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聯合國的授權下，在原意大利在北非的殖民地上建立了利比亞王國，成立了由伊德里斯一世為元首的世襲君主制國家。1952年利比亞禁止政黨活動，逐步形成了親西方的君主專制制度。五十年代中後期，利比亞發現了大量的石油，石油收入迅速積累。與此同時，日漸突出的政治腐敗，任人唯親，裙帶關係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一場革命勢在必行。

1969年7月，利比亞國王伊德里斯一世去土耳其和希臘度假。8月，國王把利比亞上、下議院領袖召到希臘，宣佈退位，王位交給侄子侯賽因王儲，利比亞局勢更趨混亂。

一個突發事件成了革命的導火索：1969年8月21日，一個澳大利亞宗教狂熱分子在耶路撒冷舊城裏，縱火焚燒了伊斯蘭教三大聖地之一的阿克薩清真寺，伊斯蘭世界羣情激憤。

利比亞各派政治力量都清楚地看到，伊德里斯王朝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王朝政權隨時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據有關方面透露，當時至少有四個政治集團曾有發動政變奪取政權的圖謀。第一個集團是包括前首相巴庫什在內的知識分子和軍官集團，這個集團謀劃過接管政權的計劃，但因內部分歧而遲遲沒有采取行動。第二個集團是以軍隊參謀長阿卜杜勒·阿齊茲·沙勒希為首的王室力量，他們企圖獲得國王首肯體面接管政權，如此招不成再採取行動。由於國王遲遲未公開表態，他們貽誤了行動時機。第三個集團是以軍隊一名上校為首的軍官集團，據説該集團得到伊拉克支持，但由於種種原因，遲遲未能採取行動。第四個集團便是以卡扎菲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這個組織的領導人和骨幹成員名不見經傳，但為發動政變做好了充分準備。

卡扎菲所依靠的是兩個支部的骨幹力量。他在塞卜哈學習時，與阿卜杜·薩拉姆·賈盧德一道創立了第一支部，此後又建立了一系列的支部，統稱“第一支部”系統。在此基礎上，卡扎菲號召支部的每個成員都應該創立自己的學習支部，稱之為“第二支部”。按照卡扎菲親自制定的條例，各個支部的成員彼此要互不相識；參加第二支部的成員需要卡扎菲親自逐一審批。卡扎菲轉到米蘇臘塔學習後，又在這個城市建立了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他還創立了自由軍官組織的外圍組織，即民間組織，在工人、農民、教師、商人和文職人員中吸收民間組織的成員。卡扎菲在班加西軍事學院學習時，非常重視在軍隊中發展成員。他對發展對象逐個進行考察，蒐集他們的材料，逐個審批。

卡扎菲為發動政變而進行的準備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談到這段經歷時説，為準備暴動，他們召開的會議越來越多，遇到的困難也就越來越多。他們必須在節假日開會，通常在深夜開會。他們必須把會議地點選在遠離城市的地方，有時不得不奔赴數百公里遠的地方開會，這些地方自然條件和氣候條件往往都很惡劣。有的會議時間較長，他們就在野外露宿。為了解決活動經費問題，他們決定自由軍官組織的成員都必須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資。卡扎菲對發動政變的每個細節都做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軍官組織的骨幹力量分配到全國各地，每個兵營裏都配備兩名軍官，負責蒐集與發動政變有關的各種情報，其中包括武器儲備，軍官名單及其上級領導等等。

1969年初，自由軍官組織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他們的組織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程度，王室政權情報部門隨時都可能偵破自由軍官組織的計劃，逮捕組織的領導成員。他們決定儘快採取行動，發動名為“耶路撒冷行動”的軍事政變。會後，卡扎菲即向自由軍官組織成員發出第一次警報，要求他們核查對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彈藥的控制情況。當收到一切準備就緒的信號後，他把發動政變的日期確定為1969年3月21日。

