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

蒲松齡祖先族屬，學界有多種説法。比如蒙古人、阿拉伯人、回回人、中原漢族、女真人等。但都沒有得到普遍認可。 ^[30] 

蒲氏自明朝初年，世居淄川城東滿井莊，後以族姓日蕃，別姓絕少，改名蒲家莊。蒲氏雖非名門望族，但多讀書，獲科舉功名者代不乏人。蒲松齡的父親名蒲槃，幼習舉子業，鄉里稱博學洽聞，科舉不利，棄儒經商，饒有贏餘，“稱素封”，待經過明清之際的戰亂，加以子女較多，食指日繁，家道遂衰落。 ^[1] 

參考資料 ^{[2]  [3]} 

參考資料 ^[2] 

蒲松齡一生的文學生涯，搖擺於傳統的雅文學和民間的俗文學之間。他生長於農村，幼年受過鄉村農民文化的薰陶，會唱俗曲，也曾自撰新詞，只是近世傳抄的“聊齋小曲”已不辨真偽。他身為文士，以能文為鄉里稱道。所寫文章多是駢散結合，文采斐然，惜乎多是代人歌哭的應酬文字，只有幾篇賦事狀物的四六文，才是屬於他自己的文學作品，被辭賦史家推為清初辭賦之能手。他也曾染指於詞，作品較少，顯然是一時之興致或交往之所需，方才偶爾操筆。詩作甚豐。他進學伊始，意氣風發，曾與學友張篤慶等人結為“郢中社”，“以宴集之餘晷，作寄興之生涯”。（《郢中社序》）然社集倡酬不存，存詩起自康熙九年（1670年）秋南遊登程經青石關之作，最後一首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除夕所作絕句，距其壽終才22日，凡千餘首，可謂終身不廢吟詠。其詩如其人，大抵皆率性抒發，質樸平實，熨貼自然，可見其平生苦樂辛酸，其中頗多傷時譏世之作，有譏刺地方大員匿災不報、為駕耗費巨貲而濫徵“羨金”者，伉直之性，磊落之氣，寓於其中。他身為塾師，中年曾寫過《省身語錄》《懷刑錄》等教人修身齊家的書，晚年《聊齋志異》基本輟筆，更轉而熱心為民眾寫作：一方面用當地民間曲調和方言土語，創作出《婦姑曲》《翻魔殃》《禳咒》《牆頭記》等反映家庭倫理問題的俚曲，寓教於樂；另一方面又為方便民眾識字、種田、養蠶、醫病、編寫了《日用俗字》《歷字文》《農桑經》《藥祟書》等文化技術普及讀物。 ^[1] 

蒲松齡自謂“喜人談鬼”，“雅愛搜神”。有文獻表明他從青年時期便熱衷記述奇聞異事，寫作狐鬼故事。對一位志在入仕的秀才來説，這未免是不務正業，“可憐無補費精神”。為此，他曾受到友好的勸阻、不友好的譏諷。40歲時，他將已做成的篇章結集成冊，定名為《聊齋志異》，並且撰寫了情辭悽婉、意藴深沉的序文——《聊齋自志》，自述寫作的苦衷，期待為人理解。他沒有屈從社會的偏見，此後仍然執着地寫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漸擱筆。《聊齋志異》，是他在大半生的時間裏陸續創作出來的。 ^[1] 

蒲松齡創作的《聊齋志異》，承襲了六朝志怪小説和唐人傳奇的衣缽，但在觀念和做法上卻有了質的飛躍。六朝人記敍怪異之事，是信其為實有，“明神道之不誣”；唐人寫怪異故事是“假幻設以自見”，重在構想之幻、情節之奇，而少現實內容和意藴。

蒲松齡擺脱了“明神道”的觀念，以生活經驗理性，駕馭六朝志怪小説和後來滲入民間宗教信仰中的神秘意識，諸如人死為鬼，幽明相通；物老成精，能化人形；得道成仙、為神，能給人以禍福等，進行文學創作，虛構出詭譎瑰麗的故事，來針砭現實，抒發憂憤，表達個人的感受、經驗和情趣，寄託精神上的追求、嚮往。

