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元圖書館

仲元圖書館（現時的廣州美術館）(13張)

1927年由國民黨元老李濟深提議創建，由建築師楊錫宗設計，式樣仿北京的文華殿，民國十八年（1929）奠基，次年建成。坐北朝南，大樓佔地面積253平方米，總面積7600平方米。鋼筋混凝土結構，富麗典雅，具有民族特色。門樓建在正面小山岡前，立柱採用水磨青磚砌建，鐵門和柱頂裝飾為中西合璧建築的特色。

主樓總面闊41米，總進深22米，建築面積2241平方米，高兩層，重檐廡殿頂，綠色琉璃瓦。水磨青磚砌牆，花崗岩石牆腳，以水泥仿木構斗栱和飛檐翹角，額枋、雀替用彩繪的瓷片裝貼，門框飾雕花，圍廊水洗石米圓柱高峻；台基仿清代宮式欄杆，雕式考究。正面門內兩邊有一轉曲樓梯直上內層三樓，室內有一道樓梯可上二樓和三樓。一樓後半段建有地下室。

圖書館建成以來，始終未正式對外開放。1946年，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於8月至次年6月曾借舊址為校址。建國初期，舊址曾為廣州市博物館。1953年，該館移至鎮海樓，闢舊址為自然部陳列室。1957年，廣州美術館成立，以該館作館址，在大樓後新建畫廊。1990年，在正面興建迴環碑廊，鑲嵌海山仙館摹刻的歷代書法叢帖刻石。大樓前水池兩邊又各建一小陳列室，並在水池前、小山堆豎立體藝術雕刻各1座。

風景秀麗的越秀山上，有眾多赫赫有名的古蹟，如越王古台、鎮海層樓、五羊石像、明代城牆等。除此之外，這裏還藏身着一棟不太為人注意的重要的民國建築——仲元圖書館（今廣州美術館）。其莊重的姿態、內斂的格調、精美的裝飾，透露着大家閨秀的優雅氣質。

仲元圖書館堪稱“廣州的文淵閣”，它是廣州現存少有的青磚立面“中國固有式”風格的民國建築。

在廣州，有多個與“仲元”這個名字相關的機構和建築，如鄧仲元墓、番禺仲元實驗學校、仲元中學、仲元圖書館等。“仲元”何許人也？為何能受到世人的如此尊重。在走進仲元圖書館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仲元”這位傳奇人物。

清末民初，烽火紛飛，豪傑羣起，鄧仲元就是在這樣亂世中脱穎而出的風雲人物。他又名鄧鏗，1886年出生於廣東梅縣，7歲隨父親經商，少年入讀廣東將弁學堂，並秘密加入同盟會。宣統二年，他加入廣州新軍並參加黃花崗起義，從此步入戎馬生涯。

1914年，鄧仲元追隨孫中山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任軍務部副部長。從此之後，他一直是孫中山最重要的軍事助手。在討袁（世凱）驅龍（濟光）、護法援閩等戰事中打了無數硬仗，在軍中享有極高的威望。他與朱執信、廖仲愷被視為孫中山的股肱心腹。

1917年，粵軍成立，鄧仲元任粵軍總部參謀長；1920年，被任命為第一師師長；1922年3月21日，在廣州大沙頭廣九火車站遭暗殺，終年36歲。

鄧仲元之死在廣東引起巨大震動，痛失良將的孫中山以大總統的名義，追贈其為陸軍上將。孫中山在唁電上説，鄧仲元“平日忠於國事，勇於奮鬥……壯年遽殞，不止粵中惜此人才也”。

鄧仲元遇刺後，葬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之側。為紀念他，廣州陸續修建起了鄧仲元墓、仲元中學以及仲元圖書館。

仲元圖書館由國民黨元老李濟深於1927年提議修建的，廣東著名建築設計師楊錫宗負責設計。 ^[2] 

作為近現代意義上的廣州城市面貌，主要奠定於在上世紀民國年間。在眾多的奠基者中，楊錫宗是極為重要的一位。

楊錫宗出生於1889年，廣東香山人，畢業於康奈爾大學建築系，與廣州中山紀念堂設計者呂彥直為同學，1918年學成，兩人一起回國。

1921年2月廣州建市，成立市政廳，市長孫科邀請楊錫宗擔任廣州市政廳工務局技士，後出任工務局代理局長。由此，30歲出頭的楊錫宗開啓了他輝煌的建築設計生涯。

楊錫宗先後為廣州市設計過多座里程碑式的建築物，如十九路軍墓園、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廣州市第一公園（今人民公園）、“嘉南堂”（廣州最早的一組商用高層騎樓建築，在人民南路與西濠口的交界處，人們熟悉的新亞大酒店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商務印書館廣州分館（今北京路科技書店）、仲元圖書館、中山大學石牌校區部分建築（今華南理工大學與華南農業大學內）等等。

