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事件

歷史上有兩次黨錮事件：

第一次黨錮之禍：公元165年

第二次黨錮之禍：公元167年

（1）事件背景

桓帝時，郭泰、賈彪成為了太學生的領袖。

郭泰（128—169年，）字林宗，人稱有道先生，東漢太原介休人。郭泰看到東漢後期皇權衰微，宦官與外戚的鬥爭亂政，政治黑暗，社會腐敗的局面，知道“天之所廢，不可支（持久）也”，所以不願意出仕。但是他在講學的時候，仍然積極關心世事，所以在士大夫、太學生中享有非常高的威望。士人和太學生立全國三十多位大名士為“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郭泰被尊為“八顧”之首。可見人們對他評價之高。

他和賈彪率領太學生評論朝政，褒貶人物，撻伐黑暗的政治。太學生又與州郡官學生互通聲氣，形成聲勢浩大的全國性反宦官政治力量。曾經有數千太學生聚集宮門外，上書控告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竟為虎狼，噬食小民”。

如果説郭泰、賈彪領導的太學生是在下層的輿論領導的話，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膺為首的一部分官僚則是這股反宦官力量在朝野中的代表。

陳蕃（？—168年），字仲舉，汝南平輿（今河南汝南）人。十五歲時他曾經出語驚人：“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後來他做了樂安太守時，李膺任青州刺史，有“威政”之名，許多官員聞風棄官，陳蕃獨以“清績”留任。

李膺（110—169年），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曾任青州刺史、度遼將軍、河南尹等官職，素有功績，秉公執法，百姓稱許，李膺擔任李膺擔任司隸校尉時，很快就懲辦了宦官張讓的兄弟、貪污勒索的野王（今河南沁陽縣）縣令張朔。和宦官來往密切的方士張成，從宦官侯覽那裏得知朝廷馬上要頒佈大赦令，就縱子殺人，結果李膺仍然將他正法。於是，李膺不畏宦官的名聲傳遍，成為了被宦官忌憚的人物。史書中記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宦官五侯掌權以後，跟梁冀一樣胡作非為。他們把持朝政，賣官賣爵，從朝廷到全國郡縣，都有他們的親信，搞得社會黑暗不堪。

當時有一批士族地主出身的官員，不滿宦官掌權，主張改革朝政，罷斥宦官；還有一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學生，因為社會腐敗，找不到出路，也要求改革。他們批評朝政，對掌權的宦官和附和宦官的人，深惡痛絕。

(2) 起因

公元１６５年，陳蕃做了太尉，名士李膺做了司隸校尉，其中又以李膺的名望最高.這兩個人都是不滿宦官的。太學生都擁護他們，把他們看作是模範人物。太學中流行着對他們的評語：“天下模楷李元禮（膺），不畏強禦陳仲舉（蕃）。”

李膺當了司隸校尉後，有人告發宦官張讓的兄弟、野王（今河南泌陽縣）縣令張朔貪污勒索。李膺要查辦張朔。張朔逃到洛陽，躲進他哥哥家裏。李膺親自帶領公差到張讓家搜查，在張家的夾牆裏搜出張朔，把他逮走。張讓趕快託人去求情，李膺已經把案子審理清楚，把張朔殺了。

張讓氣得什麼似的，馬上向漢桓帝哭訴。桓帝知道張朔確實有罪，也沒有難為李膺。這一來，李膺的名氣就更大了。一些讀書人都希望能見見李膺，要是受到李膺的接見，就被看作很光彩的事，稱做“登龍門”。誰哪怕能作為他的客人登門拜訪被接見，也會被人另眼相看。

以郭泰、賈彪為首的太學生，與陳蕃、李膺朝野聯合，成為清議的主導力量。遭到宦官的嫉恨，尤其是張成的兒子被李膺懲處後，宦官更是加緊了對這些士大夫官僚的加害行動。

165年，張成在宦官的支持下，指使弟子牢修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下令逮捕“黨人”，黨禍由此開始。