卡扎菲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舉事前夕，情況發生了變化。他們獲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於1969年3月21日晚在班加西舉辦個人演唱音樂會。卡扎菲認為，這場音樂會將給他們的暴動帶來諸多不便，第一，舉辦音樂會的音樂家是埃及女歌手烏姆·庫爾舒姆。她是阿拉伯歌壇上最有影響的一位女歌手，在全體阿拉伯人看來，她是位音樂天才，是位傳奇人物，頗受歡迎和尊重。在這一天晚上舉事是一件極不得體的事，也是對烏姆·庫爾舒姆極不尊重的事。第二，烏姆·庫爾舒姆舉辦的這場音樂會是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擊隊舉行的義演。支持巴勒斯坦事業是所有阿拉伯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卡扎菲及其同事們對巴勒斯坦事業一直採取堅決支持立場，不願做任何不利於巴勒斯坦事業的事。第三，卡扎菲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事先擬定了一份拘捕的王室政權高級人物名單，這份名單中的絕大多數人士將出席這場音樂會。按照慣例，這場音樂會可能要延續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蹤不便掌握，這對拘捕他們造成許多困難。如在這種場合拘捕他們，也將造成不良影響。

卡扎菲再三斟酌，權衡利弊，決定推遲舉事日期。卡扎菲把發動政變的日期改為3月24日，但他了解到，伊德里斯國王在這一天駕臨班加西，王室和軍隊加強了警衞工作，從而增加了發動政變的困難。卡扎菲決定第二次推遲發動政變的時間，把政變時間定於6月5日。

政變前夕，自由軍官組織的一些成員突然被通知調防，卡扎菲懷疑他們的政變計劃可能泄密。此外，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3週年，卡扎菲擔心官方可能舉辦紀念活動，給他們的活動帶來不測因素。為防止意外，卡扎菲第三次推遲政變時間。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國王去土耳其和希臘度假消夏。8月，國王把利比亞上議院和下議院的領袖召到希臘首都雅典，交給他們一封信件，宣佈退位。這一消息傳到利比亞後，利比亞形勢更加混亂，各種政治力量蠢蠢欲動。卡扎菲瞭解到，軍隊參謀長沙勒希兄弟領導的宮廷集團準備在9月4日之前採取行動。與此同時，卡扎菲被通知於9月11日去英國接受第二次為期6個月的培訓。

卡扎菲感到，發動政變已經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於是，他與賈盧德在的黎波里東南不遠的塔爾胡納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決定將政變時間確定為1969年9月1日凌晨2時30分。他們還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劃，決定採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奪取政權。政變前，卡扎菲對王室的軍力部署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王室在班加西的兵力最強，因為國王衞隊就駐紮在這裏。這支衞隊通常被稱為昔蘭尼加衞隊，對國王忠貞不貳，且裝備精良，能否順利解決這支衞隊便成為整個政變計劃成敗的關鍵。為此，卡扎菲決定留在班加西，委派他的助手穆薩·艾哈邁德突襲昔蘭尼加衞隊，委派他的另一名助手穆斯塔法·卡魯比佔領貝卡軍營和廣播電台。他派賈盧德去的黎波里，主持在首都的行動。此外，他還派自由軍官組織的其他成員分赴其他地區同時分頭行動。 ^[1] 

1969年9月1日早晨6點，是班加西廣播電台早禱的時間。像往常一樣，很多人打開收音機，聽着裏面報禱人吟唱的《古蘭經》。突然，廣播中斷了，接着是一曲軍樂打破了死一樣的沉寂：“偉大的利比亞人民啊，奉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真主之命，向你們宣佈：為了履行你們自由的意志，為了實現你們可貴的意願，為了真正響應你們再三發出的要求變革、渴望純淨、力促行動與先發制人、亟待革命和進攻的呼籲，你們的武裝力量已經摧毀了反動、落後、衰敗的政權……”很多人都被收音機裏傳出的聲音驚住了，包括正在蘇爾特沙漠一座帳篷裏的老夫妻阿布·邁尼亞爾·卡扎菲和艾莎，他們倆面面相覷，瞠目結舌：雖然在廣播裏講話的人並沒有宣佈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但他們還是從斷斷續續卻又非常熟悉的聲音聽出來，在廣播電台裏宣佈推翻伊德里斯國王的人，正是他們的小兒子穆阿邁爾·卡扎菲。實際上，直到一星期之後，外界才知道，這場政變的發動者正是隻有27歲、默默無聞的信號兵中尉卡扎菲。其實卡扎菲走到政壇中央極具戲劇色彩，那個據説預謀了10年之久的軍事政變，從頭到尾混亂無序、陰差陽錯。

