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馬

《二馬》描述的是北京的市民紳士老馬攜兒子馬威到倫敦繼承家族產業，從而陷入了一場感情、家庭倫理、人際交流的危機之中。老馬愛上了房東温都太太，但因為種族的差異和歧視難以結合；馬威愛上了温都太太的女兒瑪力，但瑪力姑娘根本瞧不上他；老馬不懂也看不上李子榮的經營，引發了一系列衝突：馬威在李子榮引導下改革經營，又與父親的“禮數”、道德等相悖；馬氏父子與温都太太一家、伊牧師一家的交往中的各種糾結等等。一切都不能盡如人意，但一切又都得進行下去。最後老馬“沒法子，只好去睡覺。在夢裏向故去的妻子哭了一場。”馬威則躑躅慘淡的倫敦街頭，不知出路何在 ^[1]  。

1924年夏，老舍赴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漢語教師。當時正是中國社會價值變革，新思潮不斷衝擊的時期。20世紀二三十年代，關於東西方文化的論戰波及到幾乎每一箇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這場論戰在相當程度上表現為對西方文化的隔膜，而爭辯雙方對中西文化的價值判斷和取捨，也都有些過於簡單。作為一個與時代主流不甚合拍的作家，老舍雖然也受到這場論戰的影響，但他通過文化批判的視野，對西方文明、對西方文化入侵所促成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都持相當謹慎的態度。他不贊成對傳統採取激烈反對的態度，但又對傳統文化中的落後部分有清醒的認識 ^[4]  。

當老舍以弱國子民的身份處於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社會環境中，他獲得的不僅僅是更為寬廣的文化視野，還有強烈而深刻的文化震驚與民族屈辱感，而他對自己所處的西方民族的強大與先進，更有真實窘迫的體察。可他把對西方文化的感同身受及在西方文化氛圍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融匯在了小説中，創作了《二馬》 ^[1]  。

在中國文化內部，馬則仁的思想觀念代表了中國文化中最保守、最落後、最頑固的層面。馬則仁認可的生存方式是“做官”，馬則仁先生是一點不含糊的“老”民族裏的一個“老分子”。“他到英國來，真像個摸不清的夢：作買賣他不懂；不但不懂，而且向來看不起作買賣的人。發財大道是做官；作買賣，拿着血汗掙錢，沒出息！不高明！俗氣！馬則仁到英國來繼承了哥哥的遺產，但他不僅缺乏行商經驗，沒有能力經營古玩店，甚至他連這樣的追求也沒有。到了倫敦，他“一點目的沒有，一點計劃沒有，還叼着煙袋在書房坐着”，甚至還想着自己的兒子馬威將來回去做官，他依賴哥哥經商賺來的錢生存卻瞧不起經商 ^[5]  。

馬則仁最看重的是“面子”，表面上，極為講究面子，尤其在兒子和夥計面前，骨子裏卻是令人可鄙的奴性。馬則仁在兒子面前要擺老子的架子，在夥計面前要擺老闆的架子，缺乏掙錢能力卻極會花錢維持面子。李子榮出於好心，想辭了工為老馬父子省下點工錢，馬則仁認為李子榮是在以辭工為藉口，要挾他漲工錢。李子榮向他解釋不是為了漲工錢，他反而惱羞成怒，要馬上把李子榮趕走。李子榮要求給他兩個禮拜的限，絕不肯馬上走，馬則仁認為，人家趕你，你都不走，“這小子夠多麼不要臉！”而且認為自己也不能再見李子榮了，因為面子已經弄破了。他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把李子榮的好心誤認為不給他面子。在英國人面前，他的態度恰好相反，不僅處處去迎合英國人的民族偏見，甚至還要誇大。比如英國人問他有幾個妻子，他説五六個，因為英國人都相信中國人都有好幾個妻子，他這樣回答就是為了討英國人的歡心；英國派兵侵略中國，還問馬則仁，英國兵要老在中國是不是中國人的福氣造化？他則規規矩矩地説：“歡迎英國兵。” ^[5] 