在近現代廣州城建史上，楊錫宗以作品數量多、類別廣、影響大而著稱。

他當時設計的公園、墓園和高層建築，大多采用西方古典主義設計手法以及現代高層建築設計理念，而仲元圖書館是他設計風格從純西式邁向“中國固有式”風格的代表性作品。

當年，楊錫宗在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設計競賽落選之後，在國民政府推崇的“中國固有式”建築設計風格的影響下，他的設計思路開始有了轉變。

“中國固有式”建築設計風格是指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建築物在運用現代建築技術和建築材料的同時，結合中國傳統建築樣式，創造出新的民族建築風格。

這種建築設計風格通常是在建築物的功能組織、平面佈局、立面構圖等方面運用西方古典主義設計手法，重視建築比例，強調尺度感；但在建築的外觀上則注意融入中國傳統建築語言和元素，如傳統坡屋頂、脊飾吻獸、斗栱彩畫、台基護欄等。

1929年，由南京國民政府制定公佈的《首都計劃》就要求，建築形式以“中國固有之形式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築，尤當儘量採用”；“政治區之建築物，宜儘量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宮殿之優點，務當一一施用”。

在這種指導原則下，當時建造的一批大型官方性質的建築物，均顯現了這種新風貌，其中最著名和有最有代表性的是呂彥直設計的南京中山陵與廣州中山紀念堂。

上世紀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中葉，陳濟棠主粵。為爭奪黨派的正統性與合法性地位，配合廣東地方自治，陳濟棠在嶺南大力推行復古運動，提倡民族主義，因此，“中國固有式”建築風格同樣在嶺南地區風行一時，廣州市中山圖書館、廣州市府合署、仲元圖書館、國立中山大學石牌校址建築羣等就是代表性作品。

在此大背景下，楊錫宗設計的仲元圖書館自然深受這種理念的影響，其典雅的建築形象與特殊的紀念意義，在嶺南近現代建築中具有獨特地位。 ^[3] 

1928年，仲元圖書館完成建築設計方案，1929年動工，1930年建成。圖書館整體佔地面積7600平方米，主體建築面積253平方米，平面呈長方形，面闊約41米，進深約22米，坐北朝南，高二層，鋼筋混凝土結構，首層面闊7間，中間設主出入口。

仲元圖書館的設計佈局採用中國傳統建築的“副階周匝”樣式，即在核心建築物四周設檐廊圍繞，這種建築樣式通常應用於比較隆重的建築物上。

仲元圖書館的屋頂為直坡重檐廡殿頂，上施綠色琉璃瓦和綠色屋脊，檐角起翹，檐下有混凝土材料做成的仿木斗栱與額枋雀替等裝飾構件，並在額枋雀替上施加彩釉陶磚裝飾。基座為完整的中國古典台基造型，單層須彌座，施以花瓣柱頭，水刷石材料；牆體為水磨青磚，花崗岩牆腳，圍廊施以水刷石圓柱；入口為中國傳統建築的抱廈門廊樣式。

作為兼藏書、閲覽等功能於一身的文化建築，仲元圖書館在造型上仿效中國皇家藏書建築——北京故宮皇家藏書樓文淵閣。

文淵閣是清代皇宮藏書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用於專貯《四庫全書》。文淵閣通體為水磨青磚牆，屋頂為黑色琉璃瓦綠剪邊歇山頂，隔扇檻窗為黑色（黑色在五行中喻水防火，與建築物的防火要求相吻合），深綠廊柱，額枋繪以青綠為主的蘇式彩畫。

文淵閣以冷色調為主，與紫禁城建築羣的黃色琉璃、硃紅門牆的暖色調截然不同，是紫禁城內形制較為特殊的一座皇家建築，

仲元圖書館的立面設計仿照文淵閣，採用青磚砌築，磨磚對縫，這在民國時期的嶺南“中國固有式”建築中極為少見，因為當時建設的嶺南建築喜歡使用紅磚為立面。

青磚綠瓦與灰柱石壁的冷色調處理，讓仲元圖書館顯現清冷厚重之感，與圖書館強調的避火防災、取吉避災的功能與用意相吻合。在建築物與門樓之間，還建有一個水池，以作消防之用。

