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徐之爭

徐悲鴻認為，馬奈、雷諾阿、賽尚、馬蒂斯等人的繪畫庸、俗、浮、劣，甚至無恥、卑鄙昏聵、黑暗墮落。法國現代派畫家中，即使是最膾炙人口之美術家，也多帶幾分商業性質。徐志摩也在同期《美展彙刊》上發表《我也“惑”》。認為在藝術品評上真與偽的界限不是單憑經驗也不是純恃直覺所能完全剖析的；在藝術上品評作家態度真偽，簡直是難。因為藝術的真偽是指一個作家在他的作品裏所表現的意趣與志向，風尚是一個最耐尋味的社會與心理的現象。主張衡量藝術的天平上最重要的是一個不依傍的真純的藝術的見解與一點真純的藝術的感覺。在藝術上和人事上需要兢兢然尋求的，是一些新鮮的精神的流露，一些高貴的生命的晶華。我們不該因為一張畫或一尊像技術的外相的粗糙或生硬而忽略它所表現的生命與氣魄，何況有時作品的外相的生硬或粗糙正是它獨具的性格的表現。

徐悲鴻讀了徐志摩的文章後，覺得“誦所致書，有大段言弟所欲言甚以為快”，為盡其意，又寫了《“惑”之不解》和《“惑”之不解（續）》分別在《美展彙刊》1929年第9期和增刊上發表，認為徐志摩之所以竭力為塞尚辯護只是激於俠情的義憤而已，表示了自己對寫實主義的堅執。與二徐的論爭相呼應，李毅士也在《美展彙刊》1929年第8期上寫了一篇《我不“惑”》，就藝術家與評論家態度之不同，藝術家的天性和藝術的社會效應等等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藝術的社會效應是藝術價值的標準。

這是中國西畫發展史上第一次公開的不同藝術觀點之間的論爭，對當時的中國美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躍了美術界的研究空氣，標誌着中國西畫運動從創作到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場論爭奠定了中國西畫向多元化發展的基礎，以後諸多藝術觀點和主張，都可以在這場論爭中找到端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