馬則仁以人情的方式經營自己的買賣，實際上是公私不分。馬則仁第一次到古玩店，就擺出掌櫃的架子，要李子榮給他倒茶喝。李子榮告訴他，“喝茶是個人的事，不能由公帳上開銷”，馬則仁大為不滿，認為這是作為夥計的李子榮對他這個掌櫃不尊敬；李子榮請他查看帳本，馬則仁客氣地推辭了，對李子榮説，“我還能疑心你不誠實嗎？”他認為，“這個李小子有點成心擠兑我！”而李子榮既知道中國人的脾氣是講客氣，套人情；也明白英國人是直説直辦，人情是人情，買賣是買賣，二者不能混淆；他知道中國人向來公私不分，也明白英國人是公事公辦。李子榮能夠理解馬則仁，但卻無法讓馬則仁理解自己，當然更無法説服他，他們之間的矛盾和誤解也就永遠沒法解決 ^[5]  。

小馬是遊離在傳統觀念與新思想之間的一個矛盾體。受父親及傳統倫理文化的影響，小馬身上具有尊敬長輩、性格謙和、善良、有禮貌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同時又受到了舊文化與舊禮教的深深束縛，優柔寡斷，行事不夠果敢，缺乏改變現狀的信心和勇氣。” ^[6] 

小馬對所處世界有清晰的認識，能夠正視西方文化中的進步之處，“帝國主義不是瞎吹的！不專是奪人家的地方，滅了人家的國家，也真的把人家的東西都拿來，加一番研究。動物、植物、地理、言語、風俗，他們全研究，這是帝國主義厲害的地方！他們不專在軍事上霸道，他們的知識也真高！知識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廢的，知識是永遠需要的！”他積極進取，渴望有所作為。虛心向別人學習，希望通過自己的努改變命運，並服務於祖國和同胞，讓國家強大起來。一到英國，小馮便儘量督促自己去適應商業社會下的人際關係規則 ^[6]  。

小馬拋棄傳統東方社會的面子和人情原則，主動融入英國社會文化氛圍的努力生動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同時，從書中我們還可以見出，小馬沒有老馬“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陳腐觀念和根深蒂固的等級觀，沒有順從父親的意願去唸政治，而是選擇了學習商業；更將夥計李子榮視作兄弟，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是老闆的兒子便覺得高人一等 ^[6]  。

李子榮具有勤勞務實精神。李子榮本是官費留學生，曾在美國學習三年並獲得了商業學士的頭銜，後來他來到歐洲，曾到過巴黎，官費由於國內戰爭被取消了，家裏又窮沒錢供給他，他被逼到了生存的底線，只好想盡辦法自謀生路，他絲毫沒有留學生的架子，依靠自己的勤苦，不僅解決了生存危機，而且還能夠繼續唸書 ^[5]  。

李子榮既完全沒有排場和架子，也不以自己當個小夥計為恥，反以能靠自己的知識和勞動自立為榮。李子榮通過堅實的生存獲得了做人的自尊和自信，並且改變着中國人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形象 ^[5]  。

李子榮能夠理解和接受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理性原則，公私分明。李子榮在國外生活多年，但他並沒有變成一個完全西化的洋奴或西崽，當然他也不像馬則仁那樣冥頑不化。他身上既保留和體現着漢民族文化的優秀成分，並轉化為現實的生存和發展力量；同時在現實的生存環境中，他又改變、拋棄了那些落後的無法適應現實需要的劣根性。可以説，他是現實的土壤生長出來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的成功典型 ^[5]  。

温都太太是一個丈夫死了十多年的寡婦。她愛錢，作者用犀利而不失風趣的語言寫道，“每逢一哭丈夫，就稍帶腳兒想起來的。他設若死在戰場上，除了得個為國捐軀的英名，至少她還不得份兒卹金。卹金縱然趕不上幾百萬財產，到底也可以叫她一年多買嘰頂新帽子，幾雙長筒的絲襪子；禮拜天不喜歡上教堂的時候，還可以喝瓶啤酒什麼的。”也愛生活，“小客廳裏收拾得真叫乾淨爽利，連掛畫的小銅釘子都像含着笑。”她自立自強，在丈夫死後到一個汽油公司去打字，每個禮拜能掙到三磅來錢。她也曾經年輕過，崇拜“一拳打死老虎，兩腳踹倒野象，可是一見女人便千般柔媚，萬般奉承”的英雄，可瑣碎的日子沖淡了少女玫瑰色的夢想，生活讓她逐漸變得現實世故，“再嫁最大的難處是經濟問題，沒有準進項的男人簡直不敢拉攏。” ^[6] 

作者將細膩的筆觸深入到一個寡居多年的寂寞婦人的心底——温都太太深覺寂寞，她常常回想年輕的時候，生出無限感慨，有那麼一瞬間她為老馬的殷勤所打動，生出與老馬共度後半生的想法，但終究無法跨過種族與文化的鴻溝，理性拒絕了老馬的示愛......老舍筆下的温都太太既有柔軟感性的內心，又理性現實，精明世故，是一個立體鮮活的人物形象 ^[6]  。