這樣，原來六朝志怪小説和滲入民間宗教信仰中的神秘意識及其思維模式，也就轉化為文學幻想的審美方式和表現方法，狐鬼花妖精魅不再是迷信意識中的神秘現象，而成為蒲松齡假幻想創造的文學意象，神仙也不再是宗教意識中不可褻讀的崇拜對象，而成為觀照人間官僚或某類人的文學形象，多半寓批判之意。《聊齋志異》之所以超越以前的志怪傳奇小説，成為這一類小説最傑出的文學名著，根本原因就在於將宗教迷信意識轉化為文學的審美方式。

《聊齋志異》，凡490餘篇，內容相當複雜，作法不一，思想和藝術都是極不平衡的，可以説優劣並存。但是，就主導方面説，多數篇章是發自真實的感受，反映了社會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大體上有以下幾類：

一、揭露官府黑暗，官貪吏虐，魚肉百姓，官軍大肆擄掠，濫殺無辜；

二、鞭撻豪紳為富不仁，凌辱良善小民；

三、譏諷科場考官昏庸，黜佳士而進庸劣；

四、嘲謔炎涼世態、澆薄風俗；

五、體現人生經驗哲理，讚美愛情自由、婚姻自主寄託理想追求。

在志怪類小説的藝術方面，《聊齋志異》也有很多創新，充分發揮了真幻相生、虛實互滲的藝術潛能力，呈現出情節結構模式的多樣化。有的以情節曲折取勝，極盡起伏跌宕之能事，有的不以故事取勝，或重在刻劃人物性格，或重在敍寫一個內藴深沉的場面，或重在營造情景交融的意境。

在敍事中，雖然基本上採用全知觀點，但卻多用虛筆、伏筆，製造懸念，甚至含糊其辭，造成一種撲朔迷離的情趣，增強了小説的藝術魅力。許多篇章的花妖狐鬼不僅多具人情，而且富有詩人氣質，以詩句表情達意，有的故事的構成便含有詩歌意藴，有的景物描寫極富詩情畫意，再加上敍述語言雅潔雋永，《聊齋志異》便呈現出濃淡不同的詩化傾向。蒲松齡堪稱是中國古代文言小説創作之聖手。 ^[1] 

聊齋文。蒲松齡的《聊齋文集》現存13卷。第一卷為賦，計11篇；第二卷為傳、記，計14篇；第三卷為引、序、疏，計82篇；第四卷為論、跋、題詞，計13篇；第五卷為書啓，計131篇；第六卷為文告、呈文，計23篇；第七卷為婚啓，計56篇；第八卷為生志、墓誌、行實，計3篇；第九卷為祭文，計41篇；第十卷為雜文，計20篇（附楹聯8聯）；第十一卷為擬表，計31篇；第十二卷為擬表，計48篇；第十三篇為擬判，計66篇。以上共計539篇，各種文體皆備。 ^[4] 

聊齋詩。蒲松齡的《聊齋詩集》共計五卷，外加《續錄》和《補遺》，共有詩1039首。從青年時代起，蒲松齡就開始了詩歌創作，這從他寫的《郢中社序》可以看出。可惜的是，他早年的作品沒有流傳下來。現行的《聊齋詩集》為路大荒編定，起於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止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年），共1029首。其中卷一的《獨酌》和《續錄》中的《獨酌》，字句相同，系重出。《續錄》中的《趵突泉》（二首）、《游龍寺》（一首）、《暮春泛大明湖》（一、三兩首）、《千佛山》（一首）、《遊大佛山》（一首）、《白雲亭泛舟》（一首）、《登歷下亭》（一首）、《北渚亭》（一首）、《環碧亭》（一首）等11首詩，系他人作品混入。（李伯齊《竄入〈聊齋詩集〉的幾首贗品》，載《蒲松齡研究集刊》第三輯。）去掉以上重出和贗品，《聊齋詩集》實有詩1017首。蒲松齡的佚詩，英國倫敦牛津大學圖書館《聽秋聲館抄書·聊齋詩草》中有五首，淄博張慶林家藏《聊齋詩集》抄本中有14首。（見趙蔚芝《聊齋詩集箋註·補遺》。）鄒宗良從二卷本《聊齋詩集》中發現一首，加上這20首佚詩，共1037首。但高翰生《聊齋詩集跋》稱蒲松齡共有詩1295首，故尚有250餘首詩的差距。 ^[5] 

