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亦稱“二七大罷工”。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特別重視在工人中宣傳自己的主張，教育、團結工人進行革命鬥爭並在鬥爭中發展壯大自己。京漢、隴海兩鐵路自然成為共產黨重點活動的地方。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 ^[7]  一成立，即在京漢路的長辛店開展工人運動。次年春，共產主義小組成員趙子健來到鄭縣（今河南鄭州），任鄭州鐵路職工學校教員，在工人中傳播新思想，發動、組織工人。 ^[1]  不久，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也來到鄭州，給工人講革命道理，講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1921年8月，鄭州鐵路工人俱樂部成立。1921年11月，隴海鐵路工人為反對資本家的壓迫、剝削而發動了全路大罷工，在共產黨的領導和京漢鐵路等地工人的大力支持下，罷工最終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並誕生了河南第一個黨的組織——中共洛陽黨組織。

1922年，河南工人運動向廣度和深度發展，作為交通樞紐的鄭州已成為全國工人運動的中心之一。這年，京漢鐵路鄭州機務處工人因機務廠長陳福海“任意剝奪工人的自由，對待工人如牛馬”而舉行了罷工，他們發表宣言，列舉陳福海16條罪狀，提出了提高工人資格地位、加薪等五項條件，得到江岸、長辛店等地工人的支持。

鬥爭實踐教育了工人，使他們進一步認識到組織起來是戰勝敵人的力量所在。4月9日，京漢鐵路各工團代表在長辛店召開發起成立全路總工會的籌備會，江岸代表楊德甫被選為籌備主任。8月10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第二次籌備會議在鄭州召開，參加會議的有14人。河南境內各站參加的有彰德（今河南安陽）代表戴清屏，黃河北岸代表吳昌義，黃河南岸代表韓松亭，許州（今許昌）代表柳勝友，鄭州代表凌楚藩、高斌、劉庚和，郾城代表楊志清，信陽代表王復生等。會上代表們彙報了各地工會的組織情況，起草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章程”。會議定於9月20日前在鄭州成立總工會，推舉凌楚藩為總工會臨時委員長，並在全路各地開始整頓工會組織。

為支援長辛店工人反對工頭壓迫和爭取工人權利的罷工鬥爭，鄭州京漢路工人在黨組織領導下，於8月25日、26日舉行了同盟罷工。至“26日晨7時，鄭州工作狀態完全宣告終止，各車均停。罷工宣言已散佈全埠”。同時，許州、郾城、信陽等地也積極響應。隴海鐵路工人發表聲明，支持京漢路長辛店工人的罷工，“如三日內不答覆工人的要求”，隴海路將一致以罷工支援。長辛店罷工勝利後，鄭州鐵路工人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燃放爆竹萬餘”，遊行示威張貼標語，使廣大人民羣眾“莫不表示欽羨工人階級之忱，有歡呼者，有鼓掌者，大有萬人空巷之勢”，顯示了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也取得了各界羣眾及下級兵士的支持。

長辛店罷工的勝利，對彰德、新鄉等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到10天時間，彰德鐵路工人俱樂部即由原來的72人發展到1000多人，由俱樂部改為工會。道清路於9月11日晚召開了第一次工人俱樂部籌備會，14日，工人俱樂部正式成立。新鄉車站於12月4日獨立建立了工會（原屬彰德工會），會員有200餘人。信陽工人俱樂部遵照總工會新章程改組，黃河南岸、許州、郾城等地工會也都得到了發展。李大釗在《中國工人運動的趨勢》一文中寫到：1922年初“關於京漢線的工會，大體上又分成南段和北段，這裏工會組織比較發達，工人運動也有相當的成效”。

到1922年底，在河南境內的京漢、隴海兩鐵路上的主要城鎮基本上都已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或有了黨員在開展工作。

1923年1月5日， ^[2-3]  京漢鐵路總工會第三次籌備會議在鄭州召開。會議認為建立總工會的條件已經成熟，決定2月1日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1月底，各地代表數百人陸續到達鄭州。正當即將開會之時，1月28日，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率領警察多人，到總工會籌備處宣佈吳佩孚的電令，禁止鐵路工人於2月1日在鄭州舉行大會。次日，吳佩孚從洛陽電令鄭州駐軍師長靳雲鶚對鐵路工會活動實行監視，不準工人舉行集會。此時的吳佩孚已經掌握了北京政權，其勢力擴展到中國北部的大部分地區，開始了武力統一中國的行動。京漢路的收入是吳佩孚軍費的重要來源之一，京漢工人的鬥爭直接威脅着他的利益；京漢鐵路又是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動脈，京漢路工人運動的高漲，必然影響他們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們操縱軍閥代表吳佩孚開始向工人進攻了。

