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負生

黃負生，原名鳳清，生於1891年8月，祖籍安徽休寧，父親到湖北做官，全家遷居武昌，於是他在武昌長大。黃負生的母親是大家閨秀，通曉文墨，深明大義。在黃負生父親早逝後，母親一邊做針線、紡織維持全家的生活，一邊教他誦讀詩書。家道中落，讓黃負生接觸到社會下層的生活，萌生了變革社會的想法。而受到優秀傳統文化的薰陶，為他探索社會變革思想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1911年10月，武昌首義爆發，就讀於武昌曇華林工業傳習所的黃負生投筆從戎，以高度的熱情參加了革命軍，期望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但現實很快給他澆了一盆冷水。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見此情景，黃負生悲憤不已，他寫道：“漢家邊塞連烽火，楚國衣冠半沐猴。北望逐鹿知未已，中原從此不勝愁。”

革命不成功，黃負生並未意志消沉。據省博物館所藏其遺物看，1914年，黃負生與漢陽漁家女王純素結為百年之好，當時他在妻子的嫁妝鏡子背面寫詩：“天地山河／有情無情／皆能覺照本體／卻不留纖微塵影／這便是菩薩心”。詩中以鏡為喻，化用佛學，表露出他向上的心境。婚後，黃負生從事教育工作，繼續探索救國之路。

1915年，黃負生與“青年楷模”惲代英相識，他們召集同道，結成詩社，彼此唱和，互相砥礪。1916年，黃負生創作《如是齋隨筆》，發表在《光華學報》上，他對有些青年浪費光陰而不能成就事業表示痛惜。黃負生還從佛學中尋找救國救民的思路，認為佛學最重視的平等與博愛也是革命者應有的精神。

1917年，黃負生到武昌中華大學任教，同時為了生活，也在漢口致忠中學、輔德中學兼課。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黃負生積極投身到這場愛國運動中。黃負生與惲代英、林育南等在漢口華商跑馬場組織了萬人國民大會，聲援北京的愛國運動。同時，他們還發動商人罷市，以壯聲勢。但在發動商人罷市時，軍閥政府不允許他們散發傳單。面對難題，黃負生提出“紙扇傳檄”的主意，即在紙扇上寫上“為了救國，全市商店罷市，此扇請傳觀”等字樣，以紙扇代替傳單，成功地勸説了武漢三鎮不少商家響應義舉而罷市。

1920年，黃負生參加惲代英創辦的利羣書社，不久就與朋友們一起創辦《武漢星期評論》，並任主編。他們深入調查工人的生活狀況，批判黑暗的現實。同年8月，根據調查的情況，黃負生和劉子通、陳潭秋一起撰寫了《漢口苦力狀況》一文，以“劉雲生”為筆名，發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劉”即劉子通，“雲”即陳潭秋（陳潭秋字雲先），“生”即黃負生。文中稱：“漢口勞動界之最苦者，莫苦於馱貨一類，人數既眾，生活尤難，疾病死亡，無人過問，自生自滅，若異類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實人生之難堪者。”下層民眾的苦難躍然紙上。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黃負生在陳潭秋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改組為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黃負生任宣傳委員。由於當時大多數黨員是單身，只有黃負生已婚且有子女，便於掩護黨開展工作，所以經過黨組織研究決定，由黃負生夫婦出面在武昌黃土坡租了一棟三層小樓，作為黨的機關駐地。在這個簡陋的樓房裏，黨刊《武漢星期評論》編輯部、中國勞動組合會書記部武漢分部、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等都在此辦公或開展活動。

作為宣傳委員的黃負生主要在學生和工人中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黃負生改革教育，選用《新青年》等時文作教材，向學生宣傳馬列主義、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特別是在省立湖北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期間，黃負生組織婦女讀書會活動，挑選青年骨幹學習馬列主義著作，為日後的湖北女師學潮奠定了理論和組織基礎。黃負生還在主編的《武漢星期評論》上致信讀者：“寧可為真理的犧牲者，不可為強力的征服者。”“教育前途，黑暗萬丈，要想將來放一線的光，全仗有覺悟的青年共同努力。”在上課之外，他在黨的機關駐地接待了大量來訪的工人。他發表時評《軍閥腳下底自治》，創作小説《夕陽會》《和平的死》，政治諷喻詩《湘鄂戰爭》，新詩《奴婢》《婚姻制度下的普遍哭聲》，呼籲社會關注、改變工人的悲慘生活。