聊齋詞。蒲松齡的詞現存119闋，包括三個部分。一是殘存的詞稿，原藏於蒲氏後裔孫某，再藏於淄川李席珍，三藏於光緒年間山東巡撫李秉衡，四藏於武安高智怡。（見高智怡《蒲松齡詞稿手跡題記》，《蒲松齡集·聊齋詞集》附錄。）這部殘稿系副本，共計42紙，包括詞86闋，其中末闋《沁園春·留別鍾聖輿》，只存詞調和標題，實有85闋。二是《聊齋詩集》六卷抄本中末卷《詩餘》多出的七闋。三是北京圖書館所藏《聊齋文集》抄本中《詞集》二卷多出的26闋。路大荒先生所編的《蒲松齡集·聊齋詞集》只收錄了上述前兩部分。 ^[6] 

聊齋俚曲，是蒲松齡利用時調俗曲的曲牌，用白話及方言俚語填詞創作的長篇講唱敍事故事。據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陰記載，蒲松齡著有俚曲14種：“牆頭記、姑婦曲、慈悲曲、翻魘殃、寒森曲、琴瑟樂、蓬萊宴、俊夜叉、窮漢詞、醜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貴神仙后變磨難曲、增補幸雲曲。”其中《醜俊巴》為未完成作品。《磨難曲》是《富貴神仙》的增訂本，在流傳中成為兩個獨立的本子。所以俚曲實為15種，共計62萬餘字。除《琴瑟樂》外的俚曲均見於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蒲松齡集》；《琴瑟樂》則於1986年首次刊於《聊齋佚文輯注》（盛偉輯注《聊齋佚文輯注》，齊魯書社1986年1月出版。）。 ^[7] 

雍正三年（1725年）張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陰，附刻雜著名稱五種：《省身語錄》《懷刑錄》《歷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後來王洪謀（禹臣）撰《柳泉居士行略》中提到蒲氏又有《家政內編》和《家政外編》兩種。據蒲氏“文集”中所收錄的蒲氏自己所撰之序、跋中，可知他尚有《婚嫁全書》《帝京景物選略》《莊列選略》《宋七律詩選》《小學節要》《藥祟書》《會天意》《觀象玩佔》，凡八種。另外還有康熙九、十年間，蒲氏南遊於孫蕙縣署中為之所擬之《鶴軒筆札》二冊。這樣，加起來，蒲氏所撰雜著當為16種。 ^[8] 

《農桑經》，張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陰附記雜著五種之一。由於該書是作者依據古代農書，根據淄川地區的具體情況，對其加以“增刪”，所記述的技術措施切實可行，頗受淄川地區百姓的歡迎。故該書流傳很廣，各種抄本也比較多，但長期未刊刻，直到1962年才由路大荒先生收錄進《蒲松齡集》中；1982年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了李長年先生校注的《農桑經校注》單行本，並收錄了藏於遼寧省圖書館之《農桑經殘稿》（實為《家政外編》的一部分）。 ^[9] 

蒲松齡生前，《聊齋志異》已引起周邊人們的興趣，競相傳抄。《聊齋志異》刊行後，遂風行天下。在其後一個時期裏，仿效之作叢出，造成了志怪傳奇類小説的再度繁榮。20世紀以後，不僅《聊齋志異》仍為人愛讀，而且其中許多篇章不斷被改編為戲曲、電影、電視劇，影響是深遠的。《聊齋志異》還很早便走向了世界，現在已有日、美、法、德、意、俄、越南、捷克、羅馬尼亞、波蘭、西班牙等近20餘種語言的譯本，流傳於世界各地。蒲松齡為中國、為世界創造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1] 

