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成

籍 貫: 廣州市番禺

歷史時期: 鴉片戰爭時期

歷史事件: 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

何玉成，名琳，號琢石。番禺慕德里司蕭崗鄉（今廣州市白雲區）人。嘉慶二十二年（1817）秀才。道光十一年（1831）舉人。早年家貧，以教書為生，並在鄉組織懷清社，維護地方治安，經年不懈，卓有成效。鴉片事起寫有《辛丑首夏書事》等詩，揭露帝國主義侵略和鴉片輸入對中國人民的危害。

道光二十一年，英軍犯廣州，佔四方炮台，家居離此不遠的何玉成曾謀求“聯合本司各社學，保守鄉間”。但此時各鄉士紳還多存“自保”思想，“未敢擅行”。是年五月，廣州北郊三元里農民首舉義旗抗英，何玉成積極響應，在鄉組織義勇隊伍，鼓勵鄉民勇殺英兵。柬傳番禺、南海、增城諸村，派出丁壯聯合抗英，並大敗英國侵略軍於牛欄崗。事後，清官方授予何玉成“六品軍功”。粵督祁壎稱“玉成督率鄉民，奮不顧身”，給予獎匾。而他未忘各鄉傷亡之士，聯絡眾鄉紳向粵督祁壎呈遞條陳，建議籌設“驅夷忠勇祠”（即義勇祠）“以慰忠魂”。經批准設在民眾效死之地牛欄崗，後遷至石井。 ^[2] 

英軍被三元里等鄉民眾擊退後，何玉成建議官方“增強設備”，自海珠至石門，如仁威、沙南、荔園、泮塘、穗口及對岸之白沙、增 7，各處水陸要隘，設防置炮。同時，協助民間擴大社學組織。李芳、何有書等發起建立昇平社學及昇平公所時，何玉成給予大力支持，使社學組織成為一支“無事則負耒力田，聞警則操戈禦侮”的民間抗英隊伍。西湖社學重修，何玉成為其撰寫碑文，指出：“逆夷之所懼者，民心固也，民所以固者，賴社學以維之也。”之後，他還奉命派懷清社義兵千人，駐紮在城外各炮台，防止英兵再犯。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廣州人民因英兵開槍打死我羣眾三人而怒燒英商館，祁壎等“恐夷人藉口生事”，急請他商議，何玉成即派社學團練千人來省，駐紮在小北較場，使英人知道“眾怒難犯”，不敢報復。粵督祁壎等廣東地方大吏曾幾次保奏何玉成“打仗出力，而且辦團辛勤。察其才具，堪膺民社之任。”但清政府始終諭令，將何玉成交“將軍伊里布妥為管束，如始終如一，再會同督撫保奏”，表現為朝廷對他的不信任。道光二十四年代督程矞採再摺奏保時，何玉成已參加會試，大挑一等，任四川射洪縣知縣，歷十載。中川《射洪縣誌》、《潼州府志》政績篇均有傳，詩文見“藝文類”。咸豐末年休官回鄉，為鄉人推舉主持保良局，曾力保被朝廷追殺的紅巾軍多人。同治二年（1863）建議重修懷清社學，並易其名為“佛嶺社學”。

何玉成故居攬翠山房至今猶存。他曾以所居之名自刻詩稿，久佚。建國後廣東省文史館收集得數十首，輯成《攬翠山房詩輯》，其中不少是抗英鬥爭的重要史料。

何玉成，原名琳，以字行，號琢石，廣東番禺縣慕德里司蕭岡鄉(今廣州市境內)人，不知其生卒年月，家貧，嘉慶二十二年(1818年)中秀才，在鄉以教讀為生，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舉人。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在本鄉懷清社學辦團練。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四、五日(1841年5月24、25日)，英國侵略軍在泥城登陸，攻陷廣州城北的四方炮台。蕭岡位於四方炮台和三元里的北面，何玉成及其兄弟“自度舊廬必遭傾”，曾“集眾公盟”，擬聯合本司各鄉社學組織反侵略武裝以保衞鄉里，但這時各鄉士紳“阻於官帥之和議”(當時奕山與英軍議和，議訂了《廣州停戰協定》)而多退居畏縮，何玉成的倡議未能實現①。