瑪力是温都太太的女兒，是一個西方堡壘中的重要人物。瑪力追逐時髦，熱愛打扮，“她的美的觀念是：什麼東西都是越新越好”，“衣裳越短越好，帽子越合時樣越好。”然而她模樣時尚，頭腦卻簡單、保守，她和保羅一樣，“一定要個戒指，一-定要上教堂去摸《聖經》，一定叫人稱呼她華盛頓太太。她的舉動像個小野貓兒，她的思想卻像個死牛。她喜歡露出白腿叫男人看，可是她的腿只露到膝下，風兒把裙子颳起一點，便趕快的拉住，看着傻氣而可笑 ^[6]  。

她只是為態度，衣帽，叫男人遠遠看着她活着的。她最後的利器便是她的美。”瑪力關於中國人的認識全部來自電影、小説和報紙，她堅信中國人擅長用毒藥害人，看到電影中的英國人打中國人便覺得痛快，“把兩隻肉嘟嘟的手都拍紅了，紅得像擱在熱水裏的紅胡蘿蔔”；認為“他們要是不討人嫌，為什麼電影上，戲裏，小説上的中國人老是些殺人放火搶女人的呢”小馬對瑪力一片真心，然而瑪力卻認為小馬的愛對於她來説是一種羞辱。作為一個頭腦簡單、幼稚的女人，瑪力永遠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她對於外界事物缺乏正確的認知，也沒有真正獨立的思想和人格 ^[6]  。

伊牧師雖然對中國人也有偏見和歧視，但他更多地體現了英國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層面。所以，即使很不情願，他還是給最初來英國的老馬父子以幫助。他也不像伊太太那樣極端，當保羅和馬威打架後，老馬戰戰兢兢地來道歉，他反而安慰老馬，“不用再提這回事，小孩子們打完，完事”，更沒有像伊太太那樣大發雷霆。他也看不起中國人，但是看在基督的面子上，他還是能夠在形式上保留對中國人的親善態度 ^[5]  。

凱薩琳是伊牧師的女兒，她追求和平、自由，有獨立的政治主張與婚姻家庭觀；她有強烈的求知慾，認為人生只有兩件快活事，即“用自己的知識和得知識”；她大膽而熱烈地追求愛情，與自己所愛的人“愛了就愛了”，而不去顧及世俗的看法和空洞的形式；她沒有英國人傳統的自大情節，對世界有清醒理性的認識，對因為來自中國而遭到嚴重民族歧視的馬威給予了真誠的關心與幫助；她主動向馬威學習漢語，鼓勵馬威為自己的國家、民族振作起來，好好讀書，“除非你們自己把國變好了，變強了，沒人看得起你，沒人跟你講交情”，指出“中國所以不如英國的，就是連一個真唸書的也沒有。”更難能可貴的是，她能克服民族偏見，認識到自己的民族也有錯處，這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實屬難得。凱薩琳是作者極力褒揚的一個人物，她不但具有西方知識女性的理性精神和高尚品質，而且“沉靜’、‘從容’，具有‘東方婦女的靜美’”從她的身上可以看到英國具有進步思想的年輕一代形象 ^[6]  。

小説中還塑造了兩個思想偏激、色厲內荏的留學生形象——茅先生和曹先生，並以他們的色厲內荏反襯李子榮的高大形象。看到英國的電影中出現罵中國人的場面時，茅先生和曹先生表現得相當“激憤”，稱如果公使館不抗議，“就把公使至書記全拉出來打一頓”；而後又無端侮辱凱薩琳為妓女，最終遭到馬威教訓。他們喪失了傳統中國人的基本人格素養，又沒有真正學到西方文化的內核和精神實質，既無儒家謙謙君子之風，又沒有基督教文化浸潤下的紳士風度，是落後國民性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畸形人格。對於他們，老舍先生以辛辣的筆觸進行了窮形盡相的描摹和犀利無情的諷刺 ^[6]  。