《聊齋志異》問世後，風行一時，模仿之作紛紛出現。清乾隆年間主要有沈起鳳《諧鐸》和邦額《夜談隨錄》、浩歌子《螢窗異草》等。乾隆末年，袁枚撰《新齊諧》（原名《子不語》）二十四卷，續十卷，作者自序其創作動機説：“文史無以自娛，乃廣採遊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感也。”魯迅評為：“其文屏去雕飾，反近自然，然過於率意，亦多蕪穢，自題‘戲編’，得其實矣。”（魯迅《中國小説史略》第二十二篇。）作品內容大都是些供無聊消遣的神鬼怪異之作，沒有什麼思想價值，不過其文筆確如魯迅先生所評頗自然流暢。

從清乾隆末年到嘉慶初年，影響最大的是紀昀的《閲微草堂筆記》，紀昀是最早對《聊齋志異》頗有微辭的重要學者，他認為：“《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今燕暱之詞，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

魯迅認為這是“訾其（《聊齋志異》）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簡，既非自敍之文，而盡描寫之致。”從這種觀點出發，紀昀創作了《閲微草堂筆記》，該書在體制上有意和《聊齋志異》對立，摒棄《聊齋志異》用傳奇體而以志怪的創造性，努力模仿漢晉筆記小説，“尚質黜華”，記事簡要，而多所議論。思想內容上則主張“不乖於風教”，“有益於勸懲”，極力維護、宣揚封建的倫理道德、或因果報應等迷信思想，因此該書不論是思想內容和藝術水平都無法與《聊齋志異》相比。

從清嘉慶到清末，受《聊齋志異》《閲微草堂筆記》影響的文言小説主要有管世灝《影談》、許元仲《三異筆談》、俞鴻漸《邱雪軒隨筆》、王韜《淞隱漫錄》、宣鼎《夜雨秋燈錄》、俞椒《右台仙館筆記》等，這些書有的志怪色彩漸稀，流於煙花粉黛的記述；有的充滿腐朽的封建説教；有的則純粹是搜奇獵異的遊戲之作，文言小説逐漸沒落。

除文言小説之外，清代的白話小説創作也受到了《聊齋志異》的巨大影響，其中最主要的當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和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紅樓夢》繼承了《聊齋志異》的傳統，通過具體描寫賈、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興衰過程，進一步宣告了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命運。以寶、黛愛情為主線描寫四大家族的興衰過程。《聊齋志異》的愛情觀對《紅樓夢》產生了深遠影響。蒲松齡和曹雪芹都歌頌男女對異性的“痴情”，都創作了一批痴情男女的形象。他們讚賞湯顯祖在《牡丹亭記題詞》中提出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者”的“至情”觀，並繼續向前發展，給傳統的愛情主題再一次增添新的歷史內容。

對待婦女，蒲松齡是很尊重的。《聊齋志異》中的女性形象，大都美麗、善良、聰慧、俠義、多才、能幹，不亞於鬚眉男子。《紅樓夢》更進一步認為“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見了女兒很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這顯然是對男尊女卑社會的有力打擊。總之，蒲松齡和曹雪芹都要求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解放婦女，蒲松齡比曹雪芹更多地保留着封建倫理觀念，曹雪芹在蒲松齡思想的基礎上，使《紅樓夢》更多地閃爍着民主主義思想的光輝。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則繼承了《聊齋志異》對科舉制度的批判精神，並有了新的發展。其他白話小説如李汝珍的《鏡花緣》，晚清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在婦女、揭露社會現實等問題上，都受到了《聊齋志異》的影響。

《聊齋志異》對中國戲曲的影響尤為突出。自從《聊齋志異》問世以後，早在清道光、咸豐年間就有黃燮清根據《曾友于》一篇改編的戲曲《脊令原》傳奇。他還有《絳綃記》（演《西湖主》故事）、《飛虹嘯》（演《庚娘》故事）等傳奇作品。此外還有陳烺、陸伯和等改編的《負薪記》（演《張誠》故事）、《錯姻緣》（演《姊妹易嫁》故事）、《如夢緣》（演《連瑣》故事）等。此後的改編更是為數甚多，不勝枚舉。全國各種地方戲曲幾乎都有《聊齋志異》的改編劇目，其中僅《胭脂》一篇就有京劇、秦腔、川劇、河北梆子、山東梆子、評劇、越劇、五音戲、劇等劇目。地方戲曲中僅川劇就改編過60種“聊齋戲”，京劇則有40多種，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荀慧生、周信芳、歐陽予倩、尚小云、程硯秋、金少梅都曾表演過“聊齋戲。”