政變成功後，在一次電視談話中，卡扎菲和自己的同伴們眉飛色舞地回憶起那天的諸多細節，聽起來就像一場鬧劇。1969年8月31日深夜，卡扎菲與青年軍官們按照計劃，採取行動。卡扎菲命令他的重要助手奧馬爾·米海什乘傍晚的飛機前往首都的黎波里組織軍營的接管工作。當米海什到達班加西機場時，發現飛機已滿員。幸虧一個機場官員是他的朋友，總算走了後門上了飛機。到了的黎波里機場，他攔了一輛出租車駛向軍營，下車時居然糊里糊塗地把武器和子彈丟在了車上。在班加西，按照計劃，卡扎菲和兩個上尉要在凌晨1點接管貝卡軍營和電台。他們正要出發時，先是來了兩個憲兵，讓他們幫忙修摩托車，卡扎菲推託明天再去；好不容易把這兩個憲兵打發走，另一個同謀者卻驚慌失措地跑過來，説他們已經暴露。卡扎菲還是決定，“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勇敢地對付這個局面”。他把子彈和輕機槍塞滿吉普車，一馬當先地率領軍隊去佔領班加西電台。當他走到半程回眸一望，卻驚訝地發現，在前往班加西的路上，竟然只有他一個光桿司令。原來，在前一個岔路口，他的隨行車隊朝着貝卡軍營方向開去了。卡扎菲於是獨自一人行駛在去班加西的路上，“沿途沒有燈，什麼都沒有”。更為可笑的是，負責佔領的黎波里國家廣播電台的軍官開車繞城一週，竟然沒有找到電台，只好慌慌張張地原路返回。負責接管的黎波里城外防空部隊的賈盧德和霍尼，指揮着600名士兵，到行動時才發現只有1050發子彈可供使用，好在一路沒有遇到任何抵抗。

就是這樣一場倉促上陣、漏洞百出的軍事政變居然獲得了成功。政變發生時，留守國內的王儲兼首相哈桑·裏達王子則在王宮中喝得酩酊大醉。他聽到槍聲立即從宮中逃出，藏到游泳池裏，次日被捕。這幾乎是一場不流血的政變，革命軍僅在突襲班加西的王室衞隊時發生了小的衝突，1人被打死，15人受傷。卡扎菲帶人進入班加西廣播電視大樓後，直接進到值班廣播員室，要求廣播員播送軍樂曲。廣播員驚恐不安，放了歌曲卻不是進行曲。當卡扎菲要他為革命的第一篇聲明錄音時，廣播員的語調顯然驚慌失措。最終不得不由卡扎菲親自讀第一篇聲明——實際上，這是卡扎菲倉促之中準備的，他在一張紙上潦草地寫下幾個要點，其餘是廣播時臨時加上去的。

“我反對將這次革命視為埃及人與俄羅斯人的勝利，更不認為蘇聯的影響將擴展到地中海西部，這真是杞人憂天。”美國國務卿戴維·紐森與大使約瑟夫·帕爾默預言，卡扎菲將是美國利益的天然捍衞者。 ^[2] 

正在土耳其度假的伊德里斯國王在得知英國和美國都不會幫助他奪取政權之後，王儲哈桑於9月5日宣佈放棄對王位的一切權力，支持新政權。卡扎菲在國內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包括伊德里斯國王所屬的賽努西人也對政變表示歡迎。伊拉克、敍利亞、埃及和蘇丹等阿拉伯國家先後承認了利比亞的新政權。 ^[3] 

