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史

本書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從先秦到清末中國學術發展的基本脈絡和主要成就，對三千年間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實學等傳統學術及其風氣的流變進行了當的論述。本書在充分論述各個時期主要學術思潮的歷史特徵的同時，綜合條貫地介紹其他領域的學術成就。全書文字簡潔流暢，重點突出、通俗易懂，是一部具有極高學術品位的概論生學術專題史讀物。 ^[1] 

導論

第一章 中國傳統學術源頭的先秦時期

第一節 中國上古理性思維的曙光

一、“殷鑑”的思索

二、《易經》的思維水平

三、《易經》提供的思想啓示

四、五行説、陰陽二氣説以及“和同論”的出現

五、天人之辯的新思潮

第二節 孔子儒學的初創

一、孔子及其時代

二、仁學的思想體系

三、思想方法與處世哲學

四、認識論與教育學思想

五、孔子學説與治學活動的歷史意義

第三節 戰國時期的學術爭鳴

一、諸子百家形成的社會條件

二、墨子及早期墨家學説

三、《老子》的睿智與道家的發展

四、思孟儒學與荀子儒學

五、法家思想及韓非的集成

六、名辯思潮與墨辯

七、陰陽家的視野

八、諸子爭鳴的文化趨向

第二章 以經學為核心的漢代學術

第一節 漢初學術之狀況

第二節 儒學經典化之歷程

第三節 五經的闡釋與傳授

第四節 經學的今古文之爭

第五節 陰陽五行與儒學的政治化讖緯化

第六節 封建正宗史學宗旨的確立

第七節 漢末社會批判思潮及其學術價值

第三章 多向探索的魏晉南北朝學術

第一節 學術在亂世興盛的原因和條件

第二節 名教與自然：魏晉玄學及其主題

一、玄學的萌發

二、正始玄學

三、竹林玄學

四、中朝玄學

第三節 儒家經學的更新和繼續發展

一、魏晉時期的經學

二、南朝的經學

三、北朝的經學

第四節 佛學的興盛及其與本土思想的衝突

一、佛經的譯註與佛理的探索

二、佛教與儒、道的紛爭與交融

第五節 史學的獨立和興盛

一、史學的獨立

二、史學的繁榮

三、朝代(國別)史、人物家族史和地方史的突出發展

第六節 文藝理論探索及其他

一、曹丕《典論》

二、陸機《文賦》

三、劉勰《文心雕龍》

四、鍾嶸《詩品》

第四章 三教合流的隋唐學術

第一節 學術發展概況

第二節 經學：統一南北與定於一尊

一、隋代經學

二、唐代經學的統一

三、中晚唐經學的更張

第三節 史學：總結與創新

一、繁盛的史學園地

二、史學註疏學——對《史記》、《漢書》等的研究

三、正史的編撰

四、唐代史學雙擘——《史通》與《通典》

第四節 佛學：唐代學術史上的桂冠

一、佛典的翻譯與研究

二、天台宗及其佛學要旨

三、華嚴宗及其佛學要旨

四、法相宗及其佛學要旨

五、禪宗及其佛學要旨

第五節 道教：皇家宗教及其哲理化

一、道家與道教及其發展

二、道教論著與道藏編纂

三、道佛之爭與道教的哲理化l

第六節 儒學的異端與更新

一、王通的儒學異端

二、韓柳劉的天道觀

三、韓李的心性論

第七節 文學與語言：時代學風的側影

一、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研究

二、《文選》學的繁榮

三、類書的編纂

四、字書和韻書的編撰

五、漢語字母學的誕生

第八節 結語

第五章 探求義理的宋元學術l

第一節 治經方法的變革與宋學方法的形成

一、宋儒對漢學的改造和宋學的特徵l

二、義理的偏重與宋學方法的成熟

第二節 宋學方法的治經實踐

一、宋儒治“三經”

二、“十三經”的組成與朱熹注“四書”

