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沃爾福威茨

1943年12月22日，保羅·沃爾福威茨出生於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波蘭裔猶太移民家庭。 ^{[1]  [6]} 

1965年，獲康奈爾大學數學和化學學士學位。 ^[1-2] 

1967年，獲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4] 

1970年至1973年，在耶魯大學任講師和助理教授。 ^[8] 

1972年，獲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哲學博士學位。 ^[4] 

1973年至1977年，先後任美國軍備控制和裁軍署署長特別助理、助理署長幫辦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特別助理。 ^{[2]  [4]} 

1977年至1980年，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和國防部規劃分析與監測局副局長。 ^{[2]  [4]} 

1981年至1982年，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 ^{[2]  [4]} 

1982年至1986年，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2] 

1986年3月至1989年，任美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 ^[2] 

1989年至1993年2月，任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 ^[2] 

1994年至2001年，任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院長。 ^[1] 

2001年3月2日至2005年5月1日，任美國國防部常務副部長。 ^[2] 

2005年3月16日，被美國總統小布什提名為世界銀行行長，接替詹姆斯·沃爾芬森。3月31日，提名被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批准。 ^[4] 

2005年6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任世界銀行行長。 ^[1] 

2008年1月，被任命為美國國務院國際安全顧問委員會（ISAB）主席。 ^[9] 

1983年2月，時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的保羅·沃爾福威茨隨國務卿喬治·普拉特·舒爾茨首次訪問中國並會見鄧小平。 ^[6] 

2005年8月，訪問印度。 ^[6] 

2005年10月11日，訪問日本。 ^[6] 

2005年10月13日至18日，首次以世界銀行行長的身份訪華。10月14日，在蘭州大學發表演講。 ^[6] 

2007年1月，訪問土耳其，分別會見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和歐盟首席代表。 ^[7] 

《防衞計劃指導原則》

保羅·沃爾福威茨是一個富有同情心、令人尊敬的人。（美國第43任總統喬治·沃克·布什評） ^[5] 

沃爾福威茨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前，他的女友沙哈·麗扎（Shaha Ali Riza）就已在世行工作了7年。沃氏出任行長時，他與53歲的麗莎的關係也已有3年多。麗扎此時擔任世行中東和北非辦公室聯絡顧問一職，年薪近13.2萬美元（約人民幣102萬元）。

按照原來世行規定，她不直接在沃氏手下工作，並不算“利益衝突”違規。沃氏在接受行長提名第二天，即通過律師通知世行他與員工麗扎事先已存在戀愛關係。沃氏主動提出規避，即取消他本人在所有涉及其女友人事問題上的決定權。但此提議被道德委員會拒絕，卻裁定麗扎必須徹底從世行借調出去，並放棄已進入最終升遷名單的機會。最後的決定是將她外派美國國務院5年，其薪酬繼續由世行發放。當然，外派本不是他們的意願，而是世行超過常規的額外強制要求。作為補償，道德委員會決定給麗扎加薪。由於作為補償的加薪幅度尚無先例可循。身為行長的沃氏在徵詢世行有關人員時，回答是他可以看情況決定。按照世行一般提升工資的規定，最高是加2萬多美元。於是沃氏先後給麗扎兩次加薪加了4萬多美元，收入一下躍升至19.36萬美元（近人民幣150萬元），超過了美國務卿賴斯的收入。

事件曝光後，雖然沃氏的任命者、美國總統布什仍公開力挺，但反對他繼續留任的呼聲則排山倒海而來。世行工會4月初率先發難，要求行長自動請辭。多位前世行官員及民主黨議員也積極呼籲他應該辭職負責。此外，早在沃氏就任世行行長之初便極力反對的歐洲國家，在該行的春季年會上更是一邊倒地重申沃氏不再適任。面對各界的壓力，處於尷尬境地的沃氏原本立場強硬，僅在4月12日發佈簡短的道歉聲明，堅持留任，並僱用律師試圖證明其清白。然而，形勢在5月14日世行特別調查小組的報告出台後急轉而下。該報告指出，沃氏在處理女友借調問題上，違反了世界銀行的行為準則、三項員工規定和他本人的行長聘用合同條款。報告同時指出，這一事件“已對世行的名聲和信譽造成了極大負面影響，令人對世行的領導能力、使命感和運作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從而會影響世行從各國籌資向貧困國家提供金融資助的能力。布什在力保沃氏立場上的最終軟化，成為壓倒後者的最後一根稻草。世行董事會和沃氏最終在5月17日分別宣佈，後者將在6月30日正式辭職。沃氏也因此成為世行62年曆史上首位因醜聞辭職的行長。