面對軍閥的鎮壓，領導京漢路工人運動的共產黨人和各地工人代表並沒有退縮。1月30日，共產黨員李震瀛、史文彬、李煥章及工人代表凌楚藩、楊德甫等代表全體工人到洛陽面見吳佩孚，提出：根據約法和吳佩孚1921年的政治主張，京漢路總工會召開成立大會是合法的，吳非但不能禁止，而且應給以保護。但吳佩孚仍堅持反對大會的召開並以武力相威脅。代表們回鄭州將吳的態度告訴全體工人代表後，工人們無比憤怒，一致同意衝破一切阻力，按時召開大會。2月1日清晨，京漢鐵路各站區和兄弟鐵路的代表430多人和鄭州鐵路工人1000多人抬着各地贈送的匾額整隊向會場進發。沿途軍警荷槍實彈，關卡層層，妄圖阻止大會的召開。雙方相持數小時，工人代表終於不顧敵人刺刀、棍棒的威脅，衝破反動軍警的阻攔，進入普樂園會場。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秘書李震瀛登上講台，高聲宣佈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了。這時，軍警已層層包圍了會場，會議代表很快被驅散，各地工會贈送的匾額被搗毀。旅館、飯館、總工會辦公的地方等到處都住滿了軍警。他們逼迫工人離開鄭州，工人代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京漢路是黨的力量比較強，工人運動開展比較好的地方。成立大會上與軍閥發生衝突後，黨在京漢路的主要領導人及時召集會議，決定把總工會的臨時辦公處遷至漢口江岸，在京漢鐵路總工會的領導下進行全路總同盟罷工，抗議吳佩孚的鎮壓。李震瀛、楊德甫等主要領導人在江岸指揮全局；高斌、姜海士、劉文松在鄭州，吳汝銘、史文彬、洪尹福在長辛店，林祥謙、羅海城、曾玉良在江岸執行總工會的命令。信陽負責的是分工會委員長鬍傳道和副委員長、共產黨員徐寬，新鄉負責人是分工會委員長杜石卿，彰德負責人是分工會會長、共產黨員戴清屏。2月4日，總工會一聲令下，全路開始了大罷工，京漢路變成了一條僵死的長蛇。總工會發表宣言，提出了五項條件：（一）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漢路局長趙繼賢和南段段長；要求吳、靳（雲鶚）及豫省當局撤革查辦黃殿辰。（二）要求路局賠償成立大會之損失6000元。（三）要求鄭州地方長官將所有當日被軍警扣留之一切匾額禮物，軍隊奏樂送還總工會鄭州會所。所有佔領鄭州分會之軍隊立即撤退。鄭州分會匾額重新掛起，一切會中損失由鄭州分會開單索價，並由鄭州地方長官向總工會道歉。（四）要求星期日休息，並照發工資。（五）要求陰曆年放假一星期，並照發工資。

在黨組織和總工會的領導下，罷工有秩序地進行。罷工工人向旅客散發傳單，説明工人的自由權被摧殘，不得已而罷工，取得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向全國各界揭露吳佩孚等反動軍閥的罪行。工人內部的組織也十分整齊嚴密，“因為全路工人自司機、升火，以至小工，無有不是工會會員的。各會員聽命於各分會，各分會聽命於總工會，秩序井然。維持秩序，則有全路各分會素有訓練之糾察隊；刺探消息，則有罷工期內各分會臨時組織的調查隊。”

罷工爆發後，吳佩孚、蕭耀南、曹錕、趙繼賢等反動軍閥在英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往返電商，密謀策劃，血腥鎮壓罷工工人。4日，敵人採用高壓手段，強迫復工。5日在鄭州逮捕了鄭州鐵路工會委員長高斌和姜海士、劉文松、王宗培、錢能貴等人，對他們軟硬兼施、威脅利誘甚至嚴刑拷打，威迫他們開車復工。他們始終堅持“非得有總工會命令，不能開車”。高斌慘遭酷刑，不久犧牲。信陽分工會委員胡傳道面對敵人的殘酷迫害，不屈不撓，拒不復工。7日，吳佩孚對京漢全路罷工工人實行了大規模的鎮壓，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在河南，鄭州有6人被捕，1人被迫害致死，300多人被開除。彰德、信陽、新鄉等處都有被殺的。廣大工人受到迫害，鄭州黨組織也被破壞。在河南領導工運的黨的負責人李震瀛、趙子健、徐寬、姚作堂、戴清屏、解長春等被迫離去，工人在鬥爭中爭得的權益全部被剝奪，工會全部被封閉。