伊太太的種族歧視觀念根深蒂固，“伊太太的教育原理是：小孩子們一開口就學下等語言——如中國話，印度話等等一一以後絕對不會有高尚的思想......英國的茄子用中國水澆，還能長得薄皮大肚一兜兒水嗎？”後來馬威打了伊太太的兒子保羅一頓，伊太太覺得非常氣憤，她完全想不到一箇中國人敢向大英帝國的子民挑戰：“伊太太雖然愛兒子，可是她決不會因為兒子受了一點浮傷就這麼生氣，她動了怒，完全是因為馬威一箇中國孩子敢和保羅打架。”作者用犀利的語言將伊太太庸俗勢利、令人厭惡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對其表現出的莫名優越感及對中國人居高臨下的態度表示強烈的憤慨 ^[6]  。

作者還在文中塑造了亞歷山大的角色。亞歷山大是伊太太的哥哥，他在英國做生意的時候挺守規矩，然而一到中國就變了，“對手下的中國人永遠是吹鬍子瞪眼睛”。回國後他幫電影公司寫佈景，塑造關於東方的場景時總是刻意醜化中國的形象，“要在東倫敦找一羣中國人，全是扁鼻子、狹眼睛的玩意兒，導演的人看這羣人和一羣羊完全沒分別。”因他所設計的電影背景：一條街代表租借，一條街代表中國城。前者清潔、美麗、有秩序；後者則污濁、混亂、天昏地暗。在他眼中，中國就活該窮、亂、髒 ^[6]  。

小説中還出現了一對夫婦——西門爵士及其太太，他們代表的是英國的貴族文化。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修養，有頭腦，不人云亦云。他們對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東方文明古國充滿好奇，對於中國人的態度也不像亞歷山大等人那樣充滿傲慢與偏見。如李子榮所評價的，英國的工人頂有涵養，英國的貴族頂有度量。”西門爵士與西門太太身上具有基督教文明所孕育出的許多優良傳統和美好品德 ^[6]  。

老舍吸收康拉德的創作成就，但僅取其創作手法，而舍其東方主義。因此《二馬》的後殖民意識是老舍效法康拉德探索人性而隨之彰顯的後殖民文本；揭示了舊時代中國人的醜陋習性和陳腐觀念，諷刺了英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和文化偏見，同時在開闊的文化視野中肯定和讚賞了英國國民的現代國民意識和國家觀念。

《二馬》中伊牧師與温都太太認為“中國人有些神魔鬼道兒的”。英國人均通過報紙、小説、電影、戲劇、傳教士的口中得悉中國人都“吃老鼠、狗肉、抽鴉片、放毒害人、殺人放火”。中國人“袖子揣着毒蛇，耳朵眼裏放着砒霜，出氣是綠氣泡，一擠眼便叫人一命嗚呼”。温都太太閲讀狄·昆西《鴉片鬼自狀》，以便和老馬父子有話題可説。她的親戚來信表示和中國人一塊兒是不安全的，中國人是“髒、臭、糊塗的傻蛋”。亞歷山大説“不用問，你們中國人都好賭。”於是，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陰險，最污濁，最討厭，最卑鄙的一種兩條腿兒的動物”。這些妖魔化的中國人在《二馬》中得到充分的展現，符合東方學中東方隱指“危險、神秘、偏激與非理性”，可以成為東方學文化編碼的精彩文學案例。伊牧師打算寫一本《中國道教史》“造點名譽”，以便在大學中謀箇中文教職。伊太太自詡明白“中國人的靈魂”，她認定中國人沒有不愛吃米與豬肉的。獵奇心態與霸權話語分別顯現自他們兩人身上。中國城沒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但“因為中國是個弱國，所以他們隨便給那羣勤苦耐勞，在異域找飯吃的華人加上一切的罪名”。在電影裏、戲劇裏、小説裏罵中國人，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習慣。把莫須有的標籤強加在中國人身上，東方主義就是如此從民間偏執地建構起來。

18世紀末葉以降，歐洲相繼出現東方學，也是漢學早期的別稱之一，漢學成為它研究的一支。從《二馬》中，印證了現實中歐美漢學家們對中國研究與作品翻譯普遍存在舛誤、偏見與積弊的歷史因素 ^[7]  。