三、元儒對宋學治經方法的修正

第三節 用宋學方法探求“理”的歷程

一、北宋時期各學派對“理”的提出和初步解釋

二、南宋時期朱熹、陸九淵對“理”的不同認識

三、宋末元朝理學家“和會”朱陸的努力

四、宋元學者對理學學術史的初步研究

第四節 對前代歷史的義理性評説

一、蘇氏父子對上古三代及前四史的評價

二、《唐鑑》對唐代歷史的批評

三、《新五代史》對五代歷史的看法

四、《資治通鑑》對戰國至唐五代歷史時段的

總認識

五、《通志》和《文獻通考》的“會通”主張

六、元代史臣對宋代及遼金歷史的態度

第五節 與義理之學並存的考辨方法

一、校勘學的成熟

二、司馬光創行的長編考異法

三、金石學的興起

四、雜史的增多及其學術意義

第六節 理學家對文學的評判和倡導

一、對文學史的評判

二、推崇經義與輕視文學

三、對俗文學疏離義理傾向的態

第六章 心學撞擊下的明代學術

第一節 強勁的義理官學

一、劉基、宋濂、方孝孺學宗義理、以身證學

二、三《大全》的頒佈與義理強勁之風

三、曹端、吳與弼等維護朱學、辨義明理

第二節 心性主體理念的崛起與傳統義理之學的抗爭

一、從梵琦心禪到陳、湛江門心學

二、陽明心性之論鑄造主體理念之學

三、從羅欽順、王廷相到呂坤對義理學的修正繼承

四、王門後學由論心性走向言心情

五、由義理走向心性的邏輯必然

第三節 義理、心性之外，務實求用之中

一、明代醫藥學——李時珍對生命個體的珍惜

二、徐光啓、宋應星——求真致用之學

三、徐霞客——野外考察地理學的先驅

四、明代學術的另一股力量——實學

第七章 清前期的學術發展

第一節 動盪歲月中的學術分野

一、實學思潮中理學三流派的分化

(一)黃宗羲的批判史學觀

(二)顧炎武的經學新證法

(三)王夫之對義理、心性的思辨

(四)經世守身並重的李頤

(五)陸世儀、孫奇逢對理學的精要闡釋

二、既不“皓首窮經”，也不坐論心性

(一)傅山以“經子齊觀”向權威挑戰

(二)方以智以“質測”、“通幾”開闢求知新路

第二節 清朝初期學術發展的文化背景

一、清初學人羣體的社會結構

二、對明代文化遺風的因革揚棄

三、私家講學傳統的繼續

四、學術宗派之爭的漸次淡化

第三節 顏李學派的論點及其學術影響

一、對程朱理學的抨擊

二、主張“習行”的人生價值觀

三、顏李學派在學術史上的影響

第四節 考據學風的前驅

一、書籍辨偽與文獻考證

二、歷史地理考證的興起

三、耙梳資料，撰著史書的務實務博趨向

第五節 乾嘉考據學的興盛及其影響

一、乾嘉時期的著名考據學者及其著述

二、乾嘉考據學者的治學主張

三、乾嘉考據學的地位和影響

第六節 乾嘉時期學術的另一側面

一、戴震的學術思想

二、章學誠的學術思想

第七節 官方的學術活動

一、康雍年間的官方修書事業

二、乾隆朝官方的學術活動

三、清代官修書的學術地位

第八章 在傳統中掙扎的晚清學術

第一節 清代後期學術成果總論

第二節 考據餘風：清學殿軍的集成與創新

第三節 今文經學派：經世傳統的復興與學術的變異

第四節 古文與理學：儒學正統派的走向

第五節 漢宋折衷：傳統學術發展的新思路

第六節 西潮初起：西方學術概念與內容的初步

引進

第七節 學術轉型：近代學術的萌芽

附錄清朝後期學術成果總彙

後記

張國剛，男，1956年生，安徽安慶人。1988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歷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主任，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等職。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學會副會長。入選國家人事部“百千萬人才工程”（1997）和清華大學“985百人計劃”（2003）。主要致力於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史學理論的研究，特別是在隋唐史、歐洲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造詣頗深，成就斐然。曾先後主持過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八五”青年項目“德語國家漢學史”、教育部回國留學人員基金項目“中西文明的碰撞”、天津市“九五”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教育部九五重大課題項目“中國家庭史”、國家社科基金“十五”重點項目“中西早期交往與歐洲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理解（16-18世紀）、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項目“中德文化交流史”等項目的研究。 ^[1] 

