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羣體

學界關於中等收入羣體的討論一般都是與研究收入和消費問題、分配問題、貧困問題、社會不平等問題、社會結構變動趨勢問題等相聯繫。因此，對中等收入羣體的研究，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與現實應用緊密聯繫的。 ^[3] 

國際上對於中等收入羣體的測度標準隨着全球經濟的不斷髮展一直在變化。第一種常見方法以收入五等分、七等分或十等分為基礎，將其中收入水平居中的一組或幾組定義為中等收入羣體；第二種方法是先行估計一國居民收入可能的分佈函數，再採用估計的分佈函數進行測算；第三種方法是根據全球居民收入分佈情況預測一個普適的中等收入羣體標準，此類做法的代表是世界銀行，其定義的中等收入標準為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現價美元之間，也即年收入3650-36500美元。 ^[9] 

^[10] 

直到目前，關於中等收入羣體的界定，還沒有一個像國際貧困線那樣的統一標準，但已經有很多的探索，包括關於絕對標準的探索和相對標準的探索。一般來説，絕對標準更多地被用於國際比較和分析全球中等收入羣體的發展趨勢，而相對標準則更多地被用於國內收入分配結構的分析和社會政策的制定。 ^[3]  如果以絕對標準定義中等收入羣體，那麼隨着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持續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就像一定標準下的貧困人口會不斷減少一樣，中等收入羣體的比例和規模都會持續地增加。但是，如果以相對標準來定義中等收入羣體，在收入結構沒有發生重要變化的情況下，中等收入羣體的比例也不會發生重要變化。 ^[3] 

有關中等收入羣體的界定是一個學術性較強的問題，目前仍存在一定的爭議，流行的界定方法有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所謂“絕對標準”是指採用收入或支出等客觀指標界定中等收入羣體。目前，我國採用的也是這種標準。 ^[4] 

中等收入羣體是指一定時期內，收入穩定、家庭殷實、生活舒適、消費水平和生活方式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羣體。根據國家統計局住户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按照三口之家家庭年收入的中等收入家庭標準，我國年收入在10萬元到50萬元之間的家庭有一億四千萬左右，中等收入羣體已超過4億人。 ^[7]  按照三口之家年收入10萬元下限計算，意味着一個人年收入約3.3萬元，平均每月3000元左右收入，基本上可以達到中等收入羣體標準。 ^[4]  中等收入羣體就業相對穩定、生活比較寬裕、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較強，對住房汽車、文化體育、休閒旅遊、醫療康養、教育培訓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務消費有更多需求。 ^[7] 

收入和財產：“收入中等，寬裕有餘”。

標誌：有房有車，有一定的金融資產。中國社會的小康生活水平是中間階層的中國式表達

職業聲望和自我認同：職業穩定性。

社會評價：因資本經濟的崛起，知識分子、白領、專業人士常是中間階層的近義詞。

社會認同：因中間階層意味着一種人人和家庭的有尊嚴、可持續的生活形態，所以社會認同率高，社會大眾都想成為中間階層。説明一個社會在生活態度上的積極上進。中國至今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中等收入人羣的比重並沒有明顯提高。因社會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城鄉之間收入分配狀況沒有得到改善。並且低收入人羣的收入增長低於平均增長速度，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下，低收入人羣的比重會隨之增加。要使中等收入羣體擴大必須使低收入羣體的收入增長超過平均增長速度。

中等收入羣體以收入水平作為唯一標準的劃分依據。中等收入羣體的核心詞語是中等收入，判斷哪些收入者可以成為中等收入羣體的構成因子——中等收入者的唯一標準，就是收入水平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區間，收入水平低於或高於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們，都不能成為中等收入者。

有些論者把中等收入羣體與中等收入者混為一談，作為統一概念來使用，是值得商榷的。中等收入者是指收入屬於中等水平的人，可以是某一個人，例如張三是中等收入者、李四是中等收入者;而中等收入羣體則是由張三、李四、王五等中等收入者所組成。

測定中等收入水平是以一定區域內(如一個國家、一個省市)、一定時期內(如一年)為約束因素的，界定收入者是不是中等收入者，必須看在測定中等收入水平的同一時空範圍內，其收入水平是否處在中等收入水平區間之內。一旦離開了這一約束因素，把一箇中國公民的收入水平與美國的中等收入進行水平比較，或者將一個公民的收入水平與十年後的中國中等收入水平進行比較，來界定其是不是中等收入者，則明顯違背了界定的可比性和可行合理性原則。