《聊齋》的電影改編很早就開始了。1922年由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根據《珊瑚》改編的《孝婦羹》是最早的聊齋電影。此後到建國前的1947年，又有七家電影製片廠（公司）拍攝了八部根據聊齋故事改編的電影。建國後，從1961年到1992年，先後有十多家電影製片廠拍攝了16部聊齋故事片。其中主要有西安電影製片廠的《鬼妹》、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碧水雙魂》、北影的《古廟倩魂》及後來由著名導演謝鐵驪執導的《古墓荒齋》、峨眉電影製片廠、安徽電影製片廠聯合攝製的《金鴛鴦》，及瀟湘電影製片廠的《幽魂奇戀》等等。相對於電影來説，《聊齋志異》的電視劇改編制的“聊齋電視系列劇”，集中了全國數十名編劇、導演，幾百名演員，上千名創作人員，計劃拍攝60部80集，實際完成48部78集，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聊齋電視劇製作。這部系列劇陸續播出後，在全國引起一定反響，併發行到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台灣等國家或地區。王富聰、王林書分別著有《聊齋影視評論》《聊齋影視改編研究》，對此係列大片的成敗得失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和評論。 ^[10] 

《聊齋志異》對國際的影響，主要是對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的影響。據日本專家藤田祐賢先生考證，《聊齋志異》在中國最早的刻本“青柯亭本”出版大約兩年後（1768年後）即傳入日本。到公元1887年，出現了第一部《聊齋志異》的日文選譯本《豔情異史》。《聊齋》傳入日本以後，日本文學創作陸續出現了一些根據《聊齋》故事進行小説或戲劇形式改編的作品。最早直接受到《聊齋》影響的作品是生活於1833至1918年間的漢學家石川鴻齋創作的、出版於1888年的《再生奇緣花神譚》和出版於1889年的《夜窗鬼談》中的花神。《再生奇緣花神譚》取材於《聊齋》中的《花神》《香玉》，編織成一個情節更為曲折複雜的故事。而《花神》受《聊齋》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故事內容、情節結構、描寫手法均與《聊齋》無異。

日本近代文學創作，小説家、詩人從《聊齋志異》取材更是一個顯著現象。小説家尾崎紅葉出版於1890年的小説《巴波川》就是一部與《聊齋志異》有極深淵源關係的作品，其情節直接受《聊齋》中《花姑子》一篇的影響，藤田氏並認為，《巴波川》實際是以《花姑子》為構思藍本。

日本近代著名小説作家芥川龍之介曾創作了四篇直接取材於《聊齋志異》的短篇小説。分別是：《仙人》（取材於《鼠戲》《雨錢》）、《酒蟲》（取材於《酒蟲》）、《掉頭的故事》（取材於《諸城某甲》）、《仙人》（取材於《嶗山道士》）。日本評論家認為，芥川的作品表現了某些奇特的情趣，其浪漫主義傾向終其一生而不改。不能不説是有《聊齋志異》的影響。從《聊齋志異》中取材並留下了公認是好作品的是太宰治。他創作的《清貧譚》和《竹青》分別取材於《聊齋·黃英》和《竹青》《蓮香》，成為能體現這位以描寫家庭生活為主題的短篇小説大家創作特色的作品。

