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

故事簡單，蘭德虛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這個社會沒有個人，只有集體，沒有自主，只有奴役，人沒有自己的名字，只以一個口號加一串數字來區別這個和那個，人甚至不知道“我”這個字眼，但凡要表示“我”的概念，都用複數的“我們”來代替。主人公“平等7-2521”與眾不同，雖然自出生起就被灌輸集體主義的思想，人身自由完全被剝奪，也不能如願以償地進入研究機構，反而被判定做終身的清潔工，但他依舊憑生命本來無限向上的光明的力，以及與生俱來的天賦，追求着那個社會深惡痛絕的知識和理性。

矛盾本來隱而不顯，聰明的主人公瞞天過海，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發明瞭電燈。在蘭德筆下的那個社會里，連蠟燭都是一項了不得的發明呢，更何況是電燈。平等7-2521一廂情願地以為，憑這個了不起的發明，他能説服那些學者，得到他們的同意和同情，為自己進入嚮往已久的研究機構大開方便之門。沒曾想，那些專家學者們“欣賞了”他發明的電燈後，胡亂給他扣上一項罪孽的帽子，想要置他於死地。憤怒無奈的平等7-2521只能落荒而逃，逃入“原始”森林，等待被野獸吞噬的命運……

與同時代奧維爾的悲觀不同，安·蘭德筆下的故事總是流露出生的綺麗，愛恨情仇都那麼分明，談龍談虎，令人色變。同時，作為一個俄國人，蘭德的筆下風情中除了熱情，還融合了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那股厚重的氣息。這種厚重表現於《一個人》中就是對“自我”的探索和追尋。逃入森林後的主人公過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但他的探索和追尋卻並未停止，一直要到找到那個缺失的字眼———“我”，他才能心安理得重新開始新的生活。“我”是理性的立足點，沒有找到這個神聖字眼，一切就都懸而未決，生活的安定也不能彌補這種懸而未決帶來的痛苦和因着痛苦而產生的迷惘。

安·蘭德是美國當代最有影響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她是理性利己主義的倡導者。有人説不了解安·蘭德就無法理解美國精神

安·蘭德的頭銜是作家和哲學家，可在文學領域和哲學領域，不太容易“發現”她。走出學院高牆，跨越學科藩籬，就會發現安·蘭德的影響力如此之大，實在令人驚訝。經濟生活是美國主要的社會活動方式，安·蘭德的影響力主要就在此域。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不用説，早在50年前，他就曾致函《紐約時報書評週刊》，表達閲讀蘭德著作後的感受。登錄網站，打開網頁，就會發現已經去世25年的安·蘭德依然有那麼多的追隨者。

對自我的探索和追尋：

安·蘭德1902年生於俄羅斯的聖彼得堡，1982年卒於美國紐約。她的一生經歷了十月革命、兩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越南戰爭、女權運動，古巴導彈危機等一系列的災難和動盪，世界動盪若此，個人又能向哪裏求取安穩？23歲安·蘭德背井離鄉，逃出蘇聯，遠赴美國，獨自一人面對隨同自由前來的生存壓力和無法化解的思鄉情緒。之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奪走了她全家人的生命。然而，禮崩樂壞之後來臨的是百家爭鳴，各種思潮相繼誕生，各種“主義”層出不窮。安·蘭德就是這樣的時代裏的一個永遠前進着、探索着、追求着的知識分子。

對於什麼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她下過這樣的定義：“就是那些樂於思考的任何男人女人，所有那些明白個人的生活必須仰賴理想之道的人，那些珍視自己的人生，因而如同不願將這個世界交付給黑暗時代和暴徒的統治一樣，不甘屈從於這個現代的玩世不恭的虛無的叢林中對絕望的崇拜的人。”她本人就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從不盲目喟嘆，向虛無投降；從不交出理想，隨波逐流，即便經歷了苦難，也定要保有思考的權利，這樣一種青春的力與美一直貫穿着蘭德的一生。

同喬治·奧維爾的《動物莊園》一樣，安·蘭德的這部《一個人》與其説是一部小説，不如説是一則寓言。

和一般的寓言不同，蘭德並沒有把人類的故事安入動物的世界，她只是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放大、簡化，用最極端，最直白的形式告訴我們她眼中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