仲元圖書館的整體建築雖為沉穩清冷色調，但楊錫宗在其外觀裝飾上加入了許多鮮活明快的元素。例如，綠色琉璃瓦重檐屋頂的外檐裝飾，就選用了排布緊密的紅色三杪六鋪作斗栱與雲紋墩；檐柱間採用彩釉陶磚飾面的混凝土額枋，雀替裝飾構件繪有仿清式和璽彩畫，其中有不少蝙蝠的造型，寓意“萬福”。

另外，在裝飾上還融入了嶺南地方特色的元素，如屋頂脊飾用“五羊”圖案來代替傳統建築中的仙人走獸。 ^[4] 

作為一棟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畢竟是西方現代建築的產物，在建築用材、總體構造等方面，當然少不了西方建築特點。首先，楊錫宗運用西方學院派的構圖法則，對仲元圖書館的立面進行了嚴格比例控制，橫向三段式（突出中間門廊）與豎向三段式（台基、屋身、屋頂）組合完美，盡顯莊重典雅，穩定大氣的意象，頗有古希臘神廟的韻味。

此外，楊錫宗還為圖書館設計了一座巴洛克風格的門樓，以水磨青磚砌建立柱。

毫無疑問，仲元圖書館是一棟中西合璧的建築傑作。我們再從它的門廊設計，來品味其中西融合的風範。

用門廊形式作為建築物的入口，是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常用的建築設計手法。仲元圖書館的門廊，比例均稱，構圖嚴謹，形式穩重，富於西洋氣派，但門廊的外在裝飾卻富含中國傳統建築元素，具有北京故宮裏的琉璃門神韻。例如，門廊的兩側設花崗岩影壁，影壁基座、壁身四邊以及四個岔角均刻有卷草紋，壁心的中央盒子開有豎向長窗，門廊屋頂為單檐綠瓦歇山頂，外檐額枋裝飾有紅色的斗栱與藍粉色清式彩畫圖案，以彩釉陶磚為建材。

門廊不僅成為聯繫圖書館室內外的過渡空間，更是豐富了建築的立面層次，有助於突出主體建築的中心地位。

仲元圖書館建成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並沒有對外開放。1957年，經當時廣州市市長朱光倡議，仲元圖書館正式作為廣州美術館對外開放，這是中國最早成立的美術館之一，其功能一直使用至今。

由於沒有像其他一些近代建築一直被空置保護，在成為美術館以後，在發揮其功能性的同時也得到了持續維護，建築保存狀況良好。

隨着珠江新城南中軸線廣州博物館新館、廣州美術館新館等館址的規劃，未來仲元圖書館的功能可能再次發生變遷，但作為沉積了豐厚歷史信息的建築物，價值永存。 ^[5] 

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側，有一座民國陸軍上將之墓巍然壯觀，這就是鄧鏗墓。該墓有孫中山先生親題的墓碑，還有胡漢民撰寫的“陸軍上將鄧仲元墓表”碑（鄧鏗，字仲元。編者注），以及神采剛毅、手握指揮刀的軍裝立像。置身墓園中，仍能感覺到昔日粵軍將帥的英勇氣魄。

鄧鏗的名氣有多大？他弱冠從戎，和陳炯明淡水起義，打敗晚清提督秦炳直，嚇得清官員棄城而逃，是光復惠州的功臣之一；領銜粵軍第一師，威震全國，葉挺、蔡廷鍇、蔣光鼐等著名將領均出自其門；斡旋於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為孫陳統一戰線鞠躬盡瘁；遇刺後被孫中山以大總統的名義追贈為陸軍上將。孫中山在唁電上説，鄧鏗“平日忠於國事，勇於奮鬥……壯年遽殞，不止粵中惜此人才也”。 ^[6] 

鄧鏗，字仲元，原名仕元，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於今廣東梅州市梅縣區城東鎮金盤堡，7歲時隨父親鄧金生經商落户淡水。淡水鄧氏是當地的名門望族，自清乾隆年間開基淡水後，鄧氏先人歷代經商，積聚了大量財富，到清末時人才輩出，鐵面御史鄧承修就是傑出代表。鄧承修在中法戰爭後告病回鄉，這一年正好鄧鏗出世，在幼年時，鄧鏗已深受鄧承修鐵漢精神的薰陶。