中國共產黨還處在幼年時代，但並沒有被敵人的屠殺所嚇倒，繼續領導着人民進行戰鬥。慘案發生後，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為吳佩孚慘殺京漢路工告工人階級與國民書》，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表了《告全國工人書》、《警告國民書》，揭露吳佩孚一夥的反動面目，號召全國工人和民眾聯合起來，打倒軍閥。全國鐵路工會籌備會、青年團中央也發出了通電和宣言，譴責吳佩孚罪行。正太路等各路工人不但在罷工中聲援和支持京漢路工人，罷工失敗後，還為救濟死難工人的家屬和失業工人募捐。為援助京漢鐵路的鬥爭，鄭州豫豐紗廠工人中也建立了以李文甫為組長的黨小組和工會組織，領導工人向資本家進行鬥爭，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聲援和物質支援京漢路工人的鬥爭。2月4日，為支援京漢路工人，道清路工人舉行了同情罷工，提出了加薪、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提高工人待遇等條件。在共產黨員賀道培等領導下，罷工組織嚴密。二七慘案後，道清路工人仍無所畏懼地支持罷工。2月9日，路局動用軍隊封閉工會，捕走工會領袖王惟儉等4人，強令工人復工。但工人堅持了9天，有力地支援了京漢鐵路的階級弟兄。

京漢鐵路大罷工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最勇猛的奮鬥精神和最偉大的犧牲精神。它以工人的頭顱和鮮血，進一步喚醒了中國人民，使人民更加認識到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軍閥是中國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與之鬥爭到底。這次罷工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罷工血的事實也告訴我們，要推翻反動的軍閥統治，單靠工人階級的孤軍奮戰是不行的，必須發動廣大的農民階級，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這就為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如何聯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以反對軍閥；如何開展農民運動，結成工農聯盟。在罷工鬥爭中面對荷槍實彈的軍閥，赤手空拳的工人只能遭到殘酷的屠殺，這就為我黨提出了武裝鬥爭問題。罷工雖然失敗了，但共產黨人並沒有消沉，而是在積蓄更多的力量，準備進行更大的鬥爭。

黨的一大之後，黨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從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在持續13個月的時間裏，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餘次，參加人數達到了30萬以上。其中，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上演了最為壯烈的一幕。

京漢鐵路縱貫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連接華北和華中的交通命脈，有重要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意義。京漢鐵路的運營收入是軍閥吳佩孚軍餉的主要來源之一。 1923年2月1日，黨領導下的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決定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代表和各鐵路工會代表、漢冶萍總工會代表、武漢30多個工會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漢等地的學生代表近300人齊聚鄭州。中共中央對這次大會非常重視，派出了張國燾、陳潭秋、羅章龍、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會。

2月1日上午，軍閥吳佩孚派出大批荷槍實彈的軍警在鄭州全城戒嚴，下令禁止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但是，參加會議的工人代表不顧生死，衝破軍警的重重包圍，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勞動階級勝利萬歲”等口號，在鄭州普樂園劇場舉行大會，宣佈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 ^[4]  當天，全副武裝的軍警嚴密地包圍了會場，強行解散會議，搗毀總工會和鄭州分會會所，並驅趕代表。當晚，京漢鐵路總工會執委會秘密召開會議，決定將總工會臨時總辦公處轉移到漢口江岸，並決定全路自2月4日起舉行總罷工。

2月4日，全路兩萬多工人舉行大罷工，1200公里鐵路頓時癱瘓。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次罷工的主要負責人是張國燾、項英、羅章龍、林育南等。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引起了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恐慌。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吳佩孚調動兩萬多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鎮壓罷工工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

1923年2月8日《申報》4版刊登《京漢路工潮益烈》專電：東方通訊社六日漢口電雲、京漢鐵路之同盟罷工工人組織決死隊、因破壞劉家廟附近之軌道數十條、遂與武裝之軍起衝突。 ^[5] 

在漢口，2月7日當夜，天降大雪，反動軍警把京漢鐵路總工會江漢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綁在江岸車站站台的木樁上，讓他下令復工，遭到斷然拒絕。林祥謙英勇就義。

在武昌，共產黨員、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施洋被殺害。大罷工中，工人52人犧牲，300餘人受傷。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它進一步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擴大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罷工雖然失敗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鮮血進一步喚醒了中國人民，使他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必須與之鬥爭到底，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二七紀念塔，位於鄭州市二七廣場，建於1971年，鋼筋混凝土結構， 是我國建築獨特的仿古聯體雙塔，它是為紀念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而修建的紀念性建築物。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國最年輕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