政變成功後，1969年9月9日卡扎菲成立革命指揮委員會，卡扎菲任委員會主席和武裝部隊總司令，宣佈成立以“自由”、“社會主義”和“統一”為口號的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並提出四項主要措施：

（1）打倒舊王朝的社會名流；

（2）把軍隊變成強大的社會武器；

（3）迅速擴大石油收入的獲益範圍，使革命儘可能為更多的利比亞人接受；

（4）在羣眾中樹立卡扎菲的領袖形象。

1969年12月，利比亞頒佈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憲法性宣言》。1970年一月，卡扎菲兼任總理和國防部長，1971年任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主席。1978年卡扎菲不再兼任總理，並退出政權機關，成為沒有任何行政職務的“九一革命”領導人。

1973年4月15日，卡扎菲在祖瓦拉發表演説，解開了利比亞文化革命的序幕。該年，的黎波里關閉了所有的夜總會、酒吧和電影院等設施。街道的路牌、商店的招牌，凡用英文和意大利文書寫的一律改成阿拉伯文。禁止從國外帶進書籍、畫冊和報紙等印刷品，防止利比亞公民的精神受到污染。大學裏成立了由學生、教師和工人結合而成的委員會主管教育事宜。的黎波里大街的大字報和漫畫直指反動分子和官僚主義。

卡扎菲在祖瓦拉演説中還提到了作為他施政綱領的其他四項主要任務：

（1）停止現行一切法律，所有民事、刑事訴訟均按照沙里亞法裁決；

（2）清除國內政治弊病，特別要向穆斯林兄弟會和復興黨的政治思想作戰；

（3）武裝全體人民，保衞革命成果；

（4）進行“行政革命”，建立革命的行政體系以取代官僚機構。

卡扎菲十分注意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他動用鉅額石油收入進行基本建設，推動經濟發展。耗資巨大的人工河項目工程宏大、舉世矚目。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關的住宅、交通、水電供應方面，卡扎菲也投入大量資金，成效顯著。利比亞人民生活水平已居非洲前列。文化教育事業發展迅速獨立前沒有一所大學的利比亞已有高等學校十多所。

卡扎菲重視婦女的解放和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作為他改變這個“非正義世界”的一部分。九月革命後，原來被剝奪了政治權力和工作權利的婦女地位大大提高婦女不但同男子一樣享有政治權力、工作權利和受教育的權利，可以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還在勞動條件和報酬方面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內容之一，從14歲到50歲的利比亞婦女每年要接受軍事訓練，學習使用各種輕重武器。

九月革命勝利後，卡扎菲果斷採取措施在利比亞清除殖民主義勢力。他任主席的革命指揮委員會宣佈，清除一切外國勢力，特別是外國軍事基地，是他要實現的目標之一。為了捍衞民族的利益和尊嚴，卡扎菲不畏強暴，多次與美國發生激烈衝突。

卡扎菲還認為，伊斯蘭教是“改變各國命運的復興力量”，但只有統一的阿拉伯民族才是有力量的民族。因此，尋求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統一成為卡扎菲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他執政不久後就主張“阿拉伯統一，伊斯蘭團結以及第三世界和非洲組成革命的聯盟”。卡扎菲聲稱自己是真正的統一主義者，為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統一或合併進行了長時間的不懈努力，甚至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但均未獲得成功。 ^[4] 

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亞沙漠中部，蘇爾特以南50英里的阿布哈迪。他的父母都是不識字的貝都因人。卡扎菲的家庭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部族家庭，他有3個姐姐，全家都靠出租駱駝維持生計。