如果上述霸權話語可解為霍米·巴巴所謂的“原型話語”，則其政治效果“就是種族歧視”。話語霸權與民族歧視是相互生成的，大英民族優越感造成傲慢與偏見，進而形成民族歧視與等級觀的枷鎖，它源自普遍人性，也偏離普遍人性。温都太太自問：“中國人配住這個房嗎？”她驚訝除了英國人，原來中國人也愛花。她不準老馬父子用澡盆，不喜歡跟他們在街上一起走。老馬送小壺給温都太太，她“用手按着狗頭向老馬點了兩點”代為道謝。伊牧師妻男亞歷山大專以戲謔中國人為快樂，他帶老馬去酒館喝酒，英國人瞧見老馬，即咕噥“老天爺！來了個Chink！”老馬溜狗，遭英國孩子們戲弄，起鬨説他“和哈巴狗一樣呀！”公園裏天真無邪的英國小孩也會問温都太太“你怎麼跟箇中國人一塊坐着呀？”在倫敦，“除非妓女沒有人看得起中國人”。金鑽行的職員認為身上有20磅錢的中國人“一”定是強盜”。與其他普通英國人一樣，温都太太是雙面人，表面上雖然禮貌斯文，但“心裏看不起中國人”，女兒瑪力則連基本的尊重都沒有。可見，英國人重視生活禮儀、貴族風度表裏不一，流於形式 ^[7]  。

伊牧師的子女在中國出世，卻不諳中國話，因為伊太太咬定如果學下等的語言，長大後不會有高尚的思想。身處異樣目光包圍的環境衝擊中，老馬也學會逐步妥協，心態起了微妙的變化，習慣萬般奚落，放棄自我表述，以順承偏見對答，逆來順受，麻木與懶得澄清解説，尊嚴開始被侵蝕。他竟然在英國將軍的演講現場順着英國人的意思答説中國“歡迎英國兵”。為了皆大歡喜，他仿效英國人的喜好與心理，凡事稱道“好極了”與“美極了”。他彷彿無心再分辨哪些是譏刺哪些是諷誦，一概順承，虛與委蛇以禦侮，自我解嘲，好讓自己心理平衡 ^[7]  。

經過相處與瞭解，在聖誕節那天，温都太太吻了老馬的臉，放下成見接受中國人。可是民族等級森嚴的社會里，世俗的眼光，使她無法擺脱心理障礙，也令她的愛情無法逾越民族的藩籬。無形的規約，扼殺了她追求幸福的勇氣，導致他們倆的暖昧關係舉步維艱，正要開始，即已結束。所以，當温都太太流下眼淚要求老馬父子遷離時，她表示“你們沒有錯處”，“我愛你們一可是咱們不能再往，往下”。這是她內心經過幾番辛酸掙扎後做出的痛苦抉擇。至此，情節進入沉澱，也是小説最感人之處，欲語還休，深層複雜的人性與心理矛盾，以小見大，給老舍駕馭得入木三分。馬威也愛瑪力，但瑪力歧視中國人，叫馬威痛苦不已。温都太太與瑪力只是“普通人”。普遍人性搖擺於自我與俗世之間，終究超越不了民族與社會價值觀的牢籠，成為“文明”桎梏下的奴隸。後殖民文學一個很突出的特徵是“對帝國統治下文化分治和文化排斥的經驗”。這幅浮世繪，是小説對文明自由英國的有力反諷 ^[7]  。

伊太太祈禱時，“永遠是閉着一隻眼往天堂看上帝，睜着一隻眼看那羣該下地獄的學生”。伊牧師説服温都太太租房子給老馬父子時，説明他們都是基督教徒，“看上帝的面上”，可是温都太太“好像一點沒把上帝擱在心上，臉上掛着一千多個不耐煩的樣子”。費了許多唇舌請求温都太太答應後，伊牧師心中不禁埋怨：“為兩個破中國人。”伊牧師半夜睡不着覺的時候，“總是禱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國變成英國的屬國；他含着熱淚告訴上帝：中國人要不叫英國人管起來，這羣黃臉黑髮的東西，怎麼也升不了天堂！””伊牧師的兒子保羅是大英帝國主義者，他要求以後別帶中國人去他家，因為這“不是什麼體面的事！”老舍惟妙惟肖地描繪了教徒的偽善心理與面貌 ^[7]  。

基督徒中唯一沒有民族偏見的是伊姑娘，老舍借用她的口，語重心長地道出小説中最真摯悲悽的一幕話語，也點出《二馬》的中心思想。相對於西方人視域中的“他者”，中國人眼中也有“他者”，而且比西方更早。這種文明教化一旦走向極致，就會陷入閉守自滿的境地。老馬心裏鄙視“洋鬼子”不敬老，他心裏譏笑温都太太與瑪力戴着繡有“美”字的帽子，乍看下像是“大王八”三字。馬威見到教堂裏的姑娘“不能不聯想到冥衣鋪糊的紙人兒”。當“他者”説話時，“他或她便成為另一個“主體”。被歧視者也歧視他人，歧視便成了層層存在於人類普遍心理中不同程度的虛偽。“他者”中也有“他者”，在異質的世界互相睥睨，成為逆寫帝國的起點。此外，老馬歧視李子榮俗氣，當李子榮是僕人，回到家卻客氣對待温都太太，印證了加亞特里·斯比瓦克“中心也是邊緣”的辯證關係 ^[7]  。

