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鍾彥

齊鍾彥，貝類學家。直隸（今河北）蠡縣人。1945年畢業於中法大學生物系。建國後，任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兼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動物學會理事、貝類學會理事長。四十年代同張璽合作，對雲南地方屬螺絲做了詳盡研究，闡明瞭各種間的關係，發表了新種。五十年代和張璽一起領導和參加了海洋貝類資源調查。五十年代末期同蘇聯科學家合作，首次開展了我國海洋潮間帶生態的研究，為海岸帶的開發利用作出了貢獻。與張璽等合作，發表論文五十餘篇。合編有《中國北部經濟軟體動物》、《貝類學綱要》等。 ^[1] 

生平故事，以下內容來自科學網： ^[2] 

當微鹹的海風吹過這位耄耋老人銀白的鬢角，他知道，他的全部已經與這熟悉的味道融為一體，再也無法分開。對他而言，這就是情結，一個學者用畢生精力凝聚的科學情結。

齊鍾彥，一位90歲高齡的貝類學家，曾發表重要學術論文50餘篇，出版專著20部。他將其一生的心血傾注在了小小的貝殼上，為中國的貝類科研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讓不起眼的貝殼有了名字，變成“寶貝”。如今，讓我們追尋他的腳步，去感受這位大師的氣質與魅力。

1920年3月12日，齊鍾彥在河北蠡縣大麴堤村一個破落的讀書人家呱呱墜地。這是一個典型的以勤勞起家的家庭。他的曾祖父務農兼做小生意，他的祖父讀書考中了舉人。到了父親那一代，家道中落。在齊鍾彥4歲時，他的父親齊雅堂到法國攻讀植物學。在那裏，齊雅堂和張璽結識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並獲得了法國生物學博士學位。書香門第的環境讓齊鍾彥對於學習知識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渴求。

睿智源於天賦，剛毅本於性生。天性好靜的齊鍾彥自小就表現出過人的沉穩與聰慧。1933年夏，13歲的齊鍾彥小學畢業。順利考入中法大學附屬的温泉中學。學校在北京的西郊，學生需要住校，這便使齊鍾彥第一次離開了家，獨立生活。這年冬天，父親齊雅堂也從法國回到北京，擔任中法大學生物系教授。父母對他管教的嚴格與生活上的勤儉，也讓年幼的齊鍾彥早早懂得如何做人。

1935年8月，齊鍾彥考取北平市市立第一中學。這時的齊鍾彥喜歡打球和收集郵票。當“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時，在學生遊行的隊伍中也能看到他的身影。

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讓中華民族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這一年，齊鍾彥恰好初中畢業。在淪陷後的北京，他又讀完了三年高中和兩年大學。5年的淪陷區生活給齊鍾彥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印象，一位風華正茂的少年，空懷一腔愛國情懷無處釋放，這種憤懣讓他更加堅定了為國家作貢獻的願望與決心。那時的齊鍾彥非常佩服和羨慕那些到大後方去的老師和同學，有的同學沒有旅費，他就到處想方設法籌集。性情温和的他對自己有着清醒的認識，他決定將這份愛國熱情埋在心底，苦守寒窗，鑽研學問，為效力中國的建設打好基礎。

1940年，齊鍾彥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高中課程，順利畢業。在這一年，父親隻身隨學校遷往昆明，他同母親和弟弟們仍留在北平。年輕氣盛的齊鍾彥恨透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蹂躪，拒絕去日本人辦的條件優越的大學，而暫時進入了一所中國私立大學的生物系，一年後，他轉入輔仁大學生物系。

1941年秋，經父親留法時的老朋友周發岐先生介紹，齊鍾彥在中法大學的教務科做了臨時職員，幫忙招生、整理卷宗，亦填補家裏生活的困頓。父親的工作和學習給齊鍾彥帶來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生物這門學科的神奇奧妙也逐漸感染了這位好學的青年，讓他真正喜愛上了這門科學。不久後，齊鍾彥考入了中法大學生物系。自此，齊鍾彥開始了其科研工作的漫漫長路。

哲人曾經説過，萬里長天太過空洞，只有滿腳泥濘才是踏實。在科研的道路上，齊鍾彥腳踏實地，細緻紮實，一步一步走入科學聖殿，採擷一顆又一顆科研明珠。在這條道路上，他深知自主創新是國家發展和強大的動力源泉，並將這種認識充分實踐。

1945年夏天，齊鍾彥從中法大學生物系畢業，應聘進入位於昆明西山滇池之畔的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在這裏，他遇到了科研道路上的恩師張璽。這位誨人不倦的生物學家對齊鍾彥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兩人在以後的工作中合力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成就。

當時的北平動物研究所位於昆明西山腳下的蘇家村，是到昆明旅遊的好去處。但所裏條件異常簡陋，只有7間草房和位於小學樓上的一間房子。人員也只有所長張璽、助理研究員成慶泰、技術員劉永彬、助理員齊鍾彥、夏武平及兩位見習員。

