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逆流

到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已進行半年多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種種事實與結局，特別是從上海開始的全面奪權，使我黨我軍部分高級領導者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質。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這兩次會上，圍繞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1月19日和20日京西賓館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上，葉劍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軍隊大搞民主，妄圖搞亂軍隊的陰謀進行了鬥爭。葉劍英拍案痛斥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造反派”揪鬥軍隊高級幹部。徐向前也憤然站起來説：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難道就叫他們幾個毀掉嗎？其他老帥也發了言。在2月11日和16日懷仁堂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鬥爭達到了高潮。關於黨的領導問題，葉劍英當面質問康生、陳伯達：“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譚震林尖鋭地指出：“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羣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關於對待老幹部的問題，陳毅説：“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説話。如果説，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麼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李先念説：“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羣眾是好的。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李先念還指出，在羣眾中進行大規模兩條路線鬥爭，把老幹部統統打掉，“是從《紅旗》第3期社論開始的。”譚震林怒斥張春橋説：“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關於要不要穩定軍隊的問題，徐向前説：“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16日晚上，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連夜整理好碰頭會記錄，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於17日上午向毛澤東作了歪曲的彙報。19日凌晨 ^[2]  ，毛澤東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嚴厲批評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人，強調“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會上還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從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接連召開了7次會議 ^[2]  ，對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進行了錯誤的批評，江青、康生、陳伯達之流無限上綱，並將這次鬥爭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後，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 ^[2] 

1967年4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常委會議上，因為再一次講到軍隊一些高級幹部被抄家，保險櫃被砸開，許多機密絕密文件被搶走等等情況，與會人員非常氣憤。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謂“二月逆流”。

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林彪把二月抗爭説成是“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羣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於革命羣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復。”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後，毛澤東對“二月逆流”的態度有了較大改變，認為“二月逆流”是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的，並初步為“二月逆流”平反。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參會人員，當葉劍英走進會場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對大家説：“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他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初，中共中央作出決定，為“二月逆流”徹底平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