黃負生既要在各個學校講課，為生活奔走，為黨組織籌集活動資金，又要忙於黨的宣傳工作，領導工人運動，他的身體在長時間的透支中，不幸患上了咯血癥，而這時又與執教的中華大學當局發生了衝突，最終導致他一病不起。當時，《武漢星期評論》刊登了一封學生揭發中華大學當局腐敗的來信，中華大學校長陳時得知此事後，在召開教職工會議時，説黃負生污衊了學校名譽，要他交出投稿人的信息，黃負生斷然拒絕，表示要保護自由言論，並要求學校檢查自身的腐敗問題。最後，陳時命人將黃負生推出了會場。據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黃負生回到家後，與他和陳潭秋談到這場衝突時，“臉色由發青到發紅，一時咳嗽與氣喘發作起來，當時即吐了幾口鮮血”。衝突發生後，中華大學解聘，湖北女子師範也不再續聘，患有咯血癥的黃負生卧牀不起。後來，陳時聽聞黃負生病重，拿銀元到黃負生家慰問，被黃負生罵出。

1922年春，毛澤東為了揭露湖南軍閥鎮壓工人運動的惡行，在武漢中共黨的機關，住了半個月左右，期間，毛澤東與病牀上的黃負生有多次交談。同年4月，黃負生因醫治無效，病逝於武昌花園山仁濟醫院。遵照他的遺囑，陳潭秋、劉子通等將他安葬在武昌洪山獅子山。

1922年5月7日，上海《國民日報》的《覺悟》副刊刊登陳潭秋的悼念文章《負生底病——死》，文中説：“我們之中算負生思想最前進，最多能的了，他會詩能文，又演過戲劇，寫劇本，又寫論文又辦報……他死時，那麼年輕，我們都非常可惜，説他是‘蛾子！蛾子！不飛不死！’”為了信仰，哪怕是死，也不能停止腳步，是對黃負生最中肯的評價。 ^[1] 

新文化運動時期，從迷茫中醒悟的黃負生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積極閲讀《新青年》《共產黨》等進步刊物，創辦了《道樞》《互助》等先進期刊，是武昌中華大學校刊《光華學報》以及武漢學聯《學生週刊》的主要撰稿人。黃負生是黨的一大召開前最早的50多名黨員之一，黨成立後擔任武漢區委宣傳委員兼黨刊《武漢星期評論》的主編。黃負生反對封建思想，倡導新觀念，尤其從改造社會和改造教育入手，倡導教育公平，婦女解放，提倡新的家庭觀和教育觀。

1916年，黃負生在《婦女雜誌》發表了用改良的文言文撰寫的《餘意中之新家庭》，抨擊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禁錮婦女自由的封建禮教，主張社會分工明確，男女平等，倡導建立“以老幼男女，分工任事，各出所得，公之於眾”的有序社會。與此同時，黃負生還十分痛恨當時腐敗的教育制度，主張教育改革。如1921年，在《武漢星期評論》上，黃負生推薦連載了劉子通的《改良湖北教育意見書》，贊同其所提出的諸如“修正現行學校系統及義務教育之規定”，推行社會的教育政策，擴充男女共校等建議，認同其所主張的教育改革是“社會根本改造之策”的觀點。隨後，黃負生還代表《武漢星期評論》社，致信青年讀者，指出：“教育前途，黑暗萬丈”，勉勵青年為教育改革努力奮鬥，“寧可為真理的犧牲者，不可為強力的征服者”，推動地方教育整頓和教育革新。 ^[3] 