有人説科研是個苦差事，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作科研，更是苦上加苦。十幾年的學習生活讓齊鍾彥學會寒窗苦守，他沒有怨言，沒有失望，他只是沉下心來，更加認真地學習，安心作他的研究。堅實的知識基礎讓他對自己的這份工作有了更加熟練的駕馭，讓他可以將自己的科研大樓建得更高更大。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被中國人民趕出中國，科研事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動物研究所也將要遷回北平，書籍、儀器需要裝箱、託運，有些研究工作不得不停頓下來。與此同時，雲南一些地方還需進行補充性調查採集。因此張璽派齊鍾彥等人到滇池周圍、蒙自的大屯海和石屏的異龍湖等地做了為期一年的淡水軟體動物調查和採集工作，鍛鍊他們野外調查的能力。1946年秋，齊鍾彥又跟隨張璽，帶着整理的標本和資料等，經上海回到北平。在跟隨張璽實習的日子裏，齊鍾彥做了許多獨特的工作，如對雲南螺螄的研究等，讓他對這份工作的喜愛進一步加深，一發不可收拾。

回北平後，齊鍾彥隨即着手整理在雲南調查的資料，對雲南特有的螺螄屬和雲南的淡水軟體動物進行了認真、細緻的研究，搞清了其種類、生活習性和生態分佈等，同時對以往研究所採集的海產軟體動物進行整理和分類，為日後進行的海洋軟體動物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1947年秋天，在張璽的安排下，齊鍾彥等人來到青島進行海洋軟體動物調查採集工作。齊鍾彥帶着張璽寫給當時在青島山東大學生物系任教的童第周教授的信，找到了童先生。童先生給他們提供了許多生活上的便利，並派學生協助他們開展野外生物標本採集工作。這是齊鍾彥第一次在海邊採集生物標本，也是第一次來青島。初到青島，這個海濱城市給齊鍾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他從未想到，後來自己會來青島安家，更沒想到會在這兒生活大半輩子。

在這段時間，齊鍾彥對張璽上世紀30年代在膠州灣工作時採集到的幾種角貝進行了認真的整理和分類。這一工作同雲南的螺螄和雲南的淡水軟體動物的分類整理工作一起，讓他的科研事業得到快速發展，為他日後的研究項目鋪平了道路。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改為北京研究院動物研究所。齊鍾彥與劉瑞玉、馬繡同、夏武平來到白洋淀周圍做調查和採集工作，並寫出調查報告。隨後，在張璽的帶領下，齊鍾彥、劉瑞玉、馬繡同又來到秦皇島和北戴河採集。張璽回北京後，齊鍾彥等人又到遼東半島，對營口、葫蘆島、大連、旅順、安東等地調查採集，獲得了豐富的資料和標本，並根據這些標本寫出報告。從北方海域開始，新中國的海洋貝類調查工作有系統地開展起來。

風裏來雨裏去的科研生活讓齊鍾彥的經驗逐漸得到積累，性情也變得更加剛毅。或許前方荊天棘地困難重重，但他卻學會了如何俯下身子一步一步走到終點。而正是這份執著，讓他距離目標越來越近。

1949年秋，中國科學院成立。齊鍾彥被調去青島繼續工作。動身去青島的前一天，郭沫若院長同吳有訓、竺可楨、陶孟和副院長等為去青島的同志餞行，並舉行宴會。會上郭院長對他們讚揚説：“全院調整後，第一個行動的單位是你們，相信其他被調動單位將向你們學習，也將行動起來……”

1950年夏天，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即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成立。同年10月26日，作為創建者之一的張璽率領着原北京研究院動物學研究所的原班人馬共10人來到青島，齊鍾彥也隨師趕來青島。1951年齊鍾彥開始對山東半島進行調查及採集工作，以後又對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及西沙羣島進行了多次調查和採集。1957～1960年他又參加了中蘇海洋動物考察團的調查研究，主要進行海洋動物的分類、生態分佈及經濟利用以及潮間帶生態學的研究。辛苦的工作換來了不錯的成績，他們獲得了大批的資料和標本，為我國貝類研究資料填補了空白。