日本現代作家中受《聊齋志異》影響最大的有“芥川文學獎”獲得者安岡章太郎及評論家、小説家慄田勇代。安岡章太郎於1975年出版了《我説聊齋志異》，是完全在《聊齋志異》的影響下創作的。慄田氏則於1967年出版了《愛奴》，先是改為三幕劇，於1969年公演，博得極大好評；後又被搬上銀幕，並參加了第1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在當時的日本年輕一代中引起巨大反響。他的作品“讓幽鬼與生者在官能的世界中相互接觸，展開了一個可以説是具有超越死亡的、給性官能塗上莊嚴色彩的愛的世界”。他出版於1968年的短篇小説集《愛奴系譜》則直接取材於《聊齋志異》中《蓮香》《連瑣》等名篇。日本專家藤田祐賢認為，“由於（慄原）這個受到來自法國象徵派和超現實主義派詩人和作品影響的現代作家的創作，《聊齋》的世界呈現出一種恍惚於現代之中的姿態。這是日本文學中未曾見過的世界，是受到《聊齋》影響而創作的特異之作。”此外，還有好多作家受到《聊齋志異》的影響。如：評論家、小説家澀澤龍彥的小説《護法》取材於《聊齋·陸判》；霜川遠志在1971年出版了包括15篇短篇小説的《脱胎換骨的聊齋志異〈夜叉人〉》；芥川獎獲得者森敦於1979年出版了《我家版聊齋志異》等等。

《聊齋志異》對日本兒童文學產生一定影響。有1929年出版的、佐藤春夫收有《促織》等四篇聊齋故事的《支那童話集》，1967年出版的、藤田祐賢譯的《中國文學名作全集》9；1977年出版的、丸山松幸、竹內良雄合譯的《獻給少男少女的中國古典文學》13，等等。《聊齋志異》傳入日本以後，在日本文學的土壤裏結出了累累碩果，充分説明了《聊齋志異》這部不朽鉅著已成為全人類的寶貴遺產。 ^[11] 

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齡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府、道三試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其制藝《蚤起》《一勺之多》，為山東學政施閏章所賞識，稱其文章“觀書如月，運筆如風，有掉臂遊行之樂。” ^[3] 

郭沫若於1961年為蒲松齡故居題寫對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題詞：鬼狐有性格，笑罵成文章。

全國人大常委原副委員長胡厥文題詞：落落宏才未得申，揮筆弄墨染風塵。意彌性摯開金石，天順人和狐鬼馴。繡口錦心有若無，生花彩筆假猶真。千篇恩愛悲歡劇，易俗移風勸世人。 ^[12] 

參考資料 ^[13] 

存蒲松齡紀念館，國家一級文物。畫像系絹本彩色工筆畫，立軸，長258釐米，寬69釐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作品。此畫像一直保存在蒲氏後人手中，世代相傳，1954年捐獻給蒲松齡故居管理委員會，由蒲文琪等人共同保管。1961年由專職幹部蒲玉水送北京故宮博物院進行了揭裱修補，並複製兩幅，一幅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一幅在蒲松齡故居聊齋正房展出。 ^[14] 

參考資料 ^[15] 

蒲松齡故居，位於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洪山鎮蒲家莊。原為東向大門一間，北堂屋三間（即聊齋），東西廂房各兩間。是北方農村的典型建築。抗日戰爭期間，遭侵華日軍焚燬。新中國建立後，山東省政府派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文聯路大荒、陶鈍等前來考察，於1954撥款進行修復。 ^[16] 

蒲松齡墓園，位於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洪山鎮蒲家莊東門外一里許，整個墓園佔地一千多平方米。內有古墓30多個，古柏30多株。蒲松齡墓在西北隅。封土高兩米多。墓前有清雍正三年（1725年）張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石碑一座。 ^[17] 

柳泉，位於蒲家莊東門外。原名滿井，蒲家莊早年因此井而得名為滿井莊。蒲松齡非常喜愛柳泉，曾説過“予蓬萊不易也”。所以自號“柳泉居士”。傳説他曾在此設茶待客，與過往行人作促膝之談，聽他們談狐説鬼，以蒐集創作素材。解放後與修復蒲氏故居的同時也進行了恢復舊景的建設。 ^[18] 

西鋪設館處，位於淄博市周村區王村鎮西鋪村。蒲松齡自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在這裏執教達30年之久。這裏也可以説是他的第二故居，他在這裏完成了他一生大部著作，留下了可貴的文學遺產。經過歷史的變遷，已經荒落和廢圯了，唯一留下的就是振衣閣，也因年久失修幾近倒塌了。隨着蒲松齡故居修復及聊齋作品整理，西鋪蒲松齡設館處，日益被政府重視。1985年開始，淄博市及周村區多次撥款進行整修。恢復了綽然堂、整修了振衣閣及東西兩廂房。並設立管理機構，進行了必要的陳列，對外開放，接待中、外觀眾。

