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武士道

梁啓超傳略見前。作為近代較早“睜眼看世界”的愛國知識分子，梁啓超痛苦而清醒地看到了正在蒙受異族欺侮的中華民族，國運衰微的內在癥結——民族精神的孱弱。如何振奮國民精神，奮起禦侮，拯救我華夏於水火之中，梁氏苦苦尋覓，終於找到了他以為可行的道：尚武之道。

梁啓超是懷着極大的激情來寫這部書的，並親自寫了近五千字的序，為了這部書能在青年學子中廣泛閲讀，他還為教師們寫了供講解參考的《凡例》，他希望這部書能夠喚起國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以此書為中國之武士道“招魂”，其情悲壯，其心熱忱。

在《中國之武士道》的《自序》中，梁氏首先解釋他為何起題：“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認為自黃帝以來，華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蠻在這廣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並且自有正史開始的五百年間，卓越的尚武人物不計其數，他從“穆然以思”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形成這第二天性是時勢、地勢、人力造成的。

梁氏分析，春秋戰國間，之所以民風強悍，是因為強手很多，不強無以自存，“而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緣與他族雜處，日相壓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後無以圖存，自不得不取軍國主義，以尚武為精神，其始不過自保之謀，其後乃養成進取之力。諸霸國之起源，皆賴是也。”於是，上自君主，下至黎民百姓，無不提倡尚武精神，“有勢位者，益不得不廣結材俠之民以自固，故其風扇而彌盛，名譽譽此者也，爵賞賞此者也，權利利此者也，全社會以此為教育，故全民以此為生涯，轟轟烈烈真千古之奇觀哉！”而尚武精神的喪失是隨着專制集權的日益鞏固而造成的“統一專制政體，務在使天下皆弱而惟一人獨強，然後志乃得逞。故曰：一人為剛萬夫為柔，此必至之符也。”

他認為，從秦始皇開始，君主們開始了“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諸咸陽，銷鋒鑄■，以弱天下之民。”的行動。又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民氣之摧殘自茲始矣。”然而，秦的統治並不長久，因此在民間還保存着尚武的遺風，在楚漢相爭期間，還能湧現出張良、田橫等優秀人物。但隨着漢高祖、景武兩次中央集權的加強，用血腥鎮壓使人民不敢反抗，“殺豪俊弱天下”、“羣天下血氣之士於輦轂下，使其心志佚於淫冶，其體魄脆於奢靡。”而此後用酷吏、法網使人們不敢存尚武之心。因此，他説，武士道是與霸國政治相終始的，是時勢造成，並不是中國民族從骨子裏就是柔弱的。

梁啓超畢竟是樂觀的，他看到了時局下中國之弱，也看到這種情況是可以改變的“西哲有言，凡可以以人力破壞之物，必還可以以人力恢復之。夫我族之不武，其第二天性耳，若夫最初之天性，則舉今存諸族，未有能出吾右者。此歷史所明以告吾儕也。”因此，他希望自己能為民族之風的振興做些事，即從歷史中找出藴藏於民族血脈中尚武國強之風的佐證，用以振奮國人。

在序的結尾處，他又不厭其煩地解釋尚武何以稱為“武士道”，因為武士道是日本民族振興的根源，“大和之魂”，他認為這個名詞“其名雅訓，且含義甚淵潔”，所以借來一用。

在梁啓超“嗚呼，我同胞興！興！！興！！！”的大聲疾呼中，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中國的武士道吧——在《中國之武士道》中，梁啓超分四十三篇，共介紹了從春秋戰國到漢初七十一位以武德聞名天下人的事蹟。他以“新史氏”的身份為每位人物加以述評。與眾多史家作史不同的是，他是以史實來論時政，其中貫穿的就是尚武思想，那麼，什麼才是武士道呢？他列舉了以下幾種：一、常以國家名譽為重，有損於國家名譽者刻不能忍；二、國際交涉，有損於國家權利者以死生之爭，不畏強暴；三、苟殺其身而有益於國家者，必趨死而無畏；四、己身之名譽或為他人所侵損輕蔑，則刻不能忍，然不肯為短見之自裁，不肯為懷恨忿之報復，務死於國事以恢復武士之譽；五、對於所尊長輩常忠實服從。即使這樣，如果其舉動有損於國家大計或名譽者，雖出自所尊長，亦常抗責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後，不肯自寬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六有罪不逃刑；七、居是職也，必忠於職守，犧牲自身甚至犧牲自己的一切來殉職；八受人之恩以死報之；九朋友有急難以相托，常犧牲自己身家性命甚至一切利益來救助；九他人有難，雖然沒有求我，但我認為有大義存在，所以自告奮勇去救助，事成之後並不居功自傲；九為了保守他人秘密可以自殺來守住秘密；十死不累及他人；十一寧死不為俘……（見《飲冰室專集·自序》）