喬治忠，天津市武清縣人，1949年7月出生。歷史學博士， 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曾在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員，現為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博士點專業學術帶頭人。撰有《眾家編年體晉史》（校注）、《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中國史學史研究述要》、《王夫之》、《環球涼熱――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歷程》等著述，合作編撰《近九十年史學理論要籍提要》、《中國歷史與史學》等書。撰寫《〈史通〉編撰問題辯正》、《章學誠史學創見與修志實踐的關係》、《後金滿文檔冊的產生及其史學意義》、《清代國史館考述》、《孫盛史學發微》、《章學誠“史德”論思想評析》、《乾隆皇帝傳的世紀末審視》等學術論文四十餘篇，曾獲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首屆古典文獻學獎。 ^[1] 

隨着諸多考古新發現的問世，“中原文明中心論”被打破（建立在“中原中心論”歷史觀基礎上的種種歷史知識和定論，其實是傳統歷史學家們對於中國歷史，尤其是對長江文明的無知和偏見 ^[2]  ），“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上古段——由五帝傳説到夏商周三代——有了堅實可信的文化序列” ^[3]  。季羨林大師撰文呼籲：《中國歷史必須重寫》！ ^[4] 

李學勤先生指出，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中國學術緣起於中國“史”的“獨立的傳統”。中國學術起源與“史”有密切關係。中國“史”的概念非常廣泛，史家不單是“直書”歷史、研究歷史的，中國自古以來“文化流傳與史官也是有密切關係的。” ^[5] 

中國學術注重與教育結合，“中國的學術早在商周時代就已經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傳統，並且和教育結合起來” ^[5]  ：

中國很早就有了學校，有史料記載，最早的可謂唐虞（堯舜）時代的“成均”（韓國還有成均館大學），成均就是學校。甲骨文裏發現了“太學”，其為漢代太學的前身。西周培養國子的學校叫“序”（北京還有“國子監”）。學校的教育內容，春秋前為《詩》、《書》、《禮》、《樂》。春秋末期，《易經》、《春秋》也為基本教學內容。“六經”是先秦的“基礎教材”，“這也是中國學術緣起的重要一點。” ^[5] 

孟子説孔子為“集大成者”，帝王追加孔子的封號為“大成至聖先師”，就是因為“孔子對六經都有述作”。中國“當時的學術在六經”。

2.戰國時期的莊子、荀子

“《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可説是學術史著作的濫觴。”

3.西漢司馬氏父子及劉氏父子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司馬遷《史記》（固化了”中原中心論“歷史觀，斥《山海經》為“不雅馴”）；劉向、劉歆有《七略》、《別錄》。

4.東漢班固

《漢書·藝文志》。

5.宋朝歐陽修

開“疑古風氣”之先。

6.黃宗羲、崔述、江藩

明末清初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18世紀崔述作《考信錄》，江藩有《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

7.清中葉廖平（廖季平）、清後期康有為

廖平為“今文經學派”代表，提出”經學六變“説；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二人都淡化、乃至否定孔子以前的學術史。

8.章太炎、劉師培

傾向清中葉“古文經學派”意見，着力追溯孔子以前學術史成就。

9.民國、“五四”時期梁啓超

著有《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10.胡適、顧頡剛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以“上古史不可靠”為由，丟開唐、虞、夏、商，僅以“詩三百”講起；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中國古史“層累造成”説，形成“古史辨派”，但“疑古過勇”。

11.馮友蘭

把中國學術史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又提出“信古、疑古、釋古”史學研究三階段説（“馮友蘭‘釋古’的基本傾向還是疑古” ^[6]  ）。

李學勤先生提出許多出土的新材料，“迫使我們對學術史上一些帶根本性質的問題作出新的思考” ^[7]  。

堅定指出“大量簡帛佚籍的出現，證明中國學術史必須重寫”——

首先，它可以使一些古書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

其次，它可以對一些古籍的成書時代重作估計；

其三，通過對戰國秦漢簡帛作綜合考察，可以對這一時期的學術淵流作出新的判斷 ^[3]  。

學術史，嚴格講屬於“史”。王國維先生強調“二重證據法”，提出“紙上材料有賴於地下之材料”的主張；楊向奎、饒宗頤先生提出”三重證據“法。多學科交叉研究，有助於將“物質的考古學與精神的學術史緊密相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