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體小説

唐人傳奇的“風流”，大體包括三個側面：熱衷於描寫才子佳人的遇合，浪漫的超凡脱俗的愛情；讚美不附俗流、嘲弄常規的“狂生”、隱士和敝屣人間富貴的高風逸調；激賞為儒家指斥的豪俠義士的人格風範。

唐傳奇建立的描寫才子佳人遇合的傳統，一直為後世傳奇體所繼承。宋代是傳奇走向衰落的時期。但從現存的《綠珠傳》、《揚太真外傳》、《趙飛燕別傳》、《梅妃傳》、《譚意哥傳》看來，文采風流依舊是被矚目的重點，儘管浪漫和豪邁的程度都有所降低。元代只有清江宋梅洞的《嬌紅記》堪稱唐人傳奇的嫡派，也恰好是個愛情故事。明代傳奇以《剪燈新話》最著名，“多偎紅倚翠之語”，其中《秋香亭記》甚至寫的就是作者本人的愛情悲劇。傳奇體小説的創作在清初再度出現高潮，其代表作即《聊齋志異》。據統計，《聊齋志異》中以愛情為題材和涉及愛情的作品佔1/4左右，達120篇。這一數字是驚人的。

無論是《剪燈新話》還是《聊齋志異》，我們都看到因鼓勵文采風流而揚文士、抑俗子的明確意向。比如《聊齋志異·連瑣》中性情膽怯的連瑣原本對楊於畏心存戒懼，後僅因楊於畏隔牆為他續詩，續得很好，她便主動來到楊的房間，道歉説：“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反之，武生王某於連瑣有救命之恩，想一見顏色，卻被連瑣拒絕了：“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實畏之。”馮鎮巒幽默地評道：“武夫總失便宜。”讓騷士佔便宜，這是《聊齋》的特點，不妨説也正是傳奇體小説的共性。

唐傳奇對隱士理想的迷戀在宋傳奇中很難見到，但在明代瞿佑和李昌祺筆下又煥發光彩。瞿佑為動亂年代的文人設計了一個彷彿永遠不會有陳舊感的方案：隱居。《剪燈新話·天台訪隱錄》仿照陶淵明《桃花源記》的筆墨推出了南宋末年隱居天台山的讀書人陶上舍，並借他的一闋《金縷詞》勸導世人“向林間嘯傲山間宿。耕綠野，飯黃犢”。李昌祺《剪燈餘話·秋夕訪琵琶亭記》全篇籠罩着悲涼情緒：不變的似舊江山與變化的人事之間的對照，令人不勝唏噓，對宇宙、對社會、對人生，油然而生幻滅之感，所以沈韶最終看破紅塵，遁入深山。《青城舞劍錄》宣稱“英雄回首即神仙”，並認為五代末的隱士陳摶較之漢初三傑之首的張良“有過無不及”。

《聊齋志異》以抒寫“孤憤”為宗旨。有意味的是，蒲松齡《聊齋自志》將信將疑地説他自己是和尚轉世，可見他對佛教並不拒絕。《仙人島》、《蔣太史》、《成仙》、《白於玉》、《羅祖》等都以人世情緣為可笑，以現實生活為空幻，因而其主角一律選擇或出家為僧、或入山修道、或飄然仙去的人生道路。

宋傳奇寫俠，缺乏唐傳奇的宏偉氣象；明代《剪燈新話·秋香亭記》雖熱切期待崑崙奴似的豪俠出現，但缺少正面刻畫；《剪燈餘話》則不乏對俠的濃墨重彩的描繪。比如《青城舞劍錄》的碧線，便是唐傳奇中的女劍俠紅線之流；《武平靈怪錄》裏“豪俠不羈，用財如糞土”的齊仲和，《芙蓉屏記》裏俠義無私的高納麟，也給讀者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聊齋志異》的主角是“狂生”、狐女，而他們大都具有俠的風采。或昂揚樂觀，倜儻卓異，樂於在狐鬼的天地裏一發豪興，比如《章阿端》中的“衞輝戚生”；或恩怨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比如《大力將軍》中的查伊璜、吳六一，《田七郎》中的田七郎；或矢志復仇。女俠的復仇尤其驚心動魄，細侯為了回到愛人滿生的身邊，甚至手刃了她和那個騙娶她的“齷齪商”所生的孩子。這無疑是對唐人傳奇的發揚光大。

上述傳奇體“風流”情懷的三個主要側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處於中心位置，傳奇作家熱衷於超拔飄逸的色調，因而閃爍出奇光異彩。就主導傾向而言，傳奇體小説是作家浪漫情懷的披露，是玫瑰色的人生之夢。 ^[1]  ?