(3)發展

宦官集團大事網羅，將李膺之外的杜密等二百多人，寫進黨人的黑名單。陳蕃由於拒絕簽署捕捉黨人的命令，並上書極力勸諫，説李膺等人“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拷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並指責桓帝“遇賢何薄？待惡何優？”陳蕃因此被宦官陷害而罷官。被捕的黨人在監獄裏，遭到宦官爪牙的嚴刑折磨。郭泰得以倖免，但是也不得不閉門教書以自保。

第二年，有一個和宦官來往密切的方士（搞迷信活動的人）張成，從宦官侯覽那裏得知朝廷馬上要頒佈大赦令，就縱容他的兒子殺人。李膺馬上把殺人兇手逮捕起來，準備法辦。

第二天，大赦令下來，張成得意地對眾人説：“詔書下來了，不怕司隸校尉不把我兒子放出來。”

這話傳到李膺耳朵裏，李膺更加冒火。他説：“張成預先知道大赦，故意教兒子殺人，大赦就不該輪到他兒子身上。”

説完，就下令把張成的兒子砍了頭。張成哪兒肯罷休，他要宦官侯覽、張讓替他報仇。他們商量了一個鬼主意，叫張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告了一狀，誣告李膺和太學生、名士結成一黨，誹謗朝廷，敗壞風俗。

漢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就下命令逮捕黨人。除了李膺之外，還有杜密、陳寔和範滂等二百多人，都被他們寫進黨人的黑名單。朝廷出了賞格，通令各地，非要把這些人抓到不可。

杜密像李膺一樣，也是敢於跟掌權的宦官作對的官員。兩個人的名望差不多，人們把他們聯在一起，稱為“李、杜”。

（4）事件遞進

李膺下了監獄，杜密當然也逃不了。陳寔本來是個太學生，因為有名望，也被劃到黨人名單裏去。有人勸他逃走。陳寔並不害怕，説：“我逃了，別人怎麼辦？我進了獄，也可以壯壯別人的膽。”他説着，就上京城，自己投案，進了監獄。

範滂也跟陳寔一樣，挺着腰板進了監獄。

捉拿黨人的詔書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員都把跟黨人有牽連的人報上去，多的有幾百個。只有青州平原相（相，相當於郡的太守）史弼沒報。

朝廷的詔書接連下來催逼他，青州還派了一個官員親自到平原去查問。那個官員把史弼找去，責問他為什麼不報黨人的名單。史弼説：“我們這裏沒有黨人，叫我報什麼？”

那官員把臉一沉説：“青州下面有六個郡，五個郡都有黨人，怎麼平原偏偏會沒有？”

史弼回答説：“各地的水土風俗不一樣。別的地方有黨人，為什麼平原就一定也有黨人呢？”

那官員被他反駁得張口結舌，説不出話來。

史弼又説：“你一定要冤枉好人，那麼，平原家家户户都有黨人。我情願死，要我報黨人，我可一個也説不上來。”

那官員拿他沒有辦法，就胡亂把平原的官員收在監獄裏，回報朝廷。

被捕的黨人在監獄裏，宦官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折磨。他們的頭頸、手、腳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後被矇住頭一個挨一個地拷打，就這樣關了一年多。

（5）高潮

整個黨禍持續了一年，結果不但沒有堵住天下人的嘴，反而極大地刺激了天下士人，清議的浪潮也更為高漲。人們對黨人的崇敬，達到了一個高峯，“八俊、 八顧、八及、八廚”等美稱，就是那以後人們授予那些不畏宦官勢力的正直士大夫的。許多士人官僚也開始了營救工作，度遼將軍皇甫規沒有被當作名士列入黨錮都請求連坐。賈彪到洛陽，替黨人申冤。漢桓帝的皇后竇氏的父親竇武也上書要求釋放黨人。

另一方面，李膺在獄中也機智地對抗宦官，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説他們也是黨人，弄的宦官好不尷尬。