《二馬》採用的是零聚焦敍述，即全知視角，敍述者如同上帝，無所不知。老舍並不一味求新求異，而是踏實、質樸地按照自己寫作的需要合理安排小説的敍述方式，提高小説的表現力 ^[8]  。

在《二馬》中，感嘆號的運用幾乎涵蓋了整部小説，甚至連馬威的心理活動都充滿了感嘆的語氣，“舍了命做代價！······多麼潤美！······或者外國婦女全不介意叫人莫手！”在短短的一段心理活動中竟運用了十四個感嘆號。這一方面體現了人物的內心活動比較激烈，另一方面受英語語言環境的影響，展示兩種文化交融的產物 ^[8]  。

《二馬》中有一段老馬站在窗前所看到的景物描寫。口語化 的語言異常形象，雖然沒有古典文言的雅緻，卻別有一番趣味。 水珠在太陽光照下慢慢化成白氣，雨水清洗過的樹幹像是剛洗過澡的象腿，讓人心領神會，好像正到了温都太太家的窗前，看到了眼前的景緻 ^[8]  。

《二馬》是一部在笑聲中嘲弄偽善者面目、揭露生活中醜相的作品。文中的伊牧師是個英國人，貌似“真愛中國人”，實則妄圖使“中國變成英國的屬地" .作品嘲笑他“含着熱淚告訴上帝”，讓英國人快把中國人“管起來”。單是想象伊牧師假惺惺地落淚祈禱的樣子，就讓人又好氣又好笑。作者在這裏不僅嘲笑了伊牧師的痴心妄想，更加諷刺了他所象徵的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中國人民的野心。老舍的幽默是“笑裏藏刀"的，表面上引人發笑，實際上自有一番諷刺挖苦的深意 ^[8]  。

在《二馬》中，老舍雖然無情地揭露和諷刺了本民族的劣根性，然而對二馬還有李子榮、凱薩琳等相對弱勢的羣體也是給予了無限的同情的。比如聖誕節期間，馬威和李子榮忙完了店裏的事，小馬主動提出要給李子榮買一件禮物， 老李推辭不過， 只得要一隻手錶......到了鐘錶鋪門口，李子榮非要馬威答應他不買貴的。這一段描寫生動地刻畫了兩個人爭辯時的激烈，説到底老李體諒馬威不想讓他多花錢，而馬威為感念老李父子，想在聖誕節這天報答他的一份恩德。這樣的一個小側面，反映出像老李這樣的英國留學生在失去國家財政支持的情況下，生存的艱難不易，就像他從來不去中國餐館吃飯，不是吃不起一頓，而是“怕一吃開了頭兒，就非常吃不可！”這是對底層知識分子留學生活的真實寫照，幽默中寄託着對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同情之外深深的感動，讓讀者在笑聲中咀嚼到苦澀 ^[8]  。

當文本時間序列與故事時間序列之間不一致的時候，就出現了逆時序。老舍在《二馬》中就使用了逆時序中的倒敍手法，“把故事的尾巴擺在第一頁，而後倒退着敍説”。但是《二馬》這部作品並非是追求懸念，“《二馬》在一開首就把故事最後的一幕提出來，就是這“求細”的證明：先有了結局，自然是對故事的全盤設計已有了個大概，不能再信口開河”。就此也可以瞭解，老舍的倒敍方式只是營造一種單獨的藝術空間，然後對讀者進行細細的講述 ^[8]  。

《二馬》中有一條很吸引人的線索，就是二馬與温都母女的戀愛進展，之所以稱之為暗線，是因為它實際上是為小説的主線服務。老舍在談到《二馬》中的愛情時説道“最危險的地方是那些戀愛的穿插”，“在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戀愛作為副筆，而把另一些東西擺在正面”。老舍寫作《二馬》最重要的意圖在於展現中英兩個民族的不同之處，所以愛情描寫也是為這一主題服務的 ^[8]  。