在經過幾個月的抗爭後，沃氏還是沒有贏得信任，只好宣佈辭職。事情的導火索是“女友門”。然而，這只是導火索，真正導致沃氏無奈離去的以下幾點原因值得注意。

首先是世行管理不善。世界銀行是全球最大的發展援助機構，每年共有約900億美元的援助預算。世行擁有約1萬名僱員，以及成千上萬個各自對幾十個捐資國政府負責的承包商，而這些捐資國的政治和經濟考慮往往存在衝突。此外，就世行的使命而言，可謂各式各樣、錯綜複雜，包括消除貧困、推進性別平等、減少疾病、扶持農業、私有化、建設大壩、資助小額信貸等，其結果就是世行的使命缺乏重點。世行運作模式上缺乏透明度和問責，也缺乏開展眾多政府項目的能力。儘管世行在過去幾年裏進行了大量改革，由此導致的行內、行外的諸多不滿，“女友門”只不過是個“引信”而已。

其次是個人作風。世行184個成員國是其股東，擁有最終決策權。每個成員國委任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來行使其職責。理事通常由財政部長或計劃部長等官員擔任，並在每年秋季召開一次世界銀行年會。理事會可授權負責處理日常事務的常設機構——執行理事會代行各項職權。擁有股份最多的5個國家--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各任命一名執行董事，其他成員國分別由經過各國分組（或選區）選舉出的19名執行董事代表。中國、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等部分國家形成單一國家選區，而其他國家聯合成多國選區。這24名執行董事通常每週開兩次會來監督管理世界銀行的業務。作為世行行長，沃爾福威茨負責世行日常運作，世行貸款的最終決定權掌握在由24名執行董事組成的世行董事會手裏。沃爾福威茨卻無視董事會，常常獨斷專行。一名世行高官則對BBC記者描述了他的獨斷：“他很禮貌地聽你的意見，但隨後的行動卻與你的建議相反。”世行前首席法律顧問、秘魯政府前總理羅伯託·達尼諾曾建議沃氏將其女友麗紮在世行的去留和待遇一事交由專門部門處理，遭到沃氏斷然拒絕。達尼諾被沃氏説成“不稱職”而被迫辭職。達尼諾總結説:“沃爾福威茨以為，任何反對他的人不是不稱職就是腐敗。”所以力促沃氏辭職的世行調查小組負責人赫爾曼·維傑賈夫爾斯説：“如果他是一名好領導，這件事不會鬧這麼大。”

再者是內部人事問題上的爭議。在沃爾福威茨到任前，世行已僱請專業公司挑選機構誠信部主任候選人，圈定9人進入最後名單。誰知，他把9人一律否定，他親自任命與美國共和黨關係密切的蘇珊娜·福爾松出任世行機構誠信部主任，負責調查世行項目中的欺詐和腐敗現象以及僱員瀆職行為。另外在挑選高級助手方面，沃氏同樣任人唯親，他沒有像前任一樣關照世行內部僱員，也未徵詢人力資源部門高級官員，就將在美國政府工作的兩位朋友羅賓·克利夫蘭(Robin Cleveland)和凱文·凱勒姆斯(Kevin Kellems)調到世行充當自己的顧問，直接向世行高級官員發號施令。這兩人曾深深捲入伊戰政策制定工作，不由得讓人懷疑他是否要把世行變成小美國政府。結果導致世行內外的強力反彈。世行職員向《華盛頓郵報》透露“女友門”消息導致此次東窗事發。世行42名官員聯名要求沃氏辭職，7000名世行職員表示堅決支持歐盟代表集體“逼宮”，法國甚至稱，如沃氏不辭職，法將減少對世行的捐款。

最後是單極與多極的矛盾。世界銀行的行長按照傳統由擁有股份最多的國家即美國的公民擔任，行長擔任執行董事會主席，任期為5年，可以連任。沃氏就職時，美聯社曾對此評論説，這是為“讓布什政府能夠在這個擁有1萬多名僱員的大銀行中貫徹自己的意志。”“女友門”醜聞披露後，白宮一味庇護，對沃氏又是“力挺”，又是“欽佩”。美國以為它對世行擁有16%以上的投票權，擁有“一票獨大”的地位，可以使沃氏輕鬆過關。沒想到來自世行和歐盟內部的壓力如此之大，他仍不得不辭職。這就是，美國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領導地位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從更深層看，這也更多地折射出廣大發展中國家對美國在世行“一票獨大”的局面強烈不滿，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渴望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這又表明世行內部矛盾並非一般性的歧見，而是並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結構性矛盾。

儘管布什新提名的佐利克得到了法國、德國、加拿大以及巴西等國的支持，這表明美國的世行行長保衞戰獲得初步勝利，但佐利克的任職仍不可能一帆風順，世行面臨的改革及挑戰也只會是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