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時代

當今的國際社會養了一大堆G(即Group，在國際關係中常被翻譯成“集團”，其實是指各種具有某種共性的力量組合，尤以國家間的組合為主)。此G彼G相映成趣，G起G落波瀾壯闊。

在國際政治安全領域，有著名的G4——由日本、印度、巴西和德國四國組成的“爭常”聯盟，曾一度在國際上呼風喚雨，至今也未完全偃旗息鼓。還有在“入常”問題上與G4如影隨形的“團結謀共識運動”，大多由中小國家組成，反對G4的過激做法，對G4形成有力牽制； 在國際經濟領域，G20(二十國集團)勃然而起，躍升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而向來被批評為“富人俱樂部”的G8(西方八國集團)則風光不再； 在文化與文明領域，有向“文明衝突”堅決説不的“文明聯盟”及其“高級別小組”、“文明聯盟之友”； 在國際環保、氣候變化領域，由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組成的“基礎四國”於2009年11月“嶄新亮相”等等。

有觀察家指出，2009年，是全球“頭文字G”會議有史以來開得最多的一年，似乎吹響了G峯會的“集結號”。2010年，G峯會的號角仍在響徹世界，核安全峯會、“金磚四國”峯會、G20峯會(分別在加拿大和韓國舉行)等將接連奏響。

曾幾何時，國際問題似乎無G不談，如2009年10月初，在G20匹茲堡峯會後不久於伊斯坦布爾舉行的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美國提出了G4的新概念，即將G7中的歐洲四國(英、法、德、意)合併為歐盟一方，去掉加拿大，換成中國，使之改造成為包括美中歐日的G4。而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肯定所謂中美共治的G2將成為世界兩強，同時主張G2與歐盟共同組成G3，即中美歐集團。此外，還有若干個G3，如巴西、印度和南非組合，中俄印組合，中日韓組合等，正在對話合作的道路上前行。

國際關係日趨集團化，有其客觀原因。簡言之，如今的國際關係已不能簡單地以東西南北來劃線了。其原因在於各國之間利益交織，關係複雜，敵友難分，在各種挑戰面前，各國獨木難支，匹馬難行，須借集團成事。深究之，則會發現國際關係深刻演變的誘因，一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導致區域與次區域一體化加快，發展不平衡加劇，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利益共生與聯動增加等；二是世界多極化加快發展，新興力量不斷崛起，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浪潮滾滾向前；三是國際社會的文化、價值觀，規範與組織形態日趨多元化；四是國際體系改革勢在必行。這樣，就造成各國組合成G的“基因”不斷增多，異常豐富。安理會改革、全球經濟治理、文明對話、氣候變化、糧食與能源危機、核不擴散、核安全，甚至極地、太空、海洋、網絡爭奪等問題，都會催生這G那G。

國際關係集團化也是新時代的告白，代表了歷史前進的腳步。當各國走出冷戰深淵，穿透形形色色的“鐵幕”，掙脱兩極格局的羈絆，就增大了政治與安全上的自主權，拓展了發展與合作的空間。當21世紀的曙光普照大地，人們發現，冷戰後以“勝利者”自居的西方人所提出的“共產主義將最終消亡”、“西式民主制度將一統天下”、“新自由主義模式將成為全球普遍模式”三大預言破產了，他們所鼓吹的“歷史終結論”、“霸權穩定論”、“民主一統論”的神話破滅了，美國“單極”世界的夢想也要落空了。一個蔚為大觀的世紀景觀闖入眼簾，那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蓬勃發展與集體崛起。

集團化組織，在 國際社會中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還因為其優點和好處。有別於高度機制化的國際組織和盟約束身的各種同盟，集團的優點是：一是自主性大，透明性強，舒適度高；二是以對話合作為主調，不針對第三方，不搞對抗；三是便於協調，易達成共識；四是順勢而為，靈活務實。其所帶來的好處則是，合力而為，提高發言權，增大影響力，推進務實合作。有鑑於此，各國實行G化的國際戰略，實在是符合潮流的明智選擇，是有所作為的高遠之舉。

在股權分置改革的進程中,中國證券市場正迎來一場鉅變 ^[1]  。

股權分置的解決是一次歷史性跨越。它標誌着中國證券市場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中國證券市場的基礎性障礙被突破,在催生諸多全新思維的同時,正產生着許多用股權分置的狹隘眼光所不能理解的新現象和新機遇。