中等收入羣體是由全部中等收入者所構成的，能否成為中等收入者，要看這個人的收入水平是否在中等收入水平區間內。中等收入羣體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其構成分子——中等收入者具有進入、成長、退出中等收入羣體之運動特徵。在社會生活中，隨着人們生產經營技能和資本累積的變化，有些人的創收能力提升較快，另一些人的創收能力提升較慢，隨之而來的是有些人的收入水平將會從低等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而成為中等收入者，有一些人的收入水平將會從中等水平上升到高等水平而成為高等收入者，與此同時，也必將會有一些人的收入水平從中等水平下降到低等水平而成為低等收入者，有一些人的收入水平從高等水平下降到中等水平而成為中等收入者，這是經濟社會競爭發展的必然規律。

界定中等收入羣體存在一定的難度，已有相對指標的測度標準存在不足，國際較為常用的相對指標的界定方法並不太適合現階段中國貧富差距較大的國情。因此，在參考國內已有學者對中等收入標準研究的基礎上，基於中等收入羣體界定標準既應滿足生活小康和生活水平中等以上的羣體定位、又不能偏離現實國情且要保證具有國際可比性的原則，結合相同經濟發展階段中、日、韓三國中等收入水平的國際比較結果，嘗試從絕對指標的界定維度出發，提出適合中國現階段收入水平的中等收入羣體界定標準應為“人均可支配收入2萬-6.7萬元”“人均年收入3.5萬-12萬元”或“家庭年收入6.9萬-23.6萬元” 。（如圖） ^[13] 

中等收入羣體界定標準，收入區間比較符合中等收入羣體生活，應處於中等水平之上、生活較為富裕的要求；中等收入界線略高於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提出的中等收入標準，比較符合中國居民收入水平不斷增長的趨勢；收入區間範圍適當放寬，相對更符合我國城鄉居民收入不均、貧富差距較大的現實；同時，綜合參考了國際常用標準以及中產社會特徵較為明顯的日本、韓國在相近發展時期的中等收入水平，因而本研究標準也具有國際可比性。 ^[14] 

此外，中等收入羣體界定標準包含 “人均可支配收入”“個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三個指標，統計口徑、經濟意義上均有所不同，但存在一定的相近之處。三個收入指標側重不同、各有利弊，提出三個收入指標的中等收入羣體界定標準，以避免單一指標測算結果的不穩定性，滿足不同調查數據設計收入指標時候的不同需要，也為其他學者基於不同調查數據進行測算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個社會大致可分為4個階層：富裕階層、中間（中等）階層、勞工階層和貧弱階層。中間階層的出現，使原來對立的貧富兩極變成了一個連續的數列；收入和財產從富裕到貧窮逐級遞減，這就讓每一個社會成員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有助於緩和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對立情緒。所以，在現代社會中，通常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有60%-70%的人口屬於中間階層，這樣的社會才是穩定的。按照這一劃分，中等收入羣體，正類似中間階層。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目標就是中等收入者佔大多數，極大多數老百姓比較滿意的收入分配格局。這體現了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提低、擴中、調高”的基本思路。

中等收入羣體的不斷成長和擴大，這既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會對經濟社會產生積極的正面影響。預計到2030年，中國的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將達到60%左右。中等收入羣體增多，消費標準不斷升級換代，不僅帶動了消費革命和消費結構的轉型，也將帶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同時，人力資本的積累將不斷增加，有助於帶動創新驅動和技術進步。 ^[10] 

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是“十四五”時期發展目標之一，是推動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共同富裕的社會應當是中等收入羣體佔多數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羣體不僅可通過促進消費擴大內需為經濟注入新動能，還是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措施。 ^[5] 

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戰略重點，也是持續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平穩、有活力、可持續增長的現實需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時也經歷了收入差距擴大並在高位徘徊的過程。儘管存在着諸多矛盾和問題，總體上看，這是一個增效帶動增長，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帶動全體社會成員收入狀態大幅度改善的過程。