梁啓超欽佩這些義舉，認為這是民族尚武精神之所在，也是解救當世中國之危難，振奮國民精神的良藥。因此，他按照時間順序將這些人物的事蹟一一寫出，每篇加以按語，點明其可貴精神之所在。

首開其篇的是——孔子，他認為天下大智大勇的，應首推孔子。他舉魯定公十年孔子於倉卒間救國難，訂盟之際力爭國權不讓步一事為例，説明後來所提倡儒家忍讓之風是忽視了孔子“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的這一面的，可見孔門尚武之風，必甚盛矣。……説文訓儒為需弱，其去孔子之真，不亦遠乎？”他以此來為那些崇尚所謂中庸禮讓的酸腐文人拔開眼前的迷霧，振奮他們心中已熄的熱情。

另一個受梁氏讚揚的先哲是墨子，公輸般為楚襲宋造雲梯，墨子步行十日十夜去見公輸般，與他鬥智鬥勇，面對死亡的危脅毫不畏懼，終於保全了宋國一城百姓。事成不居功。梁氏之所以舉墨子為例，也是有他一番苦心的，因為“墨子以戰死為光榮，而述學之目的，即在於是矣。故門弟子百數，皆可赴湯蹈火，其所以為教者俠然也。”梁氏希望讀書人應以墨子及其弟子為榜樣，學以報國，這在國勢衰微之際尤其迫切。梁氏認為，學子應學習墨家勇敢無畏的精神，而統治者更應用墨家的學説教育國人，使其可為國家赴湯蹈火，拯救國難，他説“故欲備軍民資格者，不可不學墨”，因為，他認為墨子及其弟子具有最寶貴的精神品質，那就是“重然諾，重義務，輕死生”，若國人皆如此，何懼強人來襲，又怎會被人笑為“不武之民族”！

作為一個政治家，梁啓超有自己的獨特的關於“愛國”的理解，那就是，“國”是全體民眾的國，國不等於君，國重於君。他讚歎晏子的“死國不死君”的做法，認為這是大義所在，而鬻拳的國君兵敗而歸，鬻拳拒不迎接，而是鼓勵甚至逼迫國君再次作戰並取得勝利，雪洗國恥。他説：“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鬻子其愛君以德者歟？君為社稷死而死之，又何凜凜也。武士之精神具矣”。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梁氏對鬻子這種看似叛逆做法的高度理解與讚歎。“國”是民眾的國，由此，是否為民眾的國而戰至犧牲則成為梁啓超鑑定“俠士”的標準。很多史書將刺客專諸與荊軻、聶政等人列在一起談，而梁氏並不認為專諸具有真正的尚武精神，他認為專諸只是狹義上的忠君，為傀儡君主而死，於是將專諸列為傳記之外。

他認為，“尚武”的前提是應當有一顆寬厚的心，能夠體恤他人，卻又能剛毅果斷視死如歸才是真正的武士之道。因此，當他寫至聶政行刺後為了不連累姐姐聶榮“抉眼屠腸以絕跡”時，不禁嘆道：“且有天性涼薄之人作俠義之事？”認為讀者應當“學其厚”。基於此觀點，他對要離為了行刺順利沒有連累，而殺妻屠子很不以為然。他這樣評道“要離之事業，非有益於國而至湛棄其無罪之妻子，以長君之惡，君子弗稱也。”寫要離的原因是因為他愛惜名譽，知道自己所犯的的罪過是“不仁不義”，所以勇敢地用自殺來彌補過失。吳王要獎賞要離，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己為辱矣。夫不仁不義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梁氏認為，這種愛惜名譽，不惜以犧牲生命而雪洗恥辱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是“當時武士之訓條也”。

梁啓超身為文人，十分讚賞那些為解救他人急難自告奮勇獻計獻策，功成身退的智者。在本書中，他以大量篇幅描寫了品行高節的魯仲連於危難時救趙國的大義大勇行為，並對他不受封賞退千金甚至逃於海上的行為讚歎不己。認為魯仲連是學子文人的楷模，“魯仲連一書生，未嘗與聞諸侯之政，未嘗預軍事。然觀其折梁使存趙國，其詞氣之間，一何凜然其不可犯也；其權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圓滿也。秦將聞之而為退卻，蓋浩然正氣有以勝之矣。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他盛讚魯仲連“為人排難解紛而無取”的精神，並且慨嘆“豈惟魯仲連，凡古來之豪傑皆予我可學之模範矣。而學者曰“我不能我不能”獨奈之何哉？”由此可見，梁啓超是懷着怎樣一副憂患時事的熾熱心腸來寫作這部史論文的。