為搞清中國海產軟體動物的分類學和生活習性，張璽和齊鍾彥帶領貝類組的研究人員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查清了我國海產貝類的分佈。從北到南，自鴨綠江口起，直到海南島和西沙羣島，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對於任何一個有經濟價值的軟體種類（如貽貝、蛤蜊、扇貝、牡蠣、鮑魚等等），幾乎都有一個人或一個課題小組在研究着它的分佈特點、生態習性和人工養殖；對於那些有害貝類，他們更是投入了大量的力量，調查它們的分佈，尋找防治辦法。在這一時期，他們完成了《中國經濟海產軟體動物》、《西沙羣島軟體動物前鰓類名錄》、《軟體動物圖譜》等專著，以及按類別對科屬進行整理，完成了許多重要科屬的研究工作及其他科屬的初步鑑定，基本掌握了我國大陸沿岸的軟體動物情況。此外，在中國海洋動物的區系、區劃的研究中，他們還首次將中國大陸沿海的軟體動物分為暖温帶性質的長江北部的黃、渤海區，亞熱帶性質的長江口以南的大陸近海和熱帶性質的海南島南端台灣南部以及以南的海區。它們分別屬於北太平洋的遠東亞區，中國、日本亞區和北太平洋的印度——馬來西亞區。這些工作奠定了我國海洋貝類分類學的基礎。

1953年，天津塘沽新港的建設者發現塘沽防波堤上有一種動物能在岩石上穿洞，把防波堤的石頭鑿成很多很深的洞穴，對碼頭有很大的破壞性，給港口建設帶來很大危害。齊鍾彥在張璽的帶領下來到塘沽對它的種類以及生態習性、生活史等方面進行了專項研究，發現了這種動物屬於軟體動物雙殼類中的海筍科。通過進一步調查發現，我國近海共有這種動物19種。通過觀察實驗發現，這種生活於岩石中的物種只能穿鑿石灰石，而不能穿鑿花崗岩，建設碼頭時不用石灰石就可避免這種災害。這一研究為港口建設提供了寶貴資料，為國家節省了大量建設資金。這一結論看似簡單，可這是許多年的野外調查和實驗工作換回來的，灑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

同時，他們還對另外一種有害的貝類動物——船蛆開展了研究。船蛆是穿鑿木船和港灣碼頭木質建築危害嚴重的軟體動物。為了查清船蛆的習性，通過對它的生態習性、危害情況和羣眾對它的防除措施等方面進行較詳細的瞭解，並在青島、海南島和浙江沿海等全國各地不同的海域裏放置木板蒐集資料和標本，以便掌握它的危害程度。春去秋來，幾個寒暑交替，他們摸清了我國各個港口的船蛆種類特徵，在全國沿海共發現14個種，通過對比研究發現，其中危害最嚴重的為船蛆（Teredo navalis）。通過研究找出了防範措施。為防除船蛆提供了科學依據，取得一定成就。這一成果獲得中國科學院重大獎勵。

在自主創新的同時，齊鍾彥開始著書立説，發表自己的著作。1953年，張璽在山東大學水產系和生物系開設了一門新課程——貝類學。張先生不在青島的日子裏，就由齊鍾彥代替他去講。正是這次持續一年的講課，結出了碩果，和張璽合作完成了我國首部貝類學專著——《貝類學綱要》。這部於1961年面世的書是我國第一本系統論述貝類動物學的專著，是我國貝類學的奠基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我國出產的貝類品種繁多，資源豐富，為了讓社會大眾瞭解我國豐富的海產貝類，齊鍾彥還與張璽合作撰寫了一本小冊子——《我國的貝類》。這本書從生物演化的角度，系統地介紹了我國出產的主要貝類26種，以深入淺出的文字，簡明扼要地介紹了這些海貝的外部形態、內部構造、生活習性、經濟價值和養殖方法，書中還配有精美的插圖，以幫助讀者加深理解。這是一本大學者撰寫的小書，體現出了兩位學者的科學情懷。

經過十多年的耕耘，張璽和齊鍾彥等學者基本上摸清了我國的海產貝類，尤其是經濟貝類的家底。他們撰寫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專著，如《中國北部海產經濟軟體動物》、《中國經濟動物志·海產軟體動物》、《南海的雙殼類軟體動物》等。一門實用科學正在逐漸發展壯大。

作為一名生物學家，齊鍾彥也關心科研成果與經濟效益的轉化。民以食為天，齊鍾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貝類養殖技術上，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櫛孔扇貝是山東生產的一種貝類，是用潛水採捕的。當時有逐漸減產的趨勢。在張璽的帶領下，齊鍾彥等對該種類進行了個體生態的研究，確定其繁殖季節為5月下旬至7月中旬。以5月下旬為繁殖盛期，對它的產卵和受精以及卵子發育作了觀察。並且對它的生長規律進行了分析。對它的採捕年齡和採捕時間提出了建議。並對這種扇貝在青島試行籠養獲得成功，為扇貝的養殖奠定了基礎。

