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大學

1966年《光明日報》自3月20日起連發五篇社論，論知識分子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分別是《跟上工農兵，跟上新時代》《首先要在克服個人主義上狠下功夫》《改變兩個公式―世界觀上的革命》《言行一致，動手去做》《到工農羣眾中去，培養階級感情》。最後一篇社論説：“在知識分子身上，工農階級感情是可以培養起來的。問題是必須到工農兵羣眾中去，放下知識分子的架子，甘心當小學生，虛心向工農兵學習，滿腔熱情地為工農兵服務，同他們一道進行鬥爭。”“知識分子，除了年老體弱的以外，都應該下定決心到基層去，下工廠，下農村，下連隊，下商店，到下邊蹲他三年、五年，滾一身泥巴。”

革命委員會普遍成立後，“文化大革命”進入鬥、批、改階段，各地方、各領域精簡出大批幹部和教師，於是重新提出改造知識分子問題。1968年《紅旗》雜誌第3期發表《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提出要分期分批組織知識分子到工農兵中去，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再教育”的內容是從根本上改造世界觀，徹底改變資產階級思想；“再教育”的途徑是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 ^[5]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一封信裏指出“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在指示中還指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些內容被稱為“五七指示”，並作為辦“五七幹校”的理論依據。 ^[2] 

各地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開始大辦“五七”幹校，安排人員分期分批去參加生產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戰天鬥地，一起批判資產階級，改造思想。教育上，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和各高等院校都在農村辦起了自己的“五七”幹校，先安排經過鬥批改和清理階級隊伍而離開工作崗位的幹部教師下幹校勞動，後又安排在校工作的教職工分期分批到幹校學習、勞動，“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五七”幹校一般設在貧窮落後的農村地區，如文化部的幹校在湖北咸寧，教育部的幹校在安徽鳳陽，中國科學院的幹校在湖北潛江，北京各大高校的幹校集中在大興縣，上海高校的幹校以奉賢和崇明的居多，有的分佈在蘇北大豐、皖北鳳陽，其他高校的幹校基本位於所屬省市的郊區農村或縣。 ^[3] 

“五七”幹校普遍存在環境惡劣、條件簡陋、設備落後、醫療衞生條件差等情況，加上繁重的勞動任務，對於從象牙塔裏走出來的知識分子而言，既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一場深刻的歷練。北大哲學系教授湯一介回憶説：“到鯉魚洲勞動對我可以説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在那裏我才真正體會到中國農民的困苦，才知道農活並不那麼簡單。插一天秋，腰腿之疼痛是難以忍受的；平一天水田的地，骨頭幾乎要散架。但中國農民就這樣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過下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確實出於真心地在勞動中來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和勞動人民更加接近。大概由於我改造得不錯，1970年秋鯉魚洲招收了一批工農兵學員，哲學系的工軍宣隊就派我去當教員，並和這些從工、農、兵中來的學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同鬥私批修。與工軍宣隊的同志們和工農兵學員在鯉魚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到他們的樸素、誠懸、吃苦耐勞和坦白的胸禮，對我是很大的教育。我到現在也還認為，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是值得慶幸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