鄧鏗的一生，有道不盡的蕩氣迴腸。他少時就學於鄧承修一手創建的崇雅書院，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入讀廣東將弁學堂，次年任將弁學堂步兵科助教、公立陸政學堂教習，並秘密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三年，他任廣東新軍學兵營排長，代理左隊隊官。宣統元年(1909年)任黃埔陸軍小學堂學長，次年即加入廣州新軍，參加黃花崗起義，從此步入長達十多年的戎馬生涯。

1911年，黃花崗起義前夕，廣州地方官吏在事前已有所察覺，採取了一些措施防範革命黨人入城。此時，鄧鏗的父親曾在廣州小東門開設有廣豐米店，鄧鏗便以米店為潛入廣州的革命黨人提供住所，並表示如有不測，毀家也在所不惜。遺憾的是，黃花崗起義以失敗告終，鄧鏗也不得不逃亡海外。 ^[6] 

1911年9月初，陳炯明和鄧鏗等人秘密潛入淡水，首先在淡水發動當地農民和手工業者百餘人圍攻淡水警署，繳槍三十餘支，子彈千餘發。隨後參加起義的民眾愈來愈多，兩日之間發展到五百餘人。當時，起義軍共編成七個大隊，陳炯明為總司令，嚴德明、鄧鏗、陳經、丘耀西、陳焯廷、謝子瑜、黃德修等七人為各隊大隊長，鄧鏗兼司令部參謀長。9月8日，各隊民軍舉起革命旗幟，到平潭白泥塘一帶集中，佈置駐守陣地，準備進攻惠城。

當時駐惠州的廣東陸路提督秦炳直聞報，一方面忙不迭地募兵籌餉，另一方面又調各地巡防營兵到惠城候命。這時惠州府、縣兩城城門均有兵巡守，除府城大東門和縣城西門留為交通孔道，仍舊開放外，其他城門一律關閉。

9月9日拂曉，革命民軍千餘人由白泥塘出發，其軍事目標是奪取歸善縣城。時清兵巡防營六百餘人集合在饅頭嶺（今文頭嶺）。11日民軍在饅頭嶺與清軍相遇，兩軍交戰約五小時，互有進退和傷亡，清軍以為民軍英勇，不敢戀戰而退守原防。次日戰況仍呈膠着狀態，未分勝負。第3日（即9月11日）兩軍激戰於馬安，民軍衝破清兵防地，佔據了險要的地區二聖宮。有史料記載當第一軍進入永湖、馬安之間時，清軍援兵趕到，民軍兵力少，且武器裝備也遠不如對手，前線一度告急。就在這危急關頭，鄧鏗親率生力軍民兵百數十人加入作戰，力敵清軍數營之眾，硬生生將敵軍擊破。在戰鬥中，鄧鏗身先士卒，在槍林彈雨中率眾衝鋒數次，連帽子的帽結都被流彈擊中打飛，可見戰鬥的慘烈兇險。是役，清軍元氣大傷，不得不困守惠州城。

9月l6日，大勢已去的秦炳直接受惠州知府徐書祥的相勸，同意獻城。19日，惠州光復。秦炳直下令開通府城東門，恢復與縣城的交通。當日上午8時左右，鄧鏗、洪兆麟等統率所部士兵，由縣城出發，經水東街過浮橋直進府城，沿途商店燃放爆竹歡迎。各隊民軍相繼進城後，由起義軍司令陳炯明領銜發出佈告剪髮和安民，易歸善縣為惠陽縣。 ^[6] 

惠州一戰，鄧鏗聲名鵲起。廣東全省光復後，鄧鏗升任廣東陸軍第一混成協協統，廣東都督府陸軍司長兼稽查局長，後改任都督府參謀長。廣東都督胡漢民十分器重鄧鏗，想把胞妹嫁給他，但是鄧不想給人落下高攀富貴的口實，竟婉言謝絕。

在廣東軍界中，鄧鏗稱得上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在胡漢民掌粵時期，他被授為陸軍中將，出任國防重地瓊崖鎮守使，後起兵討伐袁世凱，與被袁世凱任命為廣東都督的龍濟光激戰於三水，失敗後逃亡日本。1914年，鄧鏗追隨孫中山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任軍務部副部長。從此之後，鄧鏗一直是孫中山手中一顆得力的棋子，在討袁（世凱）驅龍（濟光）、護法援閩等戰事中打了無數硬仗。在當時，鄧鏗與朱執信、廖仲愷被同視為孫中山的股肱心膂。朱、廖二人是政治活動家，鄧鏗則是掌握軍權的重量級人物，孫中山在軍事活動上已經到了缺鄧鏗不可的地步。

