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簡史

《中國哲學簡史》全書28個章節，涵蓋中國哲學的精神與背景，孔子、老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等先秦諸子，道家、儒家、佛家等哲學流派，以及中國歷史上代表性的哲學大家，並論及中國哲學與當代世界的關係。 ^[4] 

在《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馮友蘭首先介紹了中國哲學的精神與背景，這是基於中西方哲學的氣質、傳統的不同來展開。該書最開始是為西方讀者而寫，因而有必要介紹中國哲學的精神及其產生的地理、經濟背景。可以説，第一章、第二章是對中國哲學是什麼以及為何如此的高度概括與闡明。

第三章是馮友蘭正式撰述簡史的開始，馮友蘭以時間為脈絡，講述了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的發展起源，為我們呈現了當時文化繁榮、百家爭鳴的景象。其後，又依據各學派的發展，向讀者闡述各學派發展、嬗變的歷史過程，以宏觀的視野、簡潔的筆觸展現了整個中國哲學史的發展歷程。正如馮友蘭在作者自序中所説的那樣：“小史者，非徒鉅著之節略，姓名、學派之清單也。譬猶畫圖，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唯其如是，讀其書者，乃覺擇焉雖精而語焉猶詳也。” ^[5] 

自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前，中國一度處於落後、捱打局面，反映在文化領域則表現為思想文化的保守、落後。隨着嚴復《天演論》的譯出，“進化論”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的主要思潮。國內的學術界，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無論是激進派，如陳獨秀、魯迅等，還是自由主義者，如孫東蓀、胡適等，都接受了“進化論”的思想，甚至保守派，如梁漱溟等也不反對“進化論”。西學的傳入一方面促進了中國哲學的更新，另一方面也衝擊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亟須有學術領袖促進中西方文化在互不貶斥、相互尊重的條件下溝通、融合。

此外，在《中國哲學簡史》出版前，雖然西方關於中國哲學的各種著作為數不少，但通常不是太專業，就是太通俗，因而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知識知之甚少。“即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如果請他們列舉中國的主要哲學家，除非漢學專家，大概能列舉出的中國哲學家只有孔子，或可能再加個老子。”

馮友蘭先生有見於此，致力於重構國內對中國哲學的自信，以便更好地溝通中西方文化，以及向西方哲學界介紹、傳播中國哲學知識，提高中國哲學地位。1946年到1947年，馮友蘭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受聘擔任講座教授，面向美國學生講授中國哲學史。其後，課程的英文講稿經整理於1948年在美國出版，即《中國哲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2] 

講中國哲學史一般都是從先秦講到近代，在近代也總能講出龔自珍、魏源、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嚴復、梁啓超、孫中山等一大串人物來。但認為“近代中國哲學正在創造之中”的馮友蘭，則將史的線索截止在宋明理學、心學時期，以王守仁哲學思想的講述而告終。只是在講到西方哲學傳入這一專題時才粗粗地提到康有為和嚴復，這主要與馮友蘭的哲學認識有關。馮友蘭對中西文化差異原因的探索經歷了：地理區域、歷史時代、社會類型三個完全不同的認識階段。在歷史時代差別的認識階段上，馮友蘭認為東西文化的差別，實際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別。他在另一部在歐美流傳較廣的“中國哲學史”中斷言：“嚴格地説，在中國還未曾有過近代哲學，但是一旦中國實現了近代化，就會有近代中國哲學。”在這部哲學史中，他將中國哲學分為兩個時代，即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相當於西方哲學史中的古代與中古代。這一劃分時代的思想顯然對這本“中國哲學簡史”產生着相當大的影響。 ^[6] 

在具體討論某一哲學家和某一哲學流派時，馮友蘭通常採用的是講述問題的方式。對每一問題的選擇與講解，都體現了馮友蘭對這一哲學家和哲學流派的把握與理解。馮友蘭既能從中國智慧的角度把握以探索人生價值、宇宙生命意義為其追求的哲學價值重心（關於中國哲學的這一內容特徵，集中體現在儒家哲學思想中），又能從西方智慧的角度闡釋中國哲學的思維妙法，尤其能指出中國哲學思維非邏輯比邏輯更為深刻的道理（東方思維的這一方式特徵主要體現在道、佛的哲學玄思中）。 ^[6] 

馮友蘭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哲學家的思想是其政治理想的闡明、構建。因而，他在《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採用了史論結合的方式，在詮釋各家哲學的同時，也將其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以及哲學家所向往的理想的生活狀態和國家制度相結合，使讀者更易產生同情的理解。同時，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的主要目的不是機械地增加知識、提高控制自然的能力，而是嚮往“天人合一”，是人與自然相統一的過程。 ^[5] 

除此之外，馮友蘭為讀者澄清了許多常見的理解上的誤區，並做了進一步的詳細説明。比如對儒家提倡的中庸思想的闡明：“中”即“恰如其分”“恰到好處”，而“庸”就是“普通”和“尋常”。就情感説，中庸是指情感未發生時，心的活動恰到好處，情感發生後，無所乖戾，呈“和”的狀態;在社會生活中，“中”的思想同樣適用於人的感情和慾望，“當人的慾望和感情表達得合乎分寸，他的內心便達到一種平衡，而這種是精神健康所必需的”。這種中庸思想的核心也就是物極必反，要把握住個度，當一個事物發展到極端的時候，就會使它朝着另一端發展，最終會使我們收到事與願違的結果。馮友蘭在書中通過對常見誤解的澄清，使讀者對其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5] 

該書較之馮友蘭先前的著作《中國哲學史》雖有大量刪減，篇幅明顯縮短，但其完整性、精確性卻不下於前者。相反，《中國哲學簡史》雖然刪除了一些次要的思想家，對主要思想家所用的篇幅也縮小了，但其學術色彩並未減弱，其資料及詮釋非常準確，立論也平實全面。 ^[5] 

總體而言，《中國哲學簡史》勾勒出了中國哲學的基本面貌，反映了馮友蘭成熟的哲學史觀，其準確的描述和得當的選材，不僅深化了人們對於中國哲學史的理解，也使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走向現代化。同時，作為一位根植於中國的文化土壤，並接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學者，馮友蘭不僅對中國哲學進行了體系化的梳理，還把中國哲學推向了世界，一方面加深了西方對中國傳統的研究與理解，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中國哲學自身的現代化。 ^[5] 

2015年2月，該書成為第二屆全國黨員教育培訓教材展示交流活動創新教材。 ^[1] 

“中國哲學裏，我推薦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部頭很小，講中國哲學發展的基本過程和問題。它本來是寫給美國人的，非常通俗易懂。對於所學專業不是哲學的學生是最基本的。在世界上還沒有見過第二本這樣的書。”——學者、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 ^[4] 

“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本是為西方讀者瞭解中國哲學而用英文寫就的，後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譯本”，且出版後幾十年來，“一直是世界各大學學習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這樣一本書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已自不待言，而尤為可貴者，其對於今日中國的讀者亦不失為一本教益豐厚的文化經典。”——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單鵬。 ^[4] 

馮友蘭（1895年—1990年），中國當代享有國際聲譽的思想家、哲學史家。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52年後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

他的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已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