在這本專集中，他集中描寫了一位拯救民族於異族侵擾並且光復民族的君王——趙武靈王，認為他是君王中尚武精神的最好體現，是“自黃帝以後，數中國第一雄主。”他是這樣評價趙武靈王的功勳的，“中山者，春秋之鮮虞赤狄最大部落也……使中國百年無寧息者，此族也……為中國病者已三千年……至武靈王乃犁其庭而掃其穴也。吾以為靡趙武靈王，則五胡之禍，竟見於戰國之際，未可知也。故武靈王實我族之大功臣也。”他讚賞趙武靈王驅異族拯國難壯國威的歷史功績，但更欽佩的是武靈王向異族學習，實行胡服騎射，一掃漢族長衣冗帶虛名好功的頹廢之氣的先進眼光與雷厲風行的措施，“舉朝實行胡服，得地改為騎邑，其所以振厲尚武精神者至矣。率能大張軍國主義，收不世之功，若於中國求斯巴達，則其時之趙當之矣。”他還對武靈王為了解敵情親自去敵營刺探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乃至微服冒險入秦庭，倏忽而來，倏忽而逝。嗚呼，武靈王其猶龍乎？”

學史可以明智，梁氏之所以如此讚歎武靈王，正是由於他看到了清政府的弊病——閉關鎖國，不知學習先進文化、軍事科技乃至國運衰微，他希望能有賢明的君主象趙武靈王一樣改變中國“萬馬齊喑”、飽受異族侵略凌辱的現狀，使中國振翼而起，立足於世界之林。

不僅梁啓超本人的文章啓人心智，而他的兩位好友為他寫的洋洋數千言的序（刊於文集之前）更是論證有力、文氣恣肆，成為梁氏文集的最好的解説，我們這裏不能不對這兩篇序提起高度重視：其一，蔣智由寄自日本東京的序（人稱蔣序）。在這篇序中，蔣分析了時局，並且指出在此民心孱弱之際，出版此書的重要性：“凡有絕大戰爭，往往賴有雄偉之文字，淋漓之詩歌而後其印象留於國民心目之間，否則不數年而黯晦消沉以盡”。

他認為，社會上優秀人物的出現，優良事蹟的傳揚依靠文學來使其深入人心，融化於民族血脈之中，否則，人民會很快返回昏庸陋劣的狀態，接着，他分析國民的弱點”否恐私鬥勇、公斗怯國人之性質”，這一論點可謂剖析民族弊病的先發之聲。他認為中國於小羣體中好勇鬥狠，彷彿“蟻之鬥於隙中，不知有天地之大”，卻對民族的事業毫不關心，因此雖然人數號稱四萬萬，是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卻被異族所統治蹂躪“異族列強得統轄吾之土地而鞭吾之人民，而我人種俯首貼耳不稍自恥，奮怒於心而思振起”，他認為長此以往，我國定會國運衰微。因此，希望梁啓超的這本書能夠起到喚起國人，奮起御辱的作用，在民族中樹立起尚武的浩然正氣，將民族從水火之中解救出來，“誠審是意而讀是書，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時事而善用之。”言辭之懇切，詞鋒之犀利使人聞後思奮起。

其二，湘潭楊度的序，他的言談更是一針見血，中國之人無自保生計之國家，其生計日為他國國家所分取，他國國民所分奪，而日陷於九生一死之地。他分析，中國之所以成了現在的局面，是因為“然其原因則必由於我國民之公德不昌、各謀私利，於團體公共之利益毫不注意故不能組織國家以謀公共之生計”，“至於今日四百萬餘之土地，五十年中已失去二百三十餘萬英里矣。士商不振，每歲流出之財已至一萬萬四千餘萬矣……

楊度認為我國已到了不日將餓殍盈谷的時候，必須振奮起來，團結御辱。他認為無論採用無政府主義（虛無黨）的辦法也好還是用革命的方式，只要能夠振我國威皆可採用，“或者挾虛無黨之利刃以與雷電爭光也；或者舉革命軍之旗以與風雲競色也，或者奮軍民之氣以使中國國旗揚威振彩於海外”。這就是更大膽的具有煽動性的言論了。

《中國之武士道》作於清光緒三十年，正是清王朝即將覆滅之時。統治者無疑視康梁等人維新言論如敵仇，恨不能滅之而後快。更何況這是本意氣洋洋啓民心智的書，書的內容與三篇序具有極大的感召力，能夠起到團結人民奮起反抗的作用。為了箝制人們的思想，《中國之武士道》及其序言在全禁之列自不待言。解放後中華書局再版了《飲冰室合集》，此書收於專集之二十四，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