1951年，利比亞獲得獨立時，卡扎菲還在蘇爾特一所小學讀書，他是家族中能讀、寫、受過正規教育的第一人。卡扎菲學習很用功，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就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一週回家一次，來回都 是徒步。那時的他一臉嚴肅、沉默寡言、虔誠篤信。因為是班裏最大的學生，又是貝都因人，他常常被同學嘲笑。14歲那年，卡扎菲到在利比亞中南部的一個小城塞卜哈讀中學。塞卜哈可以説是卡扎菲革命生涯的起點。他在那裏定期接觸阿拉伯報紙與電台廣播，特別是收聽來自開羅的“阿拉伯之聲”，裏面傳出的埃及領導人納賽爾雄辯有力的講話，深深地吸引了少年卡扎菲。 1952年，納賽爾發動的革命，使埃及進入一個新時期。埃及的反帝國主義、支持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以及主張平等、社會主義的國內改革，受到中東地區民眾的廣泛歡迎，埃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尊重。納賽爾的《革命哲學》成了除《古蘭經》之外，對卡扎菲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他認識到“武力”的神奇，“殷切盼望着向敵人開火”。另一方面，此時的卡扎菲已從一個封閉地區來的鄉巴佬，成長為英氣十足、初具個人魅力的少年。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圍繞在卡扎菲身邊，其中很多人成為他信賴的親密助手，這大概是塞卜哈生活給他帶來的另一個轉變。卡扎菲開始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參與願望，曾經沉默寡言的男孩子，已成長為一位雄辯者。他經常站在公園的牆上對同伴慷慨陳詞，以至於他的朋友有時要隨身帶着一把小凳子，以便能讓他站在凳子上演講。不久，卡扎菲便因組織政治遊行而被學校開除。 卡扎菲後來到利比亞第三大城市米蘇拉塔讀書。這裏，他的視野更加開闊。上世紀60年代，阿拉伯世界是一個各種政治組織躁動不安、競相爭取支持的舞台。卡扎菲在米蘇拉塔讀書期間，也正是他政治理論建構的關鍵時期。卡扎菲明顯對政治人物感興趣，他讀了很多領袖人物比如林肯、凱末爾的傳記，還看過孫中山的文集等。意識到武裝力量的重要，1963年，卡扎菲放棄了已經學習了兩年的大學歷史專業，加入保衞國王的精鋭部隊——昔蘭尼加衞隊，進入利比亞皇家軍事學院學習。學院的英國教官洛上校，對這位持強烈反西方態度的青年軍官印象不佳，評價説“他是我們最落後的學員”，“在班加西軍事學院裏，別人能做到的，他要花成倍的時間；98%的學員通過了考試，只有2%的學員沒通過，他就是其中之一”。奇怪的是，在卡扎菲從班加西軍事學院畢業的第二年，1966年，他獲得了去英國培訓的機會。其間，他曾在波沃頓完成皇家空軍中隊信號教導員的課程——不過卡扎菲後來承認，他是靠欺騙手段獲得了這個機會：他宣稱自己是一名親英人士，並聲明英國軍隊是利比亞寶貴的財富。卡扎菲業餘時間表現出來的興趣主要是足球和閲讀，其英國指導員給了他很高的評價：“一個幽默、有趣味的軍官，總是樂觀向上，工作起來很努力，並且勤勤懇懇盡職盡責。” 半年的培訓學習結束後，卡扎菲回到利比亞擔任通訊兵團中尉軍官。此時，他已經有了發動政變的想法。

九月革命在構想，籌劃，組織與執行等方面都是在軍隊的領導下進行的，在此過程中沒有任何平民百姓組織，甚至知識分子羣體參與。政變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歸功於舊制度的僵化而不是挑戰者的精神活力以及支持的廣泛性。 ^[5]  ——羅納德·布魯斯·聖約翰《利比亞史》

卡扎菲自1969年掌握政權以來，利比亞從一個落後貧窮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充滿了輝煌也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和挑戰。但卡扎菲治國的才能和他獨特的處事風格使他成為當今世界上具有鮮明個性的領導人之一。 ^[6]  ——潘蓓英《利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