已流乾，愁腸寸斷；這哀猿聲聲，徒自空嘯，我已經沒有淚可流，沒有腸可斷了。這看似“反常”的寫法，卻更深沉地道出了詩人難以言狀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於心死”的極度的惆悵和痛苦。

此詩頭二句寫景，景為情設；後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於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説。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蘇東坡曾説：“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

詩人聞哀猿長嘯，不寫“淚沾裳”而説“淚已盡”，不寫“腸欲斷”而説“腸已斷”，由此帶出一個擲地有聲的“虛”字來——“虛作斷腸聲”。就本應“猿鳴三聲淚沾裳”的常理來説，是“反常”；就實際“孤臣淚已盡”的心境來説，又是“合道”——合乎淚盡愈苦之道。所謂“翻出新意”，所謂“奇趣”，正在這“反常合道”之中。詩人所以“自放山澤間”，原是為了借山水以遣悲懷，然而結果正如李白所説借酒澆愁一樣，“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詩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遠，都包孕在這二十字之中。詩的藝術魅力正在於此。 ^[4]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翻出新意愈苦；柳州詩長於哀怨，得《騷》之餘意。” ^[4] 

古典文學專家霍松林《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與白居易《聽箏》‘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忍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同一感慨。寫出悲傷過度時心境麻木狀態。” ^[5] 

柳宗元（773～819年），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省運城縣解州鎮），世稱柳河東。貞元（785年正月～805年八月）進士，授校書郎，調藍田尉，升監察御史裏行。因參與王叔文集團，被貶為永州司馬。後遷柳州刺史，故又稱柳柳州。與韓愈共同倡導古文運動，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並稱“韓柳”。其詩風格清峭，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有《河東先生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