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説

文言小説指的是古代以文言記錄的雜事、異聞和故事。

第一個著錄了小説書目的《漢書·藝文志》説：“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説着之所造也。”

這個説法代表了從漢至唐對文言小説的理解，不同於現代的小説概念。文言小説，作者都是知識分子或官吏；內容是不現與經典的傳聞，雜説或民間故事；創作手法有誇張、比喻，即虛構，形式大都是殘叢小語，尺寸短書，即短篇：語言是語言文字，即文言文。文言小説從漢至清，不斷髮展，產生了《搜神記》、《世説新語》、《唐代傳奇》、《剪燈新話》、《聊齋志異》等代表作品。

我國的文言文小説數量眾多，內容龐雜，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是記鬼神怪異之事的志怪小説。其中不少作品，雖然採取了神鬼怪異的虛構形式，卻表現了積極進步的現實內容。如《列異傳·宋定伯捉鬼》，講述了宋定伯夜行遇鬼，但他並不害怕，最後迫使鬼化為羊，賣錢千五百，表現了超人的勇氣和智謀。《搜神記·韓憑夫婦》和《董永》，前者描寫韓憑夫婦反抗宋康王迫害，雙雙殉情而死後變成雄雌鴛鴦，相聚不散，後者講述了人與仙女的愛情，均表達了古代人們追求幸福生活的強烈願望。

二是搜奇記逸的傳奇小説。《唐傳奇》是這類小説的代表作，標誌着文言文小説發展的一個新時期。其中《柳毅傳書》通過書生劉毅替洞庭湖君之女——龍女傳書的神話題材，讚揚了劉毅正直無私、扶危濟困的高貴品質。《霍小玉傳》則正面反映了唐代現實生活。進士李益和名妓霍小玉相愛，兩年後，李益毀約另娶高門女，小玉悲痛而絕。這個愛情悲劇深刻地反映了下層婦女的悲慘命運，控訴了唐代門閥世族制度的罪惡。另如《任氏傳》、《李娃傳》等都是寫的成功的作品。清代《聊齋志異》的出現，光芒四射，代表了文言小説的最高峯。

三是或記人物言行，或記所聞軼事的雜錄小説。南朝劉宋時的《世説新語》，就是專記魏晉文人、名士的言行和風度的。特別是有關統治階級的兇殺篡奪、貪婪奢侈的記載，像王武子用人乳餵豬，石崇用蠟當柴燒等事實，較有認識價值。

文言小説中，有的通過言講巫鬼妖怪、神仙道術或佛教靈異，宣揚了迷信思想；有的追求煙花粉黛、搜奇獵異的記述，或“錟虛無勝於言時事”，離開了現實生活，成為無聊消遣之作。這些都對後世讀者有消極影響。

文言小説在流傳過程，散佚嚴重。《太平廣記》保存了唐以前的古小説；明刻有關叢書，存有大量文言小説輯本，是我們研究和整理文言小説的基礎。

柳毅傳書就文言短篇小説發展的這一條線，至宋，文言短篇小説大體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傳奇體，這是唐人小説的餘緒；二是筆記體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説的演化；三是志怪體，這是童年期志怪小説的延續。宋人傳奇小説的成就遠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寫時事；而宋人則多講古事，唐人小説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於得禍；而宋時則忌諱多，所以文人便設法加避，去講古事。加之宋時理學盛極一時，因為小説也多理性化了。”總之，宋代傳奇多與歷史題材，總體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譚意歌偉》、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等。宋人筆記特多，為以前所不曾有過之現象。其中不少為説或近似小説。北宋初期，多記唐五代事，如孫光寬的北夢瑣言；北宋中期以後，多記本朝事，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而南宋人則多記北宋舊年，如周輝的《清波雜誌》等。宋代的志怪小説，“平實而乏文采”，其成就還不如記歷史瑣聞的筆記，但也有幾部頗有影響的作品，如洪邁的《夷堅志》、吳淑的《江淮異聞錄》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説的成就雖不甚高，然數量與種類繁多，在小説史上應占有一席之地。而宋人對文言小説的最大貢獻，在於編輯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廣記》，北宋初年以前的許多文言短篇小説，多賴以保存下來。

金元時期的文言短篇小説，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未超過宋代水平。但發展線索未斷，且有一些較有影響的集子，如元好問的《續夷堅志》、劉祁的《歸潛志》、淘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説雖不能與同時代的白話長、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説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傳奇、志怪、清言小説集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餘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張潮編輯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語林》等。這些集子中有許多文情並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劉基、馬中錫的文休中，亦間有若干小説名篇。

聊齋志異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間，文言短篇小説大多晉唐，然又無一能逾越於唐。至清代而大變，文言短篇小説高度繁榮，產生了具有世界意義和影響的《聊齋志異》，把文言短篇小説的發展推向了最高峯。“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魯迅），概括了《聊齋志異》寫作與內容兩方面的基本特徵。《聊齋》的“志怪”與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區別在於：蒲松齡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則“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無意地宣揚“怪”，而蒲松齡的“志怪”乃是有意寓託於“怪”。《聊齋志異》有云：“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聊齋》一出，作出蔚起，雖無一能與之頡頏，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響較顯者有：王士禎《池北偶談》、袁枚《子不語》（即《新齊諧》）、沈起鳳《諧鋒》、滿人和邦額《夜譚隨錄》、曾衍東《小豆棚》等。之後，時治至光緒年間有王韜的《遁窟讕言》、《松隱漫錄》、《淞濱瑣話》和宣鼎的《夜雨秋燈錄》等。魯迅評後幾種集子云：“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佈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漸稀，百煙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語》和賈名的《女聊齋》等。可見《聊齋》的影響及信作之盛況。《聊齋》風行百餘年後，紀昀的《閲微草堂筆記》相繼問世。紀的對《聊齋》頗有微詞，謂其為“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訾(zhǐ底毀)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魯迅語）魯迅贊評《閲微》，謂其“雋思妙事，時足解蕢；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敍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後無人能奪其席。”但《閲微》側重記事以明理，故事情節不夠豐富，人物形象不夠豐富，且議論過多，因而缺乏《聊齋》那樣濃厚的小説意味，其學述價值高於文學價值。《閲微》之後，信者亦夥。清人筆記盛況空間，在文言短篇小説中，筆記小説所佔比重最大。但筆記中普非全為小説，只是筆記中有不少符合小説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們去鑑別與整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