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法規

東漢以後出現的魏(220～265)、蜀(221～263)、吳(222～280)3個同時存在的封建王朝的法規。 其中以魏國法規較為詳備，對後世的影響也較大。

魏初承用漢律。明帝即位(226),命劉劭、庾嶷、荀詵等參酌漢律,“作新律十八篇”,於太和三年(229)十月頒行。魏律早已失傳,其篇目據《唐六典》卷六註記載，是在漢《九章律》的基礎上，增加劫掠、詐偽、毀亡、告劾、系訊、斷獄、請賕、驚事（《通典》作“警事”）、償贓等9篇而成,史稱《魏律》。比之漢舊律,“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晉書·刑法志》）。魏代修律對秦、漢相沿的舊律進行了一次大改革，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幾項：①“具律”在漢《九章律》中排在第六，不符合篇章的體例，魏律集罪例以為“刑名”，使其名實相符，並冠於律首，以統諸篇。②凡內容與篇目不合者，則“別立為篇”，例如原“盜律”中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這些內容“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略律’”。③漢律有些條款在東漢時即已廢置不用，“而律猶著其文”，魏律對此等條款均加以刪除,使魏律結構上更為嚴密,“文約而例通”，有利於提高法律的效能。④“更依古義製為五刑”，使刑罰進一步規範化。魏律規定的刑罰有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贖刑、罰金、雜抵罪。⑤在律中正式規定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特權的“八議”條款。此項規定表明封建等級制度的進一步法典化。⑥減輕某些刑罰規定，如廢除投書棄市的規定,限制從坐的範圍,祖父母、孫不在從坐之列；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某些刑罰規定，如規定殺繼母與殺親母同罪,毆兄姊加至五歲刑,誣告者反坐其罪等。⑦限制私自復仇，僅在殺人犯被告發後逃走時，許死者家屬自行追殺，但如遇到赦免或殺人由於過失，仍不許私自復仇。魏初為適應戰爭的需要和推行軍士屯田,還頒佈過《士亡法》，士卒逃亡,“罪及妻子”，以重刑防止軍士逃亡。後來又頒佈《女子不從坐律》，規定出嫁女不從坐父母之刑，只從坐夫家之罰。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出嫁女的刑事責任（《晉書·刑法志》）。此外，尚有《州郡令》45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180餘篇，以及《郵傳令》等。

蜀國承用漢律，但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也制定科條，以資調劑。史稱劉備既定成都以後,即着手製定法規。據《三國志·蜀書·伊籍傳》記載，伊籍曾“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內容已不可考，然據《諸葛亮傳》記載，蜀國用刑嚴峻。

有“科”、“令”。見於史書記載的吳國立法工作主要有兩次。 第一次是黃武五年(226)冬十月，陸遜上書“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孫權“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次是嘉禾三年(234),孫權征討新城,命孫登留守,總理政務，“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奸之要”（《孫登傳》）。吳國法規亦早失傳，但史書中還可找到片斷記載，如“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的優待軍將之令。刑名有：鞭、髡、剝面、鑿眼、刖足、徙、鋸頭、車裂、夷三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