實現共同富裕，是改革開放的初衷，也是新發展階段的重要目標。在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以後，我國正在進入另一個部分人也要富起來，同時帶動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時期，也可以理解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第二階段。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有必要提出一箇中等收入羣體倍增的目標，即在已有的4億中等收入羣體的基礎上，再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推動這個羣體再增加4億到5億人，達到8億到9億人，佔到總人口的60%左右。 ^[11] 

從發展戰略角度，應在繼續推動經濟平穩增長、為收入提升提供不竭動力的同時，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攻堅力度，持續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 ^[16] 

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進程，做大中等收入羣體的增量部分；在促進就業上創新思路，推動勞動收入增長。保證就業的穩定增長，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堅實基礎。 面對目前複雜的就業形勢，要根據不同區域經濟形勢和產業變化的新特點，創新促進就業的工作思路；加大教育培訓的財政投入力度，加快城鄉人力資本積累。綜觀世界經濟發展史，凡成功進行工業化趕超先進國家的成功範例，如美國、日本等國，都高度重視人力資本積累，並推動其適度超前於經濟發展，這是實現經濟超越的有效手段，也是基本經驗。 ^[16] 

調整宏觀分配格局，為培育中等收入者創造最大的人羣基礎；完善要素市場，根據收入來源特點調節不同羣體的初次分配收入比重；強化再分配機制調節功能，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受益程度。 ^[17] 

2021年10月16日消息，中等收入羣體是一個國家經濟的中堅力量，拉動消費的潛力巨大。據估計，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羣體的規模在4億人左右，而要達到理想的社會結構，中國需要至少8億多到9億人的中等收入羣體。 ^[1]  2022年10月15日，二十大新聞發言人孫業禮表示，我國進入中等收入的人口超過4億人，形成了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羣體。 ^[2] 

近二十年我國中等收入羣體規模逐漸壯大，目前約佔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從2002年的1.6%增長到2021年的34.3%。雖然我國中等收入羣體比重依然偏低，但絕對人數已相當可觀，目前已超4億，約相當於美國總人口的1.25倍，也相當於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的人口之和。 ^[5] 

我國中等收入羣體主要工作在私營部門。我國中等收入羣體僅約三分之一工作在黨政機關（6.1%）、事業單位（16.4%）、國有及控股企業（10.7%）等國有單位；另有2.4%、3.3%工作在集體單位、外企單位；剩下的61.1%為個體户或工作在私營企業、非國有控股的其他股份制企業等民營單位。其中，僅0.6%的中等收入羣體為土地承包者。由此看出，未來無論“穩中”還是“擴中”，都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技術含量高、壟斷水平相對較高的行業，其從業者中的中等收入羣體佔比較高，而容納大量勞動力的行業，其從業者中的中等收入羣體佔比則較低。以金融業為例，56.7%的“金融業”從業者屬於中等收入羣體，比全國平均水平（32.4%）高出24.3個百分點，在20大行業中排名第二。在20個行業中，中等收入羣體比重排在前五位的主要是技術含量高、壟斷水平相對較高、社會精英較集中的行業，依次是“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金融業”“教育”“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但放眼整個勞動力市場，這些行業吸納的勞動力有限，仍以金融業為例，工作在金融業的人數僅佔全國勞動力總規模的2.0%，中等收入羣體中工作在金融行業的人數佔比也僅為3.4%。而那些容納大規模勞動力的“製造業”“建築業”“居民服務業”，其從業者中的中等收入羣體佔比則相對較低。未來如何讓這些容納大量勞動力的行業得到長足發展，讓工作在這些行業的勞動力的收入得到實質提高，從而有機會晉升為中等收入羣體，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 ^[5] 

我國中等收入人羣已經超過4億，但其中大部分在中等收入標準靠近下限，剛剛邁過中等收入門檻。這部分羣體相對而言比較脆弱，一旦遇到外部衝擊，受影響也最直接，包括對收入、就業的影響，因此這部分人往往在體感上更脆弱。同時，這部分人後顧之憂也更重，儘管收入已經邁過了中等收入門檻，但仍需要考慮子女教育、醫療、養老問題，這使得這部分人不敢消費。這種情況下，怎樣有效提高更多剛剛邁過門檻的中等收入羣體收入，使這部分人的獲得感能進一步增強，使其體感轉暖，這是工作的着力點。 ^[8]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王一鳴）