石隱園，是西鋪設館處館東畢家的花園，以石景為主的私人園林。蒲松齡在這裏留下許多詩文，如《逃暑石隱園七律二首》《讀書石隱園，兩餐仍赴舊齋七古一首》《石隱園七律一首》《冬初過石隱園即景五古一首》等。可惜該園年久失修，已為畢家後人蓋了住房。 ^[19] 

蒲松齡紀念館。蒲松齡紀念館是在山東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蒲松齡故居基礎上擴建而成的。蒲松齡故居歷史上曾經被毀，長期荒廢。全國解放後，人民政府在經過大量調查論證的基礎上，在原址上修復了蒲松齡故居，併成立了蒲松齡故居管理委員會，陸續開闢展室，徵集藏品，展出蒲氏著作。1980年，淄博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蒲松齡紀念館，下轄聊齋正房、柳泉、蒲松齡墓園等三處遺址。蒲松齡紀念館為馳名中外的旅遊勝地，被省、市有關部門命名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市級文明單位。

蒲松齡紀念館擁有各類藏品一萬五千多件，包括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的蒲松齡畫像、手稿、印章，較為珍貴的《聊齋志異》等舊線裝抄、刻本、外文印本、港台版本；改編的聊齋故事、連環畫冊、戲曲、影視劇本；研究蒲松齡生平及其著述的論文、專著及相關報道雜説、書目索引、文物資料等。陳列方面，除聊齋舊居復原陳列外，還有蒲松齡生平，著述版本、蒲學研究成果等主題陳列及館藏字畫、聊齋故事泥塑等各種附屬陳列，擁有六個展廳，陳列內容豐富充實、新鮮活潑、雅俗共賞。

蒲松齡故居屬清代北方農家建築風格。蒲松齡紀念館把庭院建築、綠化也納入陳列範疇，展室均是土坯草頂的民房結構；又精選了扶方藤、楊柳、松、石榴、白果等樹種精心種植，使整個蒲松齡紀念館古樸典雅、洋溢着鮮明的特色，令中外遊客留連忘返。

蒲松齡研究所。蒲松齡研究所成立於1986年9月，是在蒲松齡紀念館現有人員的基礎上組建的，1990年代有研究人員七人，其中有正高級職稱的二人，副高級職稱的二人，中級職稱的六人，初級職稱的十餘人。研究所組建十年來，推出了許多重要研究成果，發表了許多論文，出版了十餘部專著，其中《聊齋佚文輯注》《蒲松齡生平著述考辯》《全譯白話聊齋志異》等在蒲學界引起一定反響。由蒲松齡研究所主辦的《蒲松齡研究》雜誌，當時是國內外唯一一家蒲學專業學術刊物。自1986年創刊以來已出版45期，推出蒲學論文約4000餘篇。其中1995年編輯出版的《紀念蒲松齡誕辰350週年專號》，全書40多萬字，囊括了國內外較有影響的蒲學專家的40多篇論文，體現了蒲學最新研究成果，得到了蒲學界廣泛好評。該刊現為季刊，主要設有蒲松齡生平、《聊齋志異》研究、聊齋詩文研究、聊齋俚曲、雜著研究、專家介紹、資料輯佚、新書架等欄目，面向國內外發行。

蒲松齡研究會。蒲松齡研究會是淄博市範圍內的羣眾性學術團體，成立於1986年，現有會員50多人。

山東大學蒲松齡研究室。山東大學蒲松齡研究室成立於1980年，袁世碩教授任主任，前後共編輯出版《蒲松齡研究集刊》4輯。 ^[20] 