其一，傳奇體作家更熱衷於生命力的弘揚，筆記體作家則較多關心智慧與倫理的健全。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重視內在智慧的時代，風度、言行作為內在智慧的外現才成為眾所欣賞的對象。繪畫藝術中的“以形寫神”，語言藝術中的“言不盡意”，都強調“神”、“意”即思辨智慧的主導地位。魏晉風度的具體形成如藥、酒、姿、容等，概由帶玄學色彩的人格生髮出來。所以，這時期的軼事小説以《世説新語》為代表，“樂曠多奇情”、“類以標格相高”。就著述方式言，以類相從，體例嚴謹；筆墨簡約，風格一致；這種對於筆記體小説創作規律和審美形式的講究，正是內在智慧向藝術世界拓展的第一步。至於作者以空靈的胸襟、玄學的眼光所體會、所觀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於“靜”的哲學氣質，這就與傳奇體多“動”而少“靜”大不一樣了。甚至軼事小説中笑話類作品如《笑林》也以“舉非違，顯紕繆”，從反面啓迪智慧為主。

宋以後的筆記體小説，在智慧、倫理二者中，似對倫理更看重一些。比如清代紀昀就説他寫《閲微》“大旨期不乖於風教”。若干畸形的筆記象金捧閶《客窗偶筆》、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訂奉恩《裏乘》，“盛陳禍福，專主勸懲，已不足以稱小説。其實，宋以後的筆記體小説還是以智慧為主。但已不是魏晉那種基於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鮮明的智慧。或為“史官之所不記”的朝廷遺事，如歐陽修《歸田錄》；或多載“嘉言韻事”，如宋王讜《唐語林》；或詳於各地風俗及民間雜事，如宋莊季裕《雞肋編》、周去非《嶺外代答》；或記歲時娛樂、市井瑣細，如宋周密《武林舊事》；或“上自廊廟實錄，下逮村裏膚言，詩話小説，種種錯見”，如元末陶宗儀《輟耕錄》；或將“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點染成篇，如明末張岱《陶庵夢憶》。總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並能對讀者的情趣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之臻於儒雅。

連志怪也有明顯的偏重智慧的傾向。魏晉南北朝志怪，其美感魅力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可以“廣異聞”；宋以後的志怪，能向讀者提供的新鮮“異聞”看來不多：奇奇怪怪的事經過反覆講述就成了陳辭濫調。要出新，就要另闢蹊徑。蒲松齡“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將生命力和“孤憤”注入其中，這是一條路；筆記體作者如紀昀等則是將智慧注入其中，以“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託狐鬼以抒己見”為核心，目的在於益人神智。

其二，筆記體小説寫生命力的弘揚，重視雍容的氣象，力戒虛浮驕矜，虛張聲勢。《世説新語》在《汰侈》、《任誕》、《惑溺》等門以皮裏陽秋的手法批評了過度的任性放浪與揮霍豪奢；東陽無疑《齊諧記》敍薛道詢“服散狂走，猶多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複數”，意在嘲笑那些無節制地服五石散的名士。《閲微草堂筆記》更經常對虛浮驕矜、虛張聲勢的名士風度予以針砭，如卷十一指出：“偽仙偽佛，技止二端：其一故為靜默，使人不測；其一故為顛狂，使人疑其有所託。然真靜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偽也。真託於顛狂者，必遊行自在，凡張皇者偽也。”而唐傳奇和《聊齋志異》中正有大量“狂生”，在蒲松齡筆下，使酒罵座的灌夫尤其受到推崇。比較起來，筆記體風格平易，易為讀者接受，但也不免減弱了力度。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