《二馬》賦予人物具象性與象徵性。藉助藝術符號串的解碼，可瞭解到老舍如何緊扣後殖民批判的主題思想；為故事情節、人物身份與關係編定象徵符號。

“帽子”在小説中出現超過95次，帽子是英國社會基本社交穿戴禮儀之一，是英國文化傳統隱喻性符號。瑪力屬於年輕一代，輕佻、活潑與新潮，但她在帽子店工作，隱喻她無法跳離傳統。反觀伊姑娘，似乎不太重視帽子，小説中只那麼一次描寫她戴着頂藍色草帽，直叫瑪力看得心生妒忌，為後來華盛頓與伊姑娘的私奔埋下借喻式伏筆。當伊姑娘脱下帽子時，陽光射在她的頭髮上，“那圈金光，把她襯得有點像圖畫上的聖母”。換言之，脱了帽子的束縛，才是伊姑娘的自然魅力所在。正值現代社會精神危機，人類理性瀕臨破產，實用主義萌生，新舊社會更替。伊姑娘不滿英國自我膨脹的價值觀與社會傳統制度，是歐戰後年輕迷惘的一代。她不快樂，因為討厭褊狹的愛國主義、民族歧視與虛偽的信仰。她最後勇敢地與華盛頓私奔，衝破傳統價值觀與宗教倫理，富有女權主義的特質，與後殖民意識相呼應，此謂馬威看到她“那圈金光”的喻義 ^[7]  。

在老舍筆下，鼻子的各式變化往往透露人物性格與心理狀態。鼻子很能代表視覺而折射出人的精神與心思。鼻子象徵性別魅力、尊嚴、自信、傲氣、威嚴，甚至是指揮標示符號。在東方主義下，中國人都被塑造成沒有尊嚴的動物，所以他們在西方電影中均成了“黃臉沒鼻子”的羣象。温都太太有個小尖鼻，“象個半熟的山裏紅”，看在老馬眼裏是一種性別魅力，“有説不出的美”。古董店被砸鬧後，老馬嚇得不敢出門，而被譽為“隻手打退匪人的英雄”的馬威則備受温都太太母女看重，後者似乎“同時鼻子眼睛的頗看不起老馬”。伊太太在家中霸氣凌人，他們邀請温都太太等人吃飯時，伊太太“用鼻子一指伊牧師伊牧師，禱告謝飯！”盡顯當家的威嚴。當伊牧師惱怒妻舅亞歷山大讓他的教徒老馬喝醉併發生意外時，他終有機會準備將平日對亞歷山大的積怨向伊太太宣泄，這時他“鼻子伸出多遠”，充滿理直氣壯的自信。保羅思想右傾，有大英帝國心態，為了一睹皇太子的風采，他在街上冒雨站了三分鐘。回到家在鏡子前微笑，因為有人説“他的鼻子真像皇太子的”，鼻子成為他羨慕威權的至高尊嚴。亞歷山大個性狂妄粗俗，他有個“大紅鼻子”，是小丑化的規約性符號表徵。西門爵士，古董店的老常客，他沒有膚色等級觀念，是中國人的朋友，因而“鼻子不十分高”。“鼻子”的符號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7]  。

“戒指”有三層象徵，其一是馬威伯父馬唯仁拼搏實幹的精神，其二是馬威的母愛，其三是定情信物。伯父憑着自己的雙手在國外掙錢，是馬威心中的英雄。父去世前留給馬威一枚戒指，象徵對馬威繼承拼搏實幹精神的寄望，也喻示古董店實際上是由馬威打理，老馬則毫無貢獻。為何伯父留了一枚女性戒指給馬威呢？老馬年輕時揹着妻子去嫖賭，有時候賭輸了，“把老婆的金戒指偷出去押了寶，可是永遠笑着應許哥哥寄錢來就再給她買個新的”。馬威8歲喪母，老舍安排了由老馬哥哥偶然地兑現老馬對妻子的允諾，為馬威填補母愛。

作為定情信物的表徵，伯父的戒指最初由老馬收藏着，準備送給温都太太做定情信物，後來被馬威取回。自從聖誕節温都太太吻了老馬後，為了給温都太太買戒指定情，老馬答應亞歷山大當演員，可是他不清楚那是一出侮辱中國人的電影，這招致愛國留學生與華工前來砸破老馬的古董店。驚嚇之下，老馬要出售古董店。馬威對父親大失所望，並自知對瑪力的戀愛渺茫時，他託李子榮把伯父留給他的戒指交給瑪力。事業、愛情與報國上，他何嘗沒有努力，只是父權、民族歧視與愛國的無力擊碎了他的理想。小説以他離開倫敦的情景結束，遺留下這象徵符號。雖然他沒有強烈的後殖民意識，卻始終衝不破殖民意識世界的羅網 ^[7]  。

