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鳳閣

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伊萬諾夫（Иван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1877-1937）。蘇聯西夏學先驅。彼得堡皇家劇院演員的兒子，1897年升入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修漢滿語專科。1902年赴中國遊學兩年。後去歐洲一年，在英、法、德諸國從事學術考察。回國後留校執教漢語文課。早期發表《王安石及其變法》(1910)、《中國哲學資料集:法家韓非子》(1912)等。1913年獲博士學位。1914年在聖彼德堡大學教日語，1920年，他被邀請到外交部工作，1923年應聘北京大學從事教學。1924年任蘇聯駐華大使館漢文參贊。1927年回國。在開創前蘇聯西夏學研究上作出過重要貢獻。1909年最早系統整理彼得·庫茲米奇·科茲洛夫從中國黑水地區掘走的西夏文獻，考定了許多西夏文佛典和世俗文獻，發現、鑑定並報導了《掌中珠》、《文海》、《文海雜類》、《音同》等字典，撰寫了《西夏語簡介》(Zur Kenntnis der Hsi-Hsia Sprache,1909)、西夏文漢文對照《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大經》(Сутра“Восхождение Майтрейи на небо Тушита”,1916)、《西夏文獻》(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1918。1921年譯為法文，附伯希和註釋)、《西夏國書説》(1927年,刊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等開山之作。對蘇聯西夏學著名學者聶歷山的研究有過重要影響。此外，與中國的羅福萇、英國的卜士禮、美國的貝特霍爾德·勞費爾等人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推動了西夏學研究 ^[1]  。在尼古拉·葉若夫掌權的時代，1937年8月26日被逮捕，10月8日以間諜罪被處決。

一九一二年，羅振玉在日本會見當時的彼得堡大學教授伊鳳閣，得見《掌中珠》一頁，深知該書的重大學術價值，次年即向伊鳳閣借得《掌中珠》九頁，付諸影印，始在學術界流傳，但尚不過全書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二年，伊鳳閣到天津，羅氏又借得全書照片，即命其子羅福成校理抄寫，一九二四年由貽安堂經籍鋪作為《絕域方言集》第一種刊行於世，這便是後來流通較廣的羅抄本。數十年來，由於蘇聯方面一直未將《掌中珠》全部原件發表，後人的研究就不得不以羅抄本為據，學者每以不見全豹為憾。七十年代末，美國學者陸寬田訪蘇，在列寧格勒東方學研究所攝得《掌中珠》全部，歸國後進行了初步整理研究，一九八二年以《合時掌中珠》為書名由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刊佈，書後附有《掌中珠》全部原件影照，陸寬田將其分為A本和B本。至此，湮沒約八百年的《掌中珠》原件終於重見天日。

《番漢合時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編寫的一部西夏文、漢文詞語對照集，刊於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是一部通俗的識字書，每一詞語以番、漢兩種文字分列四項，音義互注，檢索十分方便，懂漢語文不懂西夏語文的人、懂西夏語文不懂漢語文的人都可通過此書學習對方語文。

全書共37頁，收錄詞語414條，分為9類，其內容為：天空，日月星辰，天體自然變化，山川河海，礦產、植物和動物，君子、小人，人體各部和人事活動及有關事物。最後一類約佔全書一半，包括親屬稱謂、佛事活動、房屋建築、日用器皿、衣物首飾、農事耕具、政府機構、訴訟程序、彈奏樂器、食饌、馬具、婚姻等。該書是研究西夏語言、文字和認識西夏社會的重要文獻，也是初學西夏語文最便利的入門工具書，是一把惟一能打開西夏文獻寶庫的“鑰匙”！

1920年3月，以維金斯基為代表的共產國際工作組到中國活動，他們的使命是要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但不知找誰是好（《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

楊明齋拜訪了鮑立維(又譯柏烈偉，俄名波列伏依)，説是蘇俄《生活報》記者維金斯基希望報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鮑立維是經李大釗介紹到北京大學擔任俄語教員，並編纂《俄華辭典》。鮑立維向楊明齋説起了北京大學，説起了《新青年》，説起了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説起了“北李南陳”。

楊明齋又去拜訪北京大學比鮑立維來華更早的俄籍教員伊鳳閣。維經斯基決定訪問“北李南陳”。陳獨秀已經出走上海，他就請鮑立維、伊鳳閣介紹，前往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室訪問李大釗。

這是俄共(布)使者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人物李大釗的第一次正式接觸。三十一歲的李大釗比維經斯基大四歲。當時在場的李大釗的二十四歲的學生羅章龍，如今這樣回憶往事：“李大釗是北大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他在當時寫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語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傳馬列主義的文章數他的最多，他公開讚揚十月革命，是我國最早宣揚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時，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維經斯基到北大會見李大釗是很自然的事。“維經斯基訪問李大釗也不是盲目而來，而是事先做了些準備工作。首先維經斯基瞭解到李大釗先生是贊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釗見面談了一席話之後，便要求見見參加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同學。這樣大釗先生就找了幾個同學和維經斯基見面。人數不多，其中有我和張國燾、李梅羹、劉仁靜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