黃負生年幼時父親早逝，家道中落，靠母親針線紡織和親友的救濟得以上學讀書。由於親身經歷過清苦生活，使他對豺狼當道、民窮財盡的社會狀況甚為不滿。他憂國憂民，體恤人民疾苦，十分關切社會底層人民羣眾的悲慘生活，注重批判封建社會的剝削和壓迫制度，尤其對封建社會的沒落和強權政治的黑暗十分痛恨。

在新思想的衝擊下，黃負生髮表了大量揭露社會底層民眾慘淡生活的文章，如1916年發表的小説《孤兒》，1921年發表的散文小説《和平之死》以及詩歌《湘鄂戰爭》等，通過運用不同的文體，描述了社會不同底層人羣，包括孤兒、老人、鞋匠、士兵、奴隸等弱者的悲慘命運，揭露了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表達了對軍閥階級壓迫剝削制度的痛恨。黃負生認為要改變社會現狀，必須揭露封建軍閥的虛偽面目，打破民眾對軍閥統治的幻想。1921年8月，黃負生在《武漢星期評論》發表《軍閥腳下底自治》一文，揭示了軍閥自治運動“受軍閥底施與，受軍閥底卵翼”的本質，主張對這種“冒牌自治底軍閥和官僚根本推翻！”黃負生的這一思想表明他已經站在了時代的前列，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來觀察社會問題。9月，在《湘鄂戰爭》一詩中，黃負生更是發出“戰士之命賤如狗，將軍揮金如糞土”的感嘆，諷刺封建軍閥統治下混亂的社會秩序，警醒廣大羣眾不要做軍閥黑暗統治的工具和犧牲品。 ^[3] 

無產階級的工人運動，是促進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途徑。黃負生一方面十分關注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生存狀況，另一方面注重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積極推動和領導工人運動，是武漢地區無產階級工人運動的重要啓蒙者。

為了喚醒民眾的覺悟，擴大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引導工人運動的發展，黃負生如實報道工人的生存現狀，領導工人罷工運動的開展。五四運動爆發後，黃負生在《學生週刊》上用白話文進行宣傳工作，與惲代英等人在漢口閲馬場召集會議，號召工人、商人、學生開展罷工、罷市、罷課運動。1920年，黃負生着手研究漢口地區碼頭勞動工人的生活狀況，與劉子通、陳潭秋在《新青年》合發《漢口苦力狀況》一文，發出了“漢口勞動界之最苦者，莫苦於馱貨一類”“彼等所受之苦痛，實人生之最難堪者”的感慨。1921年5月，漢口租界發生人力車工人罷工運動，黃負生熱情接待工人代表，瞭解工人訴求和罷工鬥爭的開展，總結罷工鬥爭經驗並如實報道工人罷工情況，推動了罷工運動的發展。為了更好地領導工人運動，黃負生積極推動成立工人運動領導機關。10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成立，黃負生積極參與分部工作，領導工人運動，為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運動的開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正當黃負生不辭辛苦、激情昂揚地奮戰在黨的革命戰線之際，卻因拒不交出揭露中華大學政治黑暗面的文章原稿和作者信息，被強權勢力威逼利誘並施以暴力，致其肺癆加重，於1922年4月7日不幸逝世。縱觀黃負生革命生涯，儘管短暫，但他為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宣傳以及工人、學生運動的開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3] 

“湖南有個蔡和森，湖北有個黃負生。”1922年，毛澤東在探望病重的黃負生時，曾如此評價兩湖地區革命宣傳隊伍中的黃負生。 ^[1]  1922年2月，為了揭露軍閥趙恆惕慘殺湖南早期工人領袖黃愛、龐人銓的罪行，在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彙報途中，毛澤東停駐黃土坡中共武漢區委機關，並多次探望卧病在牀的黃負生。在與黃負生交談期間，毛澤東稱讚：“湖南有個蔡和森，湖北有個黃負生。”蔡和森是黨的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湖南學聯機關刊物《湘江評論》的主持人之一，毛澤東將黃負生與蔡和森相提並論，可見對黃負生革命理論宣傳工作的高度肯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