李子榮義務幫忙搞好古董店生意，馬威堅持送他聖誕禮物，李子榮勉為其難地建議馬威送他一個新手錶。手錶是主題肖似符號，在英國社會象徵時間與金錢觀“時間是拿金子計算的”，人們的交際往來叫“時間經濟”。李子榮忠厚老實，被馬威賞識為“干將”。手錶也象徵歷史意識，李子榮的歷史意識是現在式的，因為他不執著於理想，隨遇而安，學習到英國人的實事求是，按英國的時間步伐與制度習俗生活。不過，李子榮認為風俗“沒有對不對的理由”，則無疑陷入文化相對論的窠臼。馬威雖也戴手錶，有着未來式的歷史意識，努力融入英國社會文化，有理想抱負，可是客觀條件不足，徘徊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至於老馬，小説沒提及他是否習慣戴手錶，反正手錶這個符號對他意義不大，因為他的歷史意識是屬於過去式的。他的思想個性始終難以適應英國現代社會生活。他生性窳惰，一生只想求官，對生意愛理不理，丟給兒子，因為他瞧不起商人做買賣“俗氣”。他愛擺老闆官架子，成天嚷着自己老了，只會賭氣花錢，成天盼着將來發財回中國去，成了“倫敦第一個清閒的人”。伊牧師正在寫書，也鼓勵老馬寫書，可是老馬自認快50歲了，“還受那份兒累！”伊牧師詫異地説：“我六十多了！蕭伯納七十多了，還一勁兒寫書呢”，“人到五十就養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給誰做呀！”現代性與時間觀念是互為依存的，於是從手錶這個符號可管窺中西人時間觀所表現的人生觀，老舍是此非彼，以此進行諷喻，從中折射殖民與被殖民的深層文化因素 ^[7]  。

因為小説背景是1919年，早已告別纏腳、鴉片與蓄辮的時代。為了順承英國人的獵奇所好，招徠生意，不惜販賣文化糟粕。尤有甚者，中國顧客也竟然毫無自覺與反感地時常到來大快朵頤，消費舊文化，甘於自我矮化與“他者化”。這勾勒出中國人活在文化矇昧中，未獲文明啓蒙。此舉説明了西方的“東方神話”有時候“是東方人虛構出來的”圓。保羅不喜歡中國人，他房間擺放着中國鴉片煙槍、小腳鞋、鼻煙壺、繡花荷包，每逢朋友來就向他們展示譏諷一通。然則，範老闆與保羅的心態沒有太大的差異。另外，老馬父子經營古董店，依靠販賣舊文化符號過活，隱喻西方人獵奇的合法化。古董作為儒家的物化，在列文森眼中，已成為不具現實意義的美學與歷史價值的碎片，是“博物館的陳列品”團。此論固然有待商榷，卻反映了一般西方人的觀點。小説中，化學教授兼收藏家西門爵士專收集中國古董銅器與陶器 ^[7]  。

為紀念老舍百年誕辰，根據《二馬》改編的同名電視連續劇由沈好放執導，陳道明、王同輝主演，於1999年2月3日在北京二套播出 ^[9]  。

2016年，根據老舍《二馬》改編的同名話劇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責任公司等聯合發佈並演出 ^[9]  。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温儒敏：《二馬》是老舍的早期作品，比後來的作品，無論在思想深度，還是在語言功夫上，都顯得有些粗糙、不夠成熟，但其寫作意旨已經非常敏鋭，開啓了老舍創作文化批判的道路。這樣的作品出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帶有文化上的超前性的 ^[1]  。

編劇、導演方旭：《二馬》是老舍將西方文學敍述方式與中文小説相結合的嘗試，是“京味兒風趣與英式的幽默，活脱脱兩塊面對面的哈哈鏡” ^[9]  。

《二馬》首次發表於1929年5月至12月的《小説月報》上，1931年由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後有不同版本再版 ^[3]  。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原名舒慶春，老北京（滿族正紅旗）人，中國現代小説家、戲劇家、著名作家，因作品很多而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曾任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大學教授。筆名“舍予”“老舍”，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鴻來、非我等筆名。曾經擔任山東大學等學校的教授。主要作品有：《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紅旗下》，話劇《龍鬚溝》《茶館》等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