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太太的哀史

張我軍(2張)

1927年3月至5月，張我軍又發表了他的第二篇小説《白太太的哀史》。這是他根據在北京的見聞寫成的。小説用倒敍的手法敍述了一位天真、幼稚、熱烈、單純的日本少女水田花子因受了一位大陸留學生的感情欺騙，最終被折磨至死的悲劇。

年僅十九歲的日本姑娘水田花子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女，渴望能夠得到異性的關懷和疼愛。於是，好色、奸詐、不學無術且早已在故鄉娶妻生子的大陸留學生白先生趁虛而入，用種種手段對她進行誘騙。水田花子被白先生的虛情假意所迷惑，不顧白先生同鄉的善意提醒和勸阻，決意同白先生結婚，成為了白太太，並且隨同白先生回到了大陸。回到大陸以後，白先生憑藉自己曾經在日本留學的經歷在北京找到一份收入還算豐足的職業。為了不讓水田花子知道他在故鄉已經有家室，就一直沒帶她回故鄉，兩個人在北京度過了三年的恩愛生活。然而好夢易醒，舊歡難續。三年後，隨着白先生職位的提升、收入的增加，逛窯、打牌、吃酒這些中國官僚惡劣習性一一在白先生身上浮現了，並且逐漸明目張膽起來。甚至發展到對水田花子的勸阻拳腳相加，水田花子由此染病。正趕上1923年9月日本關東發生大地震，水田花子惦念家鄉的親朋故舊，決定回國一段時間，並藉機養病，希望用暫時的離別來挽救已經失去的愛情。但是白先生卻在水田花子回國期間因勾引上司姨太太的醜行東窗事發而去職丟官，收入窘迫，生活難熬，於是再行騙術，把水田花子騙回中國。水田花子知道真相後憂傷難過自不必説，勉強和白先生度日。不料，白先生的兒媳婦卻又為升學找上門來，水田花子從此知道白先生在老家的情況，並得到了一個小老婆的身份，受到致命的打擊，舊病復發，最後悲慘地死去。

張我軍，（1902年10月7日－1955年11月3日），出生於台灣台北縣板橋市，祖籍福建省南靖縣。人原名張清榮，作家。筆名一郎、野馬，M.S.、廢兵、老童生、劍華、以齋、四光、大勝等。他是台灣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導火線引燃者。張我軍與當時旅居北平的台籍菁英連震東、洪炎秋、蘇薌雨等並稱“四劍客”，作家龍瑛宗讚譽張我軍為“高舉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覺者”。始終反對運用方言於白話文寫作，曾指出：“我們日常所用的話，十分差不多佔九分沒有相當的文字。那是因為我們的話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是大多數佔了不合理的話啦。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可疑的了。”

這篇小説表面上敍述了一位不幸的日本女子的遭遇，對處於男權社會下的不幸女子的遭遇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對男性的虛偽、背信棄義和始亂終棄進行批判，與中國新文學發展初期關心下層民眾和受壓迫女性的文學主題取同一步調；實際上更多的卻是對以白先生為代表的舊官僚體制進行了強烈的控訴，體現了張我軍一貫的社會關懷與社會責任感。希望當時的中國社會能夠儘快擺脱這種腐化墮落的惡習，在新思想新思潮的啓蒙下能夠有所進步，擺脱受人凌辱的落後面貌。

豈只白太太一位，放眼現這時代，不任官職的負心漢，比比皆是，拿着鼠般的嘴臉理所當然地對全天下的女人説：“我不過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男人哪個不逢場作戲”；任職官場對人性確實具有相當的考驗，不是為權勢財色墮落，就是同進了養老院般地“只顧飯碗”，但口出狂言的卻不盡然皆戴烏紗帽，如同人性善惡，人皆有之，“白先生”不只有白先生，幸好，天下的烏鴉也不定就一般黑，只是難得見得白烏鴉罷了。

就白太太的10年經歷來説，小説的情節既不奇特，也不復雜，甚至可以説是當時官場上司空見慣的。但經作者處理後，表面上寫的是白太太受騙的哀史，而暗裏寫的卻是藏有卑污靈魂的軍閥政府的官僚--白先生。在情節展開過程中，作者很少正面專寫白先生，而是通過白太太的日記和白太太的心理刻畫以及側面描寫，描繪出白太太的受騙，也凸顯了白先生的卑劣、下作的醜陋形象。這一女一男、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一善一惡的鮮明對照，既豐富了形象，又加強了對當時中國官場醜惡現實的批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