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外交

價值觀是社會成員用來評價行為、事物以及從各種可能的目標中選擇自己合意目標的準則。價值觀通過人們的行為取向及對事物的評價、態度反映出來，是世界觀的核心，是驅使人們行為的內部動力。它支配和調節一切社會行為，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價值觀是人們對社會存在的反映。人們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包括人的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着人們的價值觀念。

處於相同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人，會產生基本相同的價值觀念，每一社會都有一些共同認可的普遍的價值標準，從而發現普遍一致的或大部分一致的行為定勢，或曰社會行為模式。價值觀外交指按照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以影響他國國民價值觀為核心的外交手段。

2013年1月18日，安倍晉三首相與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洛舉行聯合記者會，闡明瞭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新的五項原則。安倍表示要擴大民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觀，推進“價值觀外交”。針對中國在海上活動日趨頻繁，首相呼籲依照“法治”解決海洋爭端，以牽制中國。 ^[1] 

作為五項原則中的第一項，首相強調要“與東盟國家一道，致力於普及和擴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普世價值觀”。第二項是“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確保海洋的自由、開放，全力使之成為公共財富”。此外，他還提到了促進貿易和投資、保持文化和傳統的多樣化、加強下一代之間的交流等原則。 ^[1] 

首相在記者會上指出：“崛起的中國在經濟上無疑對日本是有利的，但我們也希望中國能夠採取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行動。”蘇西洛總統在會上也附和説：“決不能靠軍事力量來解決問題。” ^[1] 

中國與東盟國家在經濟上的關係正在不斷加深。東盟並不希望刺激中國，還有人擔心日中之間的摩擦會擴大。 ^[1]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3年1月訪問東盟3國期間發表了“東南亞外交五原則”，這可被視為今後一段時間日本東南亞外交政策的核心。五原則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謂“價值觀外交”，即日本要與東盟共同鞏固並擴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普遍價值觀。

接受記者採訪的東南亞多國學者認為，所謂“價值觀外交”不僅背離上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奉行的“福田主義”，而且有明顯的排他性，因而在東南亞國家很難行得通。

安倍在東南亞推行“價值觀外交”有明顯針對中國的意圖，日本媒體對此並不諱言。日本《產經新聞》和《讀賣新聞》2013年初先後發表評論稱，日本應該和東南亞國家加強合作，共同應對日益強大的中國。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亞洲研究所研究員、日本外交專家塞蓋·提帕昆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和日本希望在東南亞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和經濟遊戲規則，“價值觀外交”是政治規則的一部分，但東南亞人對外來勢力的介入持謹慎態度。

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主席戴尚志2013年4月9日在泰國《民族報》上撰文説，日本對東南亞興趣大增有中國因素的推動。戴尚志告誡説，日本對東南亞政府和企業界表現出的強烈興趣可以幫助其在東南亞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但是不要針對中國。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趙洪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並不願意跟着日本起舞，一些東盟成員國都願意和中國搞好關係。東南亞國家已經意識到了日本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在下降，而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

東南亞學術界對安倍的“價值觀外交”印象也不好，不少學者認為“價值觀外交”是政治工具。“東南亞既需要來自日本的投資，也需要來自中國的投資。中日在經濟領域的競爭或許能使東南亞國家獲益，但東南亞國家不願意捲入中日在政治領域的競爭，這不符合東南亞國家的利益，所以價值觀外交在東南亞不受歡迎。”塞蓋·提帕昆認為，中國在東南亞比日本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以泰國為例，很多泰國人的祖先都來自中國，泰國人對中國更容易產生認同感，而東南亞和日本的關係容易侷限在商業領域，無法深入下去。

1977年8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訪問東南亞5國，並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發表了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三項基本原則，即“福田主義”，成為上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核心。“福田主義”有三個要點：一是日本不做軍事大國，要為世界和平及繁榮作出貢獻；二是日本要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與其它亞洲國家加強交流，作真正的朋友，建立心心相印的互信關係；三是日本要站在對等合作者的立場上，努力促進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

許多日本學者認為，福田赳夫承諾日本決不會再度成為軍事大國，並表示願意將力量集中在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上，是真正促進日本與東南亞合作的推手。今天日本很多企業在東南亞的發展，實際上仍然是在享受“福田主義”的紅利。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陳剛對本報記者説，“福田主義”打消了東南亞國家對日本重走軍事大國道路的疑慮，有助於日本企業進軍東南亞。福田赳夫是為了修補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提出不做軍事大國。而安倍晉三提出的價值觀外交則有拉攏和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制衡中國的意圖。

日本有學者認為，“福田主義”的推出，與1974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5國時遭遇大規模反日示威有直接關係。曾參與起草福田赳夫在馬尼拉講話的日本前駐印尼大使枝村純郎撰文説，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時遭遇的反日示威讓日本人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福田主義”是在豐田車被焚燒的洗禮中產生的。

日本國內對日本侵略東南亞的歷史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是“解放史觀”，認為日本幫助東南亞國家趕走了西方殖民者；另一種是“贖罪史觀”，認為日本侵略東南亞有罪。東京大學副教授保城廣至認為，在田中角榮1974年訪問東南亞之前，“解放史觀”佔主流。比如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和菲律賓談戰爭賠款問題時，堅持認為賠款不是贖罪，而是為了日本經濟發展所做的投資。保城廣至認為，“田中角榮在東南亞的遭遇刺激了日本，讓日本看到了東南亞國家強烈的反日情緒。”這之後，日本在制定東南亞政策時，贖罪感產生了巨大影響。

趙洪認為，日本正在背離上世紀70年代的“福田主義”。“福田主義”不具排他性，而安倍提出的“東南亞外交五原則”具有攻擊性。“如果日本能迴歸‘福田主義’的話，對東南亞的和平與穩定以及日本在東南亞的發展都有好處。”趙洪表示，安倍推行的價值觀外交在操作層面上有很大困難。“東南亞各國都有自己的利益，不是用價值觀就能拉攏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