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

1958年6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創刊。1988年6月16日《紅旗》雜誌停刊。 ^[2] 

《紅旗》雜誌於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創刊。創辦《紅旗》雜誌，是毛澤東首先倡議的。早在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論刊物”的問題，而此次會議也是毛澤東為發動“大躍進”運動而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

1958年3月8日，成都會議召開的第一天，毛澤東提出25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其中第24個問題就是關於“出版理論刊物問題”。在22日的講話中，他又着重講了辦刊物的問題，説：“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嚮導》《鬥爭》《實話》等雜誌，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誌。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立對立面有競爭。現在提倡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根據本省説話，但也可以説全國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説太陽、銀河的話。”

接着，毛澤東講了“怕教授”的問題，為此還特意表揚了陳伯達一番，認為陳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他説：“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麼都不行。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怕帝國主義，而怕教授，這也是怪事。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制度、‘謝主隆恩’的殘餘。我看再不能忍受了。當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們一頓，而是要接近他們，教育他們，交朋友。”

“現在情況已有轉變，標誌是陳伯達同志的一篇演説、一封信，一個通知，有破竹之勢。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奮工作好，但統治宇宙膽子小了。”

其中談到的陳伯達的“一篇演説”，是指陳伯達於1958年3月10日應郭沫若邀請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題目為《厚今薄古，邊幹邊學》。陳在講話中説：哲學社會科學應該躍進，也可以躍進。躍進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邊幹邊學。陳伯達晚年回憶説，此次講話“是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向社會科學界傳達毛主席的觀點”，並不是“自己擅自決定的”。

而“一個通知”，是指準備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自治區必須加強理論隊伍和準備創辦理論刊物的通知》。

毛澤東對《紅旗》雜誌非常重視。早在成都會議上，他就指定由陳伯達擔任《紅旗》總編輯，後經八屆五中全會同意通過。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公佈出版《紅旗》雜誌的前一天，毛澤東高度評價了《紅旗》發刊詞，並批示：“此件寫得很好，可用。”

當天，他在給陳伯達的信中，談到了為《紅旗》題刊頭的問題。他説：“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檢；如不能用，再試寫。”毛澤東一共為《紅旗》題寫了20多幅刊頭，後來從中選出兩字作為《紅旗》雜誌的正式刊頭。

《紅旗》雜誌上正式標明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也是毛澤東決定的。

《紅旗》編委會的陣容頗為強大。第一任編委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張聞天、陸定一、康生、陳伯達、胡喬木、柯慶施、李井泉、舒同、陶鑄、王任重、李達、周揚、許立羣、胡繩、鄧力羣、王力、範若愚。這個編委名單是毛澤東一個一個擬定的。

除了積極參與籌備《紅旗》出版的相關事宜外，毛澤東對創刊後的《紅旗》雜誌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僅在其創刊號上發表了重要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而且對《紅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論文章嚴格把關，對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慮在《紅旗》上發表。

1988年7月1日，《求是》雜誌創刊。同時，《紅旗》雜誌停刊。

1987年12月16日下發的《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關於中央、國務院關於機構改革方案》內有一項是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

《紅旗》自創刊以來，到1987年走過了將近30個年頭。作為黨的機關刊物，每個時期都按照當時中央的意見、指導思想進行編輯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這使得無論是做《紅旗》工作的同志，還是黨內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個很急迫也是很現實的問題出現並需要立即解決：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紅旗》編委會於1987年12月21日給當時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和書記處寫了報告：“近日社內外盛傳《紅旗》機構要變動，1988年第一期按計劃12月25日發稿，27日付印。《紅旗》是否照常出版，請批示。”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會上重申《紅旗》必須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發，同時成立一個三人小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組開會討論第一步方案內容。1988年2月12日黨校負責人與《紅旗》雜誌的幹部接觸後，感到黨校確實不可能有力量辦刊。3月2日他們給中央的信中寫到：《紅旗》在國內外已有相當影響，發行量達240萬份，不改刊名為利。但中央最後決定刊名還是要改，並確定《紅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6月16日，《紅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雜誌正文沒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歡迎訂閲求是雜誌”的大標題下是“中共中央決定，《紅旗》雜誌停刊，《求是》雜誌7月1日創刊”的字樣。《紅旗》就這樣悄然地退出歷史舞台。 ^[2] 

《紅旗》雜誌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關懷、具體指導下創辦的。早在1955年1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這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作出創辦刊物的正式決定，並定名為《紅旗》。

當中央醖釀創辦刊物時，一些同志請毛主席為刊物起名字。主席説，還是走羣眾路線，讓大家一起來尋個好名字。有關單位就發動大家提名，彙集上報。毛主席從中圈定了《紅旗》這一名字，並經中央全會確認。

毛主席還為《紅旗》題寫刊頭二十餘幅，他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説：“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核，如不能用，再試寫。”他在題字旁還注有説明：“擬可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編輯部從中選了兩字作為正式刊頭，這就是至今仍為大家廣為認知、眾口稱讚的“紅旗”二字。

中央同時還決定成立《紅旗》雜誌編委會。編委會第一次會議於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編委共36名，由中央有關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部隊中理論水平高、寫作能力強的同志，以及宣傳理論系統的負責人、黨內學術理論專家組成。其中鄧力羣、田家英、李友九、陳伯達、胡繩為常任編輯，陳伯達為總編輯。