四月初十日(5月30日)，三元里人民不堪英軍的騷擾、欺凌，勇揭抗英大旗，何玉成當“即柬傳東北、南海、番禺、增城、連路諸村，各備丁壯出護”，於是附近城西北三元里等九十餘鄉及對岸三山等村人民“老弱饋食，丁壯赴戰，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萬人。”②這次戰鬥延續到第二天下午，羣眾越鬥越勇，取得了很大的戰果，正要進一步殲滅被包圍的侵略軍時，由於廣州知府餘保純等地方官奉奕山等大吏的命令加以阻攔，被脅迫解散。故老相傳，當時餘保純找到何玉成，限令收兵，解散隊伍，威脅他：“如不收兵，則六百萬元(賠款)要你何玉成負責”③，迫使他接受，事後奕山和兩廣總督祁貢等大事報功，奏請清政府獎給何玉成六品軍功，稱讚他和一些士紳“督同各鄉丁勇，奮不顧身，殺斃匪(指英軍)多名，……實屬志切同仇，深知大義”，並贈予獎匾④、

三元里等鄉人民嚴懲了英國侵略者，但在義勇民眾中也有傷亡，其中在戰鬥中犧牲的即達二十餘人。這年四月中旬，何玉成等愛國士紳聯名向兩廣總督祁貢呈遞條陳，要求對傷亡羣眾進行撫卹，建立“忠勇祠”，得到批准。他們並以“三元里西村南岸九十餘鄉眾衿耆”的名義出《説帖》，駁斥義律對廣東人民進行威脅的“告示”。《説帖》的詞句簡明有力，末尾提出要再“糾壯數十萬”與英軍決戰，表示“務使鬼子無隻身存留，鬼船無片帆回國”，使得義律非常害怕⑤。祁貢等“見此字罵英逆妙極”，便特派餘保純和番禺、南海兩知縣出面，於四月十九日(16月8日)晚在大佛寺宴請何玉成等十餘名士紳，加以籠絡。

何玉成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中的行動表明了他具有熾熱的愛國思想感情，他在自己所寫的一些詩篇中也抒發較強烈的衞國保家鄉的情懷。在《團練鄉勇駐紮四方炮台等處紀事》一詩中，他描繪了三元里抗英鬥爭的實況，寫道：“今歲口初夏，寇掠城西鄉，少壯爭禦侮，老弱同齎糧，天心助我民，一雨紛淋浪，彼兵黯無焰，我兵眾且強。奮我刀與牌，殲彼犬與羊，夷眾下船去，眾怒猶未降”⑥，表現了他對侵略者高度的仇恨。第二年(1842年)，廣州各地紛紛整頓或新建社學武裝，其中最早的有南海舉人李芳在石井建立的“昇平社學”，番禺在籍內閣中書、進士何有書在江村籌建“昇平公所”，何玉成又協助何有書進行具體籌備工作。這些社學武裝建立後，招之即來，收到禦侮保家鄉的顯著效果，正如何玉成詩中所説的那樣：“萬民皆同心，集眾惟一呼，以此懾遠夷，不戰膽亦虛。”這一年農曆十一月初六日(12月7日)夜間，發生廣州人民火燒英國商館，祁貢等“恐夷人藉口生事”，第二天就調令昇平社學和公所的壯勇二千人，“來省以備不虞”，這兩處的丁壯，於初八日(9日)即“踴躍齊集”，何玉成當時就帶領了團勇一千名駐紮小北較場。他在詩中這樣記述道：“……豈知民怨深，夷樓毀一燧。中宵警報聞，復懼夷氛熾。倉卒呼吾儕，踴躍荷戈至。……部署北較場，先聲奪人志”⑦。以此，祁貢等廣東地方大吏前後幾次保奏何玉成“打仗出力，而且辦團辛勤”，但清政府卻諭令將何玉成“交將軍伊里布妥為管束，如始終如一，再行會同督撫保奏”，表現對他們這些反侵略武裝的不信任。以後在反對英人進入廣州城的多次鬥爭中昇平社學和公所在組織人民羣眾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何玉成赴京參加會試，大挑一等，任四川射洪知縣，咸豐末年休官回原籍，為鄉人推舉主持保良局，這時以李文茂為首的紅巾軍在撤離廣州後，城外各鄉特別是三元里一帶農民被兩廣總督葉名琛為首的地方官吏株連羅織，捕殺不已，何玉成盡力保全，使多人倖免於難。同治二年(1863年)，何玉成改懷清社學為佛嶺社學。此後事蹟不詳。遺著有詩若干首，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蒐集得數十首，編為《攬翠山房詩輯》。

①《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修訂本，第204-206頁；《鴉片戰爭》新知識出版社，第4冊第1頁。

②梁廷枬《夷氛聞記》，中華書局，第75頁。

③《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修訂本，第168頁。

④《鴉片戰爭》，第4冊。第24頁。

⑤《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第16頁、第24一25頁。

⑥同上，修訂本，第297頁。

⑦以上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第5冊第2517頁；《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修訂本，第297頁，何玉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