十年動亂期間，各項研究工作被迫擱淺，直至上世紀70年代後期研究工作才得以繼續開展。在此期間，齊鍾彥與貝類組的同志共同進行了貝類的分類研究，對腹足類、掘足類、雙殼類進行了整理，編寫了《黃渤海的軟體動物》、《中國海的經濟軟體動物》、《無脊椎動物名稱》和英文版的《海洋貝類》（SHELLS OF CHINA ）等專著和有關角貝、冠螺超科、貽貝科、牡蠣科等的論文。此外，還完成了《中國海洋動、植物區系研究的30年》和《中國古代貝類的記載和初步分析》等著作。上世紀70年代末，齊鍾彥又開始了中國的海產貝類學研究。

自主創新，不能搞孤家寡人。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海洋生物分類學研究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學術界的多方支持下，1981年，由齊鍾彥發起，並與張福綏、劉月英等同志一起在廣州成立了中國貝類學會，齊鍾彥擔任第一任理事長直至2003年，以後擔任名譽理事長。學會每年舉行一次理事會會議，每兩年召開一次全國貝類學術討論會。學術討論會選出論文出版《貝類學論文集》。至2010年，已召開14次全國貝類學術討論會，出版13輯《貝類學論文集》。貝類學會的會員達600餘名，已成為一個研究範圍涵蓋古貝類和現生貝類（包括陸生貝類、淡水貝類、醫學貝類和海產貝類），涉及多學科和技術的綜合性學術組織，促進了我國貝類學理論和相關技術以及貝類產業的發展。2006年貝類學會在青島首次主辦了第九屆醫學貝類學和應用貝類學國際大會，來自16個國家的近200名貝類學者出席了本次大會，充分展示我國在貝類學研究和產業發展上取得的成績，進一步增強我國在貝類學研究上的國際影響力。

齊鍾彥還應邀赴匈牙利、英國、美國等國家參加國際軟體動物學術會議，到美國費城博物館做研究工作、進行學術交流。齊鍾彥作為中國貝類學的權威代表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公認。在科研歲月中，他發表重要學術論文50餘篇，出版專著20部。在國內外眾多學術組織擔任重要職務。齊鍾彥畢其心血，把一生的精力放在了貝類研究上。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張璽與齊鍾彥等老一輩貝類學研究學者所開創的這項事業不斷髮展壯大，植出了葱鬱茂盛的貝類學“大樹”。

治學嚴謹，認真踏實是齊鍾彥工作中的真實寫照，在生活中，齊鍾彥還是一個低調的人。對他來説，專心致志地做他的學術便是他最喜歡的事。面對媒體的採訪，他説得最多的便是：“嗨，我沒有什麼好寫的，就幹了這麼點事；就是跟着張璽先生學着搞了點貝類。從跟着張先生起，就一直在做貝類的分類工作。張先生給我的影響很深。”

在採訪的過程中，齊鍾彥提到最多的人便是張璽。每當回憶起張璽，不善言辭的他便會侃侃而談。齊鍾彥告訴記者，張璽對待所裏的年輕人要求很嚴格，也很愛護。1945年夏天，齊鍾彥從中法大學生物系畢業時，初到張璽身邊做助理研究員。那時他的法文並不好，張璽就找來一本法文的小書，每天給他講一段，講一些科學家做研究工作的情況和方法等，然後讓他翻譯出來，提高他的法文水平，並逐漸讓他認識到做科研工作必須刻苦、努力、嚴謹，必須遵循求實、求真和一絲不苟的精神，要從調查入手，逐步深入，紮實工作。只有實事求是，才能作出成績。

在張璽的帶領與指導下，齊鍾彥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當他自己也成了一位師者的時候，他沒有忘記當年張璽對他的教誨，而是把培養人才同樣當成工作的重點。在任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的學術委員、博士生導師的同時，他協助張璽培養副博士研究生張福綏、莊啓謙、董正之三人；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員餘汶、黃寶玉、王淑梅三人，以及中山大學和地質研究所的進修生多人。在此後更是培養了多名碩博研究生。如今齊鍾彥桃李滿天下，這些學生已成為學術帶頭人，有的在國外做貝類研究工作。

畢其心血，一生操勞，如今的齊鍾彥，學術研究生涯已到了尾聲。1987年2月，齊鍾彥辦理了退休手續。儘管已經退休，但實際上他依然天天來辦公室，繼續從事他的研究和著述。他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年輕人投入到這項事業中來，他整理着多年來的研究積累，希望能給後來者再多留下一些東西。

齊鍾彥意味深長地説：“我做了一輩子的海洋貝類分類工作，並沒有感到遺憾，心裏想的和其他搞分類學研究的不會有什麼不同。分類學並沒有走到黃昏，還有很多的工作沒有開展，我們其實只是開了個頭，走了第一步，查清了中國海有什麼，但對於這個海有這一種另一個海為何沒有，我們還不知道；這個種和另外一個種之間有什麼關係也並不知道；各個種類的演化，從哪兒來的，怎麼繼續演化，環境意義等等，也不清楚。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可我們這一代人已力不從心。令人欣慰的是，我的學生在貝類分子生物學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對21世紀貝類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