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謨經濟論文選

《休謨經濟論文選》精選了休謨從1748—1758年這10年間曾發表的較有代表性的9篇經濟學論文，分別是《論商業》《論技藝的日新月異》《論貨幣》《論利息》《論貿易平衡》《論貿易的猜忌》《論賦税》《論社會的信用》和《論古代國家的人口稠密》，這些論文集中反映了休謨的主要經濟思想。 ^[2] 

《休謨經濟論文選》一書源於一場帶有“硝煙味”的論戰。18世紀中葉，英國處於工場手工業的繁榮時期，英國產業資本迅速發展。從1744年以後，英國對外戰爭不斷獲勝，擁有了大量的殖民地，海外貿易日益擴大到全球範圍。然而在英國國內，尚存在封建殘餘勢力，它們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於是在1750年前後，英法兩國學者間展開了一場論戰，討論國際經濟平衡是否需要一個過程，該平衡被打破後會自行恢復，而不需要政府的干預。這是經濟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之間的論戰，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休謨加入了論戰團並寫了諸多經濟論文，這些經濟論文便構成了《休謨經濟論文選》的主要內容。 ^[2] 

貫串於《休謨經濟論文選》的這些經濟論文中的，是他的貨幣數量論。在《論貨幣》《論貿易平衡》等文中，休謨系統地表述了他的貨幣數量論，並批判了晚期重商主義的貿易差額論，提出國際貿易理論和自由貿易主張。此論為反對重商主義體系起到重要作用，是他的又一個粗野的對立形式，在客觀上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國際貿易，擴大國際分工，在國際範圍內發展社會生產力。在資本的論述上，休漠也有所發展，他認識到資本與貨幣的區別與聯繫，並把利潤看作利息的基礎。把利息看作利潤的派生形式，指出利潤的高低決定利息的高低，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積累的增長，必然導致利潤率和利息論的下降。在賦税、利息等問題的論述也富有特色，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表現了一定的理論勇氣。 ^[3] 

在《論貨幣》一文中，休謨着重闡述了貨幣數量理論。他認為，貨幣本身不具有價值，只是一種代表勞動和商品的象徵，一種評價和估計勞動和商品的方法。貨幣與勞動和商品的關係，也不過是一種數量關係，一切東西的價格取決於商品與貨幣之間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變化都能引起同樣的結果——價格的波動。商品增加，價格就便宜，貨幣增加，商品價格就上升；反之，商品減少或貨幣減少也有相反的變化。休謨用貨幣數量論來反對重商主義中將貨幣等同於財富的觀念，認為貨幣數量的多少並不會給國家帶來任何影響，更與財富的多少無直接關係。

休謨在《論利息》一文中提出了利息率的高低與貨幣數量的多少無直接關係的觀點。在利息和貨幣資本之間的比率已知的條件下，用貨幣表示的利息的價值和用貨幣表示的貨幣的價值都會隨貨幣價值的升降而升降。因此，貨幣的價值不會影響利息率水平。休謨認為，利潤與利息密切相關。他將利潤看作利息的基礎，將利息看作利潤的派生物，但認為二者並不存在因果關係。他為了維護工業資本的利益，還主張實行降低利息，以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休謨指出，在那些不懂商業性質的國家裏，禁止商品出口，將有用的、寶貴的東西留在本國，是一種司空見慣的錯誤做法。因為這種做法會事與願違，適得其反。事實上，任何一種物品，它的出口越多，它的產量也就越大，而本國總是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

他進一步着重指出的是某些國家對財富本質的認識有偏差，對貿易的看法也有誤，只是一味強調貿易順差，並且過分看重貨幣的意義，而不知道貨幣只是一種工具，與財富無關。在休謨看來，重商主義主張利用國家強制手段限制貿易自由，增加高額關税，片面追求海外貿易順差的做法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達到預期效果的。因為社會財富的增長在於商品的生產與交換，商品市場的本性決定了貿易總是最終趨於平衡的，重商主義所看重的貨幣是流動的，即便國家採取強制手段也是無效的。

此外，休謨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一個國家的商品和貿易的增長不但不會損害鄰國的經濟，反而會構成一個良好的勢態，相互促進、相互發展。在休謨看來，重商主義強調商品貿易的重要性是不錯的，關鍵在於他們片面地理解了商品貿易，沒有發現商品貿易的自由本性。他主張一個國家在經濟政策方面不應該閉關自守，而應該積極促進貿易活動，鼓勵商品流通；沒有必要限於國內，而應該打開國門，在世界範圍內開展自由貿易，促進整個國際商品貿易的自由流動。 ^[2] 

《休漠經濟論文選》中闡述的經濟理論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產生廣泛的影響，起到一定的歷史進步作用。休謨的經濟論著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從而奠定了休謨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的地位。他的論述涉及到了貨幣、貿易和税收，富有見地，以“卓越的表達方法”（馬克思語）闡述了當時人們所普遍關注的一些經濟理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資本主義關係的內部聯繫。 ^[3] 

《休謨經濟論文選》的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1984年出版，其中收錄的論文曾被收集在《政治論叢》中，於1752年出版。後來又有E·羅特温新編的《經濟學文集》，於1955年出版。 ^[3] 

大衞·休謨（1711一1776），英國哲學家，主觀唯心主義者，不可知論者。經濟方面他主要論述貨幣、貿易和税收。在貨幣理論、國際貿易、人口增長等問題上的有些論述超過了斯密。然而他有時重複重商主義的謬論，將商人説成是有用的人。他採用貨幣數量論和貨幣名目論。他反對土地所有者，他認為土地所有者傾向於奢侈，將減少資本的數量，從而提高利息率。主要著作有《人性論》（1739 1740年）、《道德與政治論集》( 1741—1742年)、《人類理解力研究》（1748年）、《若干問題論叢》（1752年）、《英格蘭史》（1754—1762年）。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