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主主義

眾所周知，一些西方人對自己的民主制度深感驕傲。這些人對中國的看法大抵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看法認為，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極權國家；另一種看法認為，中華民族自始至終都在各種各樣的束縛之中，人民已經習慣了與鎖鏈相伴的生活。這兩種看法都明顯有居高臨下的優越感，雖然第二種看法顯得還較有同情味。不可否認，這些人對中國通常很真誠，但是，他們的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只要看看他們批評中國政府制度和政治實踐時所用的語言就可以了。他們要麼從明確的經濟利益出發，並不為人民實際的民主利益考慮；要麼含糊其詞地從當代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出發，不切實際地加以發揮。

或許我們已經到了拋棄陳舊民主觀念的時候了。比如，我們應當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並沒有促進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制度阻礙了民主的健康發展；我們應當認為，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不利於任何真正民主的人類社羣的建立，恰恰相反，個人主義是任何民主社羣的大敵；我們應當認為，人權不必非要先寫在遙不可即的天際，然後才宣稱在地上有實現的可能；我們應當認為，民主作為一種人類社羣的生活理想，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按不同的節奏與時間表運行；諸如此類的嶄新視角都要求西方人不應該再要求中國人既接受民主嬰兒，又接受骯髒的洗澡水。

當代著名學者G. K. 切斯特頓（G.K.Chesterton）曾經説過，傳統同我們先人的民主思想血脈相系，也意味着對我們朦朧的祖先，對他們曾經作出的努力，以及在今天可能繼續發生的影響表示贊同。今天，我們將做這樣一種嘗試，也就是，我們打算通過美國實用主義大師約翰·杜威的眼光，結合他關於人類社羣的思想，對中國“先人的民主”（democracy of the dead）進行考察。我們的結論是令人驚奇的，因為我們將會看到，在許多方面，中國更接近杜威的社羣主義民主理想，而杜威自己的國家卻沒有達到這種程度。我們相信，在未來東西文化進一步交往的過程中，美國與其他北大西洋民主國家很有可能因為中國的影響，越來越接近杜威的社羣主義民主視野。

可以這樣説，政府是幾乎無法充當民主的領頭人的，儘管政府總是捲入民主化的進程。每當政府試圖充當邁向民主的領頭人時，在這種特定情況下設計的民主模式幾乎無一例外地迅速流產。

在當今世界上，許多人期望中國國內出現重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在西方，持這種觀點的大多數是具有使命感的資本家，還有主張進行自由式民主改革的人。在他們看來，民主制度的變革理應沿着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繼續向前發展，但是，我們要説，其實民主制度的改革並不見得存在非要這麼做不可的充足理由。

在儒家思想中，我們不難發現發展亞洲民主模式的思想資源。在提出儒家民主主義時，我們並不將其限定為僅僅具有“亞洲特色”的民主。我們認為，發展儒家民主主義不僅有益於亞洲的民主化倡導者，而且有益於西方社羣主義民主的倡導者。正是由於儒家民主主義必使雙方受益，所以提倡儒家民主主義可以提升中國民主的希望。可以這樣説，儒家民主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而且在今天還很有希望實現。

現在，讓我們一起探討一下中國民主思想的典籍資源，從探討古代儒家思想與政治有關的社羣觀點入手，我們將要看到，在儒家思想傳統中，有許多思想與美國民主包含的社羣主義原則是一致的。

社羣主義者麥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本着杜威的思想精神，認真考察了本世紀後半葉美國民主的重建。在界定何謂“公善”(common good)時，桑德爾提出以小“r”打頭的共和主義（small “r” republicanism），認為這個自由有助於界定什麼是公善，因為共和主義自由的前提正是一個成形的公民社會。在這一公民社會中，公民都努力培養為達到自治所必需的個性和品質，在此過程中，個人對社羣的歸屬感不斷加強。由此可見，在共享的自治社羣裏，自由(liberty)是通過個人對社羣的完全參與表現出來的。

在共享的社羣中，個人對自由的認識絕不僅僅停留在“不受拘束”(the absence of constraints)的層面上。社羣主義民主認為，個人的自由身份意味着在社羣中成長，並在社羣需要時隨時修正個體的行為。在社羣需要時，能夠隨時修正個體行為的能力恰恰是自治的精髓所在。