在輿論的壓迫下，宦官勸説漢桓帝對黨人大赦，但是下令禁止他們以後為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的始末。 第二年，有一個潁川人賈彪，自告奮勇到洛陽替黨人申冤。漢桓帝的皇后竇氏的父親竇武也上書要求釋放黨人。　　李膺在獄中採取以攻為守的辦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説他們也是黨人。宦官這才害怕了，對漢桓帝説：“現在天時不正常，應當大赦天下了。”

（6）結果

漢桓帝對宦官是唯命是聽的，就宣佈大赦，把兩百多名黨人全部釋放。

這批黨人雖然釋放，但是宦官不許他們留在京城，打發他們一律回老家，並且把他們的名字通報各地，罰他們一輩子不得做官。歷史上叫做“黨錮”（“錮”就是禁錮的意思）事件。　不久，漢桓帝死了。竇皇后和父親竇武商量，從皇族中找了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劉宏繼承皇位，就是後來腐敗出了名的漢靈帝。

(1) 背景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不久，公元167年冬天，桓帝死，靈帝即位。竇武成為大將軍。

竇武（？—168），字遊平，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北）人。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其長女入宮為桓帝的貴人，不久立為皇后，竇武也成為外戚。他“多闢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才充足而已”，還經常把得到的皇家賞賜或散給太學諸生，購買糧食施捨給貧民。他反對宦官集團把持朝政，因此支持黨人，在第一次黨錮之禍中，他就曾經設法營救。在靈帝即位後，他馬上任用陳蕃為太傅，並重新任用了一些名士。清議的力量也因此更加壯大。

（2）起因

曹節、王甫等宦官勢力日益膨脹，引起了陳蕃的不安，他曾上書竇太后要求除宦官，但是沒有被採納，便與竇武合謀誅除宦官。此次的起因，是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上書，控訴中常侍侯覽及其家人在山陽郡屬縣防東殘暴百姓。結果引起了侯覽的嫉恨，指使張儉鄉人上書告發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再次開始對黨人的搜捕。結果張儉逃脱。宦官便藉此機會又大肆搜捕“黨人”，此次的黨禍被害者以李膺、杜密為首，株連到大量的士人、官僚、甚至太學生也被牽連。黨人死者百餘人，李膺、杜密等人都死在獄中，受誣者死、徙、廢、禁達到六七百人，被陷害的太學生數以千計。

（3）經過

建寧元年（公元168年）陳蕃、竇武再次上書竇太后，要求立即誅除專橫的宦官，但是竇太后仍然猶豫不決延誤了動手的時機。結果他們的計劃泄露，曹節等人發覺，立刻挾持靈帝，下詔拘捕竇武，竇武兵敗自殺，竇太后被軟禁。陳蕃帶領屬官及諸生抵抗，失敗被捕，不久被殺害。他的家屬被流放，門生、故吏也都被免官或禁錮。

（4）發展

郭泰知道陳蕃的死訊後非常悲痛，説：“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次年，42歲的郭泰鬱鬱而終，有士人一千多為他送葬，蔡邕為其撰碑銘後説：他撰的碑文中只有郭泰的碑銘“文副其實。”

陳蕃、竇武的失敗，是對士人官僚的巨大打擊，之後宦官又掌握了政權。公元169年宦官再度掀起黨錮。

(5) 結果

張儉由李篤設法逃亡，一路被許多人家捨身保護，終於得以逃出塞外，得以免禍。賈彪則在禁錮中鬱鬱而終。

第二次黨錮延續的時間長達十六年之久，在這十六年中，仍然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宦官捕殺黨人的行動。一直到黃巾軍起義以後，為了防止被禁錮的士人成為反朝庭的力量，東漢朝廷才下令取消黨錮。只是東漢王朝已經在土崩瓦解的前夕了。