這種新現象和新機遇已初露端倪。它在市場運行走勢上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G”股關注度的提升。寬泛意義上的股權分置改革板塊(即“G板”),開始使投資者對股市的未來形成相對穩定的預期。市場數據顯示,目前,“G板”已開始成為增量資金流入的方向。隨着一批大盤藍籌股帶動股指上揚,市場人氣也在不斷恢復,多頭隊伍進一步壯大,市場對後市的信心正在逐漸轉強。“迎接G時代”,正在成為市場的共識。

“迎接G時代”的理念,植根於目前正在進行的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大背景。政府相關部門推出的一系列舉措,傳遞着一個個強烈的政策信號：6月27日,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指出：股權分置改革,“整個試點工作不會拖延得太久,在試點工作的進行中和結束後,我們將及時總結經驗,完善規則,加緊做好全面推開的工作。也就是説,不準備再進行第三批試點了。力爭集中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股權分置改革。”那麼,怎樣才算“基本上完成”呢?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説：“只要佔總市值60%至70%的200家至300家上市公司順利進行了股改,改革就應視為成功完成。一些質地不太好的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地方政府的規劃,置入優良資產,或是通過一系列的收購、兼併,達到為股市‘換血’的目的”。而當佔總市值60%至70%的二、三百家上市公司順利完成了股改後,按照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耿亮的説法,上證所要為試點公司股票“開發新的指數”,“開設新的板塊”。凡此種種,正在為我們勾勒出“G板塊”的大致輪廓。而當“G板塊”真正作為市場力量開始發揮作用時,它便莊嚴宣告,證券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力量時代的開始。“迎接G時代”,便成了這場偉大變革的前奏曲。

“迎接G時代”,標誌着優質上市公司的股改動力將進一步增強。目前,滬深兩市總市值為3.2萬億元左右,前200家上市公司的總市值合計2.13萬億元,佔總市值的三分之二以上。在這200家上市公司中,以大盤藍籌為代表的優質公司佔了相當的比重。這些公司在股權分置改革完成之後,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將更趨優化,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的利益基礎一致,股票價格將成為兩者共同的價值判斷標準,這對夯實證券市場的基礎,功不可沒。

“迎接G時代”,也標誌着價值投資理念將被真正深化。在股權分置的高估值市場上,分紅可以忽略,擴容等同利空,小盤往往溢價,良莠經常不齊,而“G時代”的到來,以穩定豐厚的分紅派現為主要特徵的大盤藍籌股,將成為投資者推崇的品種；“一分錢一分貨”的兩極分化,也將成為市場的主流趨勢,雖然中國證券市場上不同的投資者結構,必然會對應不同的投資理念。但投資理念的多元化,其基準是一切圍繞價值投資展開,並使相對投資價值逐漸走向絕對投資價值。

“迎接G時代”,更標誌着機構投資者作為市場主流,將引領市場向長線投資為主的方向轉變。隨着股權分置改革的不斷深化,G公司的“自然除權”凸現了股票的“含金量”,市場價值與成熟市場市盈率水平的靠攏,市場定價功能就進一步走向合理化,股票泡沫相對能得到較快的調整,這有利於提高機構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有利於鼓勵低風險的長線投資者進場。當國民經濟的航空母艦和骨幹企業普遍和整體進入股市,而證券市場同時又是儲蓄資金、社保基金、企業年金、QFII等機構投資者作為社會主流資金分享經濟成長景氣的首選途徑時,不斷拓展的“G板塊”將最先成為反映中國國民經濟水準的顯示器。投資者結構的革命性變化將使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使股票定價理念發生根本性變化,也使券商的經營模式發生革命性變化。

中國證券市場經過16年的成長曆程,首被有識之士喻為“將要迎接成年的洗禮”。“G時代”是走向成年的第一道門檻。“迎接G時代”,就是迎接正在醖釀着的歷史性機遇。壓力與動力共生,挑戰與機遇並存。在這中國資本市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必須以全新的眼光和寬廣的視野,以全新的理念和思維方式審視正在變革的現實。如果我們對自己鼻尖底下的一點小天地看得重而又重,而對恢宏的歷史變革卻戰戰兢兢,鑄成大錯,便不可避免。

“迎接G時代”,儘管它是一個躁動於母腹之中的嬰兒,是一輪躍動於地平線上的朝陽,但它給中國證券市場帶來的活力,為以往任何時候都無可比擬。

集團化組織雄起，對國際體系變革產生強大的推動力。這主要表現為：助推多極化，使其前景變得更加明朗；促使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均衡與普惠的方向發展；確立新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推動文明對話與和諧相處；加快“後西方時代”來臨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