在今天的美國社會，這樣一種社羣主義自由概念已經不再對美國的民主起推進作用。由於企業文化與國家政府的雙重擴張，曾經緩衝於個人與政府之間的組織機制被削弱了。

曾幾何時，象家庭、居民區、學校、工會、社區俱樂部和教區都曾經在教育公民遵守社會文明公德方面起過較大的作用。可是今天，就公民自由而言，個人自由身份已經成了公民選擇自己目標時的單一能力。

現在，美國民主變得越來越程式化和中立化，其目的僅僅在於確保一種權利框架，在這一權利框架中，人們有選擇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目標的自由。原則上説，政府既不鼓勵也不阻止人民對任何美好生活的憧憬。這種概念化的自由給社會留下一個真空，使得形形色色的帶有偏狹性質的説教迅速乘虛而入，比如，自衞組織，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激進的反墮胎主義，新納粹主義，白人優越主義，有組織的戀童癖，等等。

桑德爾的分析表明，有兩種觀點通常被認為與公民對自由的理解背道而馳。第一種觀點認為，世界已經變得極為複雜，地方自治的理念已經不合時宜；第二種觀點認為，教育公民遵守社會公德就必然要犧牲個人自由，而且這種個人自由的犧牲常常是在強制狀態下實現的。

針對第一種認為生活變得越來越複雜的觀點，桑德爾提出，我們仍然應當堅持地方自治的理念。他認為，居民社區(neighborhood)政治在整個政治生活中，其重要性應當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原因很簡單，不管遙遠的政治實體有多麼重要，人民不可能真正對這些龐大而又遙遠的政治實體宣誓效忠。即使有例外，那也是由於這些組織機構及其政治安排跟參與者有或遠或近的關係。

桑德爾非常悲觀地認為，目前在美國佔支配地位的基於自由主義的民主概念是沒有長久活力的。他的這種看法特別接近杜威所堅持的一個觀點，即民主是表現在態度上的，而不是表現在組織機構上的，而且民主的態度是通過教育逐漸形成並得到加強的。桑德爾認為，個人主要特徵的培養應當是地區性教育的結果。這些個人特徵首先在一個非強制性的、自主的社羣中形成，然後逐步擴展到其他更為複雜的生活領域裏去。

桑德爾沒有否認，獨立自由的自我是一種個人解放，個人灑脱的理想，他們不受外在道德或社羣關係的約束。但是，僅僅追求獨立自由的自我並沒有給美國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事實上，已經阻礙着美國的社會進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那些表面上看似不民主的概念其實都有一定的價值，例如，禮儀制度下的社會角色和社會關係，等級制度，服從，互相依賴等等，我們先前都把它們與儒家哲學相聯繫而認識不到它們的民主價值。在當今世界各種文化日益相互依賴的情形之下，借鑑儒家思想資源對於美國民主來説，是暗示着一個新的、更有活力的方向。最起碼，當代美國的問題對一些亞洲文化可以起警戒作用。我們注意到，一些亞洲文化有拋棄儒家思想的傾向，卻沒有認真研究儒家思想對亞洲特色的民主可能作出的貢獻。

對中國而言，顯而易見，支持民主的思想資源與個人自由主義民主形式大相徑庭。為了論證儒家思想與民主相兼容，許多學者從典籍中尋找與當代民主能夠發生共鳴的材料。這樣做必然會出現問題，因為解釋以往的事件，幾乎都可以跟當今的事務有所共鳴。然而，還有無數偶然因素，特別是那些不易覺察的因素，都可能影響到當今這種或那種生活形式的制度化。正如政治學家愛德華·弗裏德曼（Edward Friedman）所説，所有文化都包含着矛盾性的政治潛能，如果中國領先於歐洲實現了民主化，那麼歷史學家們可能宣稱，整個中國文化都是民主的，而且這種民主是獨一無二的。

贊成這種説法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在中國的傳統裏，確實存在支持民主化的傳統資源。最起碼，這些資源在幫助中國人消化外來民主思想的同時，可以將民主的概念轉變為與中國傳統更加吻合的思考方式。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思想方式為提倡民主的人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幫助他們與自己社會中試圖阻礙民主化進程的更保守、甚至更頑固的敵人進行論戰。

在《尚書》中，我們讀到這樣的話：“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在《孟子》那裏，我們發現一句更為人熟知的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由此可見，在儒家思想中，作為人類社羣的“民”是天下國家的根本。儒家思想強調道德先於刑罰，而這正是任何社羣主義民主價值觀的基石。儒家思想在傳統社會中之所以長期有效，是因為儒家思想強調道德對於法律的優先性，並將道德作為確保社會和諧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