這次會議也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由於工作人員的疏忽，通知了兩個李達開會，武漢大學校長“文”李達是編委，與總參的副總長“武”李達重名。“武”李達到會後發現不對要退席，小平同志説，既然來了，就坐下聽聽吧。這個大編委會由於成員分散在全國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會議召集困難，以後再未開過。因此，1959年中央決定在《紅旗》內部成立一個編委會，由總編輯、副總編輯以及4位編委組成，主持《紅旗》的日常工作。

《紅旗》創刊號於1958年6月1日出版。發刊詞由胡繩執筆，經毛主席、鄧小平同志審定。同期發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此後，毛主席一直關注《紅旗》的工作，經常向《紅旗》推薦文章，對一些稿件還作了精心修改。1958年8月，陸定一寫了一篇題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審閲，主席前後看了好幾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見，有時自己動手作重要修改。

1958年8月22日，他在給陸定一的信中説：“在教育史部分，應批評凱洛夫、斯大林，對中蘇都有益。中國教育史有好的一面，應當説到，否則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陸定一的稿件上加寫了這樣一段話：“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範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眾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

毛主席對兒童的全面發展也作了精彩補充：“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是要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總結以上所説，我們所主張的全面發展是要使學生髮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對此文他特批：“登《紅旗》，題目特大，全文儘量用較大字型。”同時，還代《紅旗》寫了編輯部按語。

毛主席還為《紅旗》編輯部寫過約稿信。他從《光明日報》上看到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同志寫的有關機位設計的文章，很感興趣，便給作者寫信請他們再寫一篇更詳細的文章，以《紅旗》編輯部名義發出。這對《紅旗》工作人員來説深感親切又備受鼓舞。

在《紅旗》頭幾年的版面上，經常出現幾個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個是寫國際評論的於兆力，一個是寫思想文化評論的施東向，一個是寫經濟評論的許辛學。後來人們才慢慢知道，這原來是三個集體筆名。

“於兆力”是由喬冠華、姚臻、王力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個字或字的一部分。他們都參與中央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對國際情況、國際問題比較熟悉，又瞭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很受歡迎和重視。

“施東向”是以副總編輯胡繩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偉志、鄭惠等同志參加的寫作小組的筆名。“施東向”即取自《思想界動態》這份內部刊物刊名的諧音。他們以淵博的知識、高度的理論修養、充滿文采的寫作技巧，寫出了影響很大、很受歡迎的思想文化評論文章。

“許辛學”是由“虛心學”演化而來，由副總編輯鄧力羣牽頭，梅行、馬洪參加的寫作小組筆名。他們都是中央有關經濟問題會議的參加者和經濟文件的起草者，所寫的文章能夠對有關問題進行透徹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傳達，對經濟工作起到了很強的指導作用。

有人開玩笑説，全國有“三面紅旗”，《紅旗》雜誌也有“三面紅旗”，指的就是這三個集體寫作班子。

1960年9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這是我國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選集》收集了毛澤東在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的70篇文章，《紅旗》把學習和宣傳“毛選”四卷作為工作重點全面展開。1960年第19期《紅旗》在刊登《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介紹的同時，圍繞中央確定宣傳重點，發表了社論《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即突出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善於鬥爭、善於勝利的思想。

社論對此作了全面具體的論述，並指出這是克敵制勝的根本法則。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編輯部文章《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經驗的基本總結》，重點介紹了毛澤東如何堅持馬列主義有關國家機器的觀點、建設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此文刊發前曾送毛主席審閲，他認為寫得很好，並作了一些修改。

2018年7月4日，習近平致信祝賀黨中央機關刊《求是》暨《紅旗》創刊60週年，代表黨中央向雜誌社全體工作人員表示熱烈祝賀，提出殷切希望。 ^[3] 

1958年7月1日，《紅旗》雜誌第3期《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較明確地提出“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這是在報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稱。 ^[4] 

1965年12月8日在《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攻擊翦伯贊提出的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歷史主義的意見，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受到毛澤東稱讚：“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1966年第7期《紅旗》雜誌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1967年3月30日《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4月1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刊登。從此為針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調。

就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時候，作為中共中心權威理論刊物的《紅旗》雜誌卻希奇地保持緘默。沉默，被譚震林打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85週年，《紅旗》雜誌約請譚震林撰文。譚震林欣然應承，對約稿人説：“文章不能只講歷史，要從現實着眼，要我寫文章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説明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紅旗》雜誌奉行不捲入原則，對稿件很為難。尚未決定，譚震林又送來了修改稿，並附言説明：原稿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闡述不透徹，現再作加強。

《紅旗》雜誌只得告知中心指示《紅旗》不介入討論。譚震林果斷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動但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全黨的大事，有人來辯論，找我好了。這篇文章我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實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實是錯誤的，就要改正。”

這可擊中了《紅旗》雜誌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而且稿子是應約而寫的；用吧，又違反了雜誌的“方針”。這個難題使《紅旗》雜誌總編輯萬分為難。他只得把文章報送中共中心政治局常委審閲。鄧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我改了一下，如《紅旗》不願登，可以送《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捲入？應該捲入。可以發表不同意見的文章。看來不捲入本身可能就是捲入。”李先念批示：“譚震林同志講的是歷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

於是，那位總編輯把譚震林的文章《井岡山的鬥爭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發表在《紅旗》雜誌當年的最後一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