清流的變化紀昀説：“漢亡於黨錮”，是正確的。

永康元年（167年）第一次

熹平五年（176年）第二次

士大夫政治抗爭的第二次大慘劇

東漢黨錮之禍，是東漢桓、靈時的兩次打擊士人和太學生的事件，影響深遠。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虛設。他們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強敢豪奪；同時又把持官吏選拔大權，濫用親朋，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的仕途。當時民間流傳着嘲諷官吏選拔制度的打油詩：“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選拔出來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盪，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鋭的批評，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這種清議發展到後來，便釀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氣節的士大夫必然退歸田裏，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規律，早在順帝時，士大夫就曾毀裂冠帶，避禍深山。到桓帝時，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識分子逃入鄉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隱居講學，苦身修節。表面看起來是與世無爭，而透過其表象則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對外戚宦官當朝的強烈不滿。所以，當朝廷安車玄纁，到深山谷中徵請他們入朝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頌德時，他們寧死也不肯與宦官為伍，不但不應徵，而且進而指斥時政。《後漢書·黨錮列傳》稱桓帝、靈帝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敷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

與避居深山或山野的耆年淵德者相對應的，是居於太學年青氣盛的青年學生。東漢桓帝年間，太學生已達3萬多人，他們有感於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對宦官當政感到怨恨。於是，以郭泰、賈彪等為首的一批學生領袖一方面在太學中進行反宦官政治的組織和宣傳；另一方面，又吸收社會上有識有才能者入太學，以擴充自己陣容。因此，太學也成為當時又一政治活動中心，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第一次出現在政治鬥爭的前線上。桓帝永興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懲除貪官污吏和權貴。他又以宦官趙忠葬父僭越規制為由，挖墳剖棺查實並逮捕其家屬治罪。桓帝聞訊大怒，反將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請願運動。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到宮廷向桓帝上書請願，為朱穆喊冤。他們指責“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顛倒是非，濫用職權。朱穆忠心憂國，深謀遠慮。是難得的賢臣。如非要判刑，則我願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請願算是結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規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貨賂不遂，誣陷其侵沒軍餉，判其服刑苦役。於是，太學生張鳳等300餘人又發起第二次請願運動，詣宮廷上書為皇甫規鳴冤，皇甫規又因而得以赦免。

處士的橫議與太學生的抗憤，給一批中下級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輿論上以極大鼓舞，他們也剛正執法，制裁宦官及其親朋。河東太守劉祜的屬縣令長大半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劉祜到任，黜其強權，平理冤獄。苑康為太山太守時，郡內豪姓多不法，苑康奮威怒，施嚴令，再無敢犯者。南陽太守成瑨與功曹岑晊誅殺與宦官勾結的商人地主張訊。山陽太守翟超與督郵張儉籍沒宦官侯覽老家財產。太原太守劉瓆誅殺貪橫放恣的小黃門趙津。東海相黃浮逮捕射殺太守李暠之女的下邳令徐宣一門老幼，並將徐宣棄市示眾。

在野處士，在朝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生三股力量平行發展，交相呼應，遂形成了反宦官鬥爭的政治高潮。而這場鬥爭的首領人物就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後官至太尉的陳蕃，司隸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為司隸校尉，宦官張讓的弟弟在其屬下任縣令，貪殘暴虐，為躲懲治，逃到張讓家裏藏起來。李膺不畏宦官權勢，親自率吏卒到張讓家將其搜捕治法。張讓訴冤桓帝，李膺據理駁斥，桓帝只好判李膺無罪。此後宦官一度收斂，李膺聲望更高。當時人們若受到他的接待，則榮稱作 “登龍門”。