1980年9月16日至20日，山東省文化局、省出版局、山東大學、省文聯、省社會科學研究所和淄博市人民政府聯合發起，在淄博市舉辦了全國第一屆蒲松齡學術討論會。這次討論會有70多名專家出席，收到論文41篇，就蒲松齡的生平、思想、著作及影響等各方面作了廣泛的新的探索和論述。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山東大學、山東師範大學、山東省文聯、省社聯及淄博市有關單位聯合舉辦了全國第二次蒲松齡學術討論會。這次討論會就蒲松齡的祖先族屬問題、《聊齋志異》是否有反清思想、《聊齋志異》在中國文學史與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1988年10月，江蘇省明清小説研究會在江蘇如皋舉辦了《聊齋志異》專題學術座談會，有20名專家、學者與會，收到論文10餘篇，不同程度地發展深化了過去的研究成果。1991年10月18日至22日，山東大學、山東省文化廳，淄博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辦了“首屆國際聊齋學討論會”。來自英、美、日、澳等國家和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70餘人與會，收到論文37篇，專著4部。這些論文（專著）從哲學、美學、民俗學等角度對《聊齋志異》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並從史的宏觀文化背景上考察了《聊齋志異》數百年盛行不衰的原因。

2001年4月，在淄川召開了第二屆國際聊齋學討論會。由市政府、淄博學院和蒲松齡研究會聯合主辦。與會的國內專家80多人來自全國26個省、市、區（包括港台地區），國外專家13人，來自美、英、俄、德等9個國家。會議出版了《聊齋學研究論集——國際第二屆聊齋學討論會論文集》，會議的規模，收到的論文數，取得的成果均超過首屆。 ^[20] 

2015年4月4日中國發行《中國古代文學家（四）》郵票，其中第一枚就是蒲松齡。 ^[21] 

論文。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及其他著述最初多以抄本行世。在傳抄過程中難免“各有點竄，更以卷帙浩繁，擇優逐趣而錄，或恐有違礙，增刪不一”，“……至先生手澤，十損八九”（王敬鑄《蒲柳泉先生遺集·序》），給蒲學研究工作造成很大困難。因此，現代早期的蒲學研究以資料蒐集為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隨着蒲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有關蒲松齡及其作品研究的論文、專著遂大量出現。據不完全統計，從1949年到1995年共有1500多篇論文見於全國報刊：1949年至1966年有656篇，1966年7月至1979年有1273篇，1980年至1982年有377篇，1983年至1987年有309篇，1988年至1995年有588篇，合計：1503篇。 ^[22] 

參考資料 ^[22] 

紀念建築，除蒲松齡紀念館外， ^[23]  還有聊齋園、留仙湖公園、松齡中學、柳泉大廈、聊齋路、松齡路、柳泉路、石牌坊等。

聊齋園，是一處綜合性體現聊齋意境的遊覽場所。位於蒲家莊東原柳泉舊址，包括蒲松齡墓園，佔地24公頃。由蒲家莊農民投資5000多萬元興建，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園內建有藝術陳列館、狐仙園、石隱園、聊齋宮、聊齋故事實景、蒲松齡墓園。1999年始，蒲家莊又投資3000餘萬元，在聊齋園的基礎上興建“聊齋城”，已初具規模。2002年，首屆中國淄博國際聊齋文化旅遊節在蒲家莊舉辦。 ^[24] 

留仙湖公園，淄川城南，原般水及孝婦河交匯處。1960年代修了一個小水庫。1985年，淄川區把這裏開闢為公園。因為當年蒲松齡南遊歸來曾在這裏垂釣過，所以淄川區就把這個水庫命名為留仙湖，公園也叫留仙湖公園。 ^[25] 

松齡中學，位於蒲松齡故里蒲家莊南，為淄川區洪山鎮集資興建，1989年建成。 ^[26] 

聊齋路，湖田至南莊公路經過洪山鎮的一段，命名為聊齋路。為參觀蒲松齡故居及聊齋園的必經之路。 ^[27] 

石牌坊，位於蒲家莊西門外仙鄉路西頭。1997年5月落成。大孔門楣上，東、西兩面皆有陰刻貼金四個大字。東面為“柳泉遺風”，是山東大學教授、書法家蔣維崧書；西面為“蒲氏故里”，是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孫軼青書。兩小孔門楣上裝飾有浮雕《聊齋故事圖》。整個建築莊重渾厚、古樸典雅，是參觀蒲松齡故居、遊聊齋園的第一景觀。 ^[28] 

《蒲松齡捉妖記》是一部由白鹿無涯所著的懸疑靈異小説，連載於木葉文學網，於2019年09月開始創作。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