鄧鏗待人仁厚，律己廉潔，治家節儉，常常以減衣縮食來勉勵家人。在福建征戰期間，他對自己的要求尤為嚴格，“月受俸僅百二十金，即平日輕慢公者，亦為讚歎而敬服”。他經常對下屬和朋友説：“近來人心常以做官為黷貨途徑，及其已得，則消耗與嗜。即稍稍儲積，其結果不過增加自身罪惡，而陷後人於有恃無恐，不克振拔之地而已。”聞者皆服為名論。難怪胡漢民稱鄧鏗為“武人之中，高節遠矚，惟公為能”。

1917年，粵軍成立，鄧鏗任粵軍總部參謀長。1920年，鄧鏗又被任命為第一師師長。在粵軍中，第一師堪稱全軍模範，這離不開鄧鏗的強軍政策與人格魅力。在當時，人們一談起孫中山的基本革命部隊就説到粵軍，一説起粵軍就説到第一師，而師長鄧鏗的人氣又最高。從第一師走出去的著名將領，如李濟深、鄧演達、葉挺、蔡廷鍇、蔣光鼐、餘漢謀、薛嶽等，皆以出身第一師為榮耀。 ^[6]  　

鄧鏗治軍嚴謹，廉政不阿，嫉惡如仇。他對軍中不肖分子包庇煙賭的行徑，毫不徇情，並多次派出憲兵，專門緝拿偷運煙土的官兵。有一次，他在廣州晏公街緝獲煙土兩百多擔，查明是陳炯明的部署洪兆麟、陳炯光、陳覺民等人夥同所為。鄧鏗與陳炯明雖是生死患難之交，但是鄧鏗並沒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召集廣州各界代表和各國駐廣州領事，共同監督將煙土焚於東郊。此舉被當時的人們讚頌為林則徐之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焚燬鴉片。有人勸他辦事不要過於猛烈，鄧鏗則説：“怕死則不必作革命事業，丈夫寧玉碎耳，何慮？”但是，此時的鄧鏗還沒有想到，他的正義之舉，已經為他日後遇刺埋下了禍根。

1922年3月21日傍晚7時，鄧鏗從香港返回廣州，在廣九車站下車，即將登上汽車前，忽然人羣中響起了槍聲。鄧鏗身中兩彈，一彈掠過腹部，微傷，另一顆子彈則貫胃部而出，重傷。鄧鏗中槍負傷後第一時間仍想奮力抓住兇手，但是傷重不支，只好馬上命令司機趕回省署。見到陳炯明和家屬親人後，此時的鄧鏗已隱隱感覺到性命難保，遂告知後事，最後嘆息説：“天下不能容好人，付之嘆息而已。”就是鄧鏗臨終前的這句話，引發了後來人的無限猜想。

鄧鏗並沒有因為傷重在當天去世，而是被送到中法韜美醫院緊急救治無效後，在兩天後與世長辭，年僅36歲。據史料記載，鄧鏗的槍傷本來有希望治癒，但是由於鄧患有輕微的肺癆，胃腹兩處受傷引發了嚴重的併發症。3月23日上午5時，藥石無靈，一顆閃耀的軍事明星就這樣隕落在嶺南大地。

1935年，民國當局決議，在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內增訂3月23日為“先烈鄧仲元先生殉國紀念日”。胡漢民在該年追憶鄧鏗時曾説過一句話：“總理革命數十年，直接奉命為主義前趨之軍人，當推仲元先生為第一人。”

鄧鏗卒後，被追贈為陸軍上將，葬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之側。鄧鏗之死在廣東引起了巨大的震動，許多城市都有悼念活動。這份悼念，直至今天仍能讓人深切感受到，比如惠州西湖荔浦風清的“紀鄧山莊”（今已不存），以及今天仍傲立豐湖的仲元亭；在廣州，有肅穆的鄧鏗墓和仲元圖書館，仲元中學；在梅州，有仲元東路和仲元西路，還曾籌辦過仲元職業學校等等，都是對鄧鏗永恆的紀念。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