然而，宦官並沒有在那裏坐視對手宰割，他們總在伺機反撲。正好發生的張成事件，成為他們發動第一次黨錮事件的藉口。史載河內豪強張成善觀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結交宦官，連桓帝也曾向他請過教。他算準近期將要大赦，乃指使兒子殺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極刑，卻正逢大赦當免。李膺愈懷憤疾，竟不顧大赦令而案殺之。於是懷恨已久的宦官侯覽指使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庭，疑亂風俗。”桓帝聞聽大怒，即下詔逮捕黨人，並向全國公佈罪行，以求天下同聲討。其時為延熹九年（166年）。結果，李膺、範遊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獲者，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太尉陳蕃力諫桓帝，指出這種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異？”桓帝聽了更生氣，竟找藉口連陳蕃也罷免了。李膺等在獄中受審時，故意牽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懼怕牽連。竇皇后的父親竇武不滿宦官專權，同情太學生反宦官運動，太學生乃求助於竇武。竇武乃上疏切諫桓帝，赦免黨人不要治罪，否則，將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於是，永康元年（167年）赦免黨人200餘人。將其全部罷官歸家，並書名三府，終身禁錮不得為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黨人雖然被罷官歸田，禁錮而不得為官，但他們卻得到了比當官更為榮寵的社會敬仰。範滂出獄歸鄉，家鄉人迎接他的車多達數千輛。名將皇甫規乃西部豪傑，也覺得自己未能列名黨人是一種恥辱。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

他們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以竇武、陳蕃等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暢等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範滂等為八顧，“顧”指品德高尚而及於人。以張儉、劉表等為八及，“及”指能引導人追行受崇者。

以度尚、張邈等為八廚，“廚”指能以財富救助他人。這種相互的激勵，使與朝廷權宦們的對立情緒更為強烈，不但沒能使黨人屈服，反而更激發了他們的鬥志。

桓帝死後，靈帝立，宦官的權勢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

侯覽、曹節、王甫等人與靈帝乳母及諸女尚書，相互奸姘，穢亂宮廷，操弄國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乃謀誅殺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誅殺。由此開始，宦官們有恃無恐，開始對黨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建寧二年（169年）宦官侯覽指使人誣告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結黨，圖危社稷。曹節趁機示意有關治獄部門將上次的黨錮者也牽扯進去。靈帝昏庸，遂準其奏，於是，李膺、範滂等百餘人被逮捕死於獄中，張儉外逃出境才得以倖免。但他外逃途中，曾得到過許多人的冒死掩護，官府沿途追查，因此成百人受牽累而家破人亡。這時候，仇人間也藉機陷害對方，誣指與黨人無關者。

宦官又將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皆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並未結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訟冤，認為黨人者，或耆擁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並至。應該解除禁錮，以慰天命。曹鸞的上書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龍顏大怒，不但不聽勸諫，反將曹鸞拘死於獄。又下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錮，波及五屬。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事件。這次事件打擊面更寬，懲治也更殘酷。自此以後，士人忌口，萬馬齊喑，有氣節的知識分子幾無遺類，社會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亂之中。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次黨錮事件。它不同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只坑殺儒生，禁錮百家思想而獨崇法家，也不同於後來的文字獄。它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義而對朝野反對士人及年輕學生的全面打擊。但這種倒行逆施，並不能挽救其行將滅亡的統治，當士人、學生的“文爭”被鎮壓下去以後，接下來的，就是平民百姓們不堪壓迫起而進行的“武鬥”了，黨錮不久的黃巾大起義，給封建統治者以沉重打擊，使漢靈帝意識到如不解決黨錮問題，黨人與起義軍結合則後果不堪設想，於是，中平元年（184年）

宣佈大赦黨人，流放者准許返回故里。至此，黨錮問題才算最後解決。

清流人士指東漢末年的太學生郭泰、賈彪和大臣李膺、陳蕃等人。他們聯合起來批評朝政，暴露宦官集團的罪惡，於漢桓帝延熹九年（166）為宦官所誣陷，以結黨為亂的罪名遭受捕殺，十餘年間，先後四次被殺戮、充軍和禁錮的達七八百人，史稱“黨錮之禍”。東林，指明末的東林黨。主要人物有顧憲成、高攀龍等。他們聚集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議論時政，批評人物，對輿論影響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們互通聲色，形成了一個以上層知識分子為主的政治集團。明天啓五年（1625）他們為宦官魏忠賢所屠殺，被害者數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