^[10] 

在過去，我國科學技術人員待遇不高，科技人員的科技成果雖然提高了科技人員的知名度，形成了無形資產，但不能變現的無形資產，實際是無資產。無形資產要有形化，有形資產要證券化，證券資產要貨幣化，三化的提出，首先把科技人員的科技成果財富化了。比如説聯想總裁柳傳志，他把自己的技術，自己的管理投資到企業，所得到的股份資產已達到了市場價格的幾千萬。袁隆平的冠名權是250萬股，每一股上市40塊錢，他利用他的科學技術來作為資本。隨着公司的發展、上市，他的資本就可以變現，從證券資產變為貨幣資產。這批人今後越來越多，他們的科技含量不斷增加，收入就會越來越高。

金融證券行業是一個新型的行業，也是一個報酬比較高的行業，特別是一個比較快地與國際接軌的行業。這個接軌不僅是體制上接軌，而且報酬上也在接軌。這批人收入較高，有的人已經相當高了。現在金融證券界，年薪50萬以上的大有人在，年薪在100萬以上的也不是個別。這是金融證券界吸引大批高素質人才的主要原因，這些人高學歷、高素質、高收入、高消費。

隨着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全球經濟一體化速度加快。外企進入中國以後，實行管理人員本土化，而不僅是一般職工本土化，而且高級管理人員也會逐漸本土化。這樣以來，有一批人就成為進入外企的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叫新買辦。這批人，待遇是按照國際標準來發工資的，但他享受中國的低物價、拿高薪享受低價的服務。

隨着經濟全球化，中外之間的交流會普遍增多。比方説律師、會計師、評估師，這些人既要為國內企業服務，也要為國外企業服務。外國的中介機構收費非常高。同樣，我國中介機構對外企收費也很高。雖然是以人民幣支付，計價是以美元計價。

因為有些人到醫院去，寧可出高價請醫術高明的專家診治。一個手術可能收幾萬，甚至一二十萬都可能；因為命是最要緊的，一個擁有巨資的富翁是捨得用高價請醫術高明的醫生的。今後會有一大批醫生也可能成為高收入者。

國企本身就意味着是一份鐵飯碗工作，國企高管雖不如公司老闆腰纏萬貫，但是和普通大眾相比，那絕對是小康以上生活水平。私企個體經營户雖然承擔着一定的風險，但是隻要本着誠實守信，公正公平的經驗理念，相比之下，也是高收入一族。

一般來説，中等收入羣體應該具有以下特徵：

沿用國家統計局界定中等收入羣體的標準，假定每年在不同的經濟增長率情形下，並假定居民收入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同步且收入分佈保持不變，基於2018年CHIP數據，本文估算了中國2025年、2030年、2035年的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從2018年到2035年，若居民收入增長率能保持在5%以上，那麼到2030年、2035年將有51.8%、59.4%的人口成為中等收入羣體，甚至超額完成中等收入羣體倍增目標。考慮到2035年將有部分收入較高的中等收入羣體晉升為高收入羣體，在收入增長率保持在4%的情形下，勉強能實現中等收入羣體倍增目標。但如果從現在到2035年增長率下滑到3%，那麼2035年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僅能達到48.6%，還未超過半數，無法實現中等收入羣體倍增目標。由此看出，為提高中等收入羣體比重，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長率至關重要。 ^[5] 

低收入者中收入較高的前40%人羣，是未來最有潛力成為中等收入羣體。若將佔中國人口71.5%的低收入者進行五等分組後，每組人羣所佔比重為14.3%，低收入者中收入較高的前40%人羣所佔比重為28.6%，約等於當前中等收入羣體比重（28.2%）。簡而言之，若未來要實現中等收入羣體倍增，低收入者中收入較高的前40%人羣，是政策應重點瞄準的對象，他們最有希望加入到中等收入行列，成為中等收入羣體。 ^[5] 

2021年10月16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雜誌發表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文章指出，着力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要抓住重點、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羣邁入中等收入行列。 ^[1] 

縮小全社會收入差距，政府需要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防範兩極分化特別是通過增加轉移支付的方式保障中低收入人羣的收入與國民經濟同步增長。

加速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加快城市化進程，從而城鄉收入差距。 兩個轉移：一是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二是發展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