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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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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通（1885-1924），又名劉子棟。黃岡縣路口公社新華大隊劉樹海人。生於1885年，二十歲左右時留學日本，學習心理學。在日本時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回國後,在四川成都鐵道學堂當教習。一九一0年十月，劉子通積極組織和領導成都學生運動。因受四川總督趙爾巽的緝查，不久，回到湖北。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成功。十月十六日，武昌革命都督府派劉子通等人秘密回到黃州，組織黃州城內革命人士內應，策動清政府黃州營防駐軍譁變，驅逐了知府琦璋和黃岡知縣潘誦捷。黃州光復。劉子通任黃州府督政務科長兼交際。一九一七年，在河南教育廳任職。一九一八年，在湖北省女子師範學校任教務主任。被湖北省反動當局開除公職。後來，在湖北省第一師範和中華大學代課，與黃負生、陳潭秋等人，創辦了進步刊物《武漢星期評論》。劉子通在《評論》上發表了《改良湖北教育意見》等文章。一九二0年，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正式籌備成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劉子通是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後又被湖北省總督肖輝南下令驅逐出境。在李大釗的介紹下，到北京教育部工作。一九二三年因積勞成疾帶病回黃岡，一九二四年三月病逝於黃岡老家。 [1] 
中文名
劉子通
別    名
劉子棟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885年
逝世日期
1924年3月
出生地
黃岡市黃州區路口鎮新華村
主要成就
中國同盟會首批會員
性    別
男

目錄

  1. 1 人物生平

劉子通人物生平

劉子通（1885—1924），名子棟，號泰湘。黃州區路口鎮新華村五房嘴（古名留書灣）人。出身於書香門弟。二世祖劉簡明洪武年間進士，任黃州知府。官十餘載，清介自持，惟留書數篋而已。棄官安家於東弦鄉，人稱所居“留書灣”。子通天資卓絕，少讀家學，詩書成誦，即通大義。
甲午中日戰爭後，外強侵略，國土日削，國勢衰頹，民生悽苦。其父一向關心種族，痛惡苛政。子通15歲時隨父遊黃州府學，親見八屬諸生因科考死人而釀成圍試院，砸府門，直至省府派兵彈壓的學潮運動。同年，還獲悉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清廷亡命西安，國之大恥，民怨沸沸。其父認為，國勢衰頹讀孔孟之書無益於國，支持子通遊學黃州、漢口，獲取新知。1903年夏，子通在黃州考棚街參加光黃學社講習所，聆聽留日學生程明超、祝藍亭等揭露清廷腐敗，非政治革命無以救國的演講，還閲讀由留日學生帶回的進步書刊，革命思想驟起。同年在武漢結識同鄉進步青年熊十力，何自新、吳昆等，共謀反清革命。1905年，在何自新的介紹下參加武昌日知會，並積極聯絡同志，支持熊十力、童愚等秘密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同年夏，子通偕同鄉吳昆自費（其家多年積蓄，典田等）留學日本。八月，在東京參加孫中山主持召開的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為早期同盟會員。九月，入東京弘文書院，學習日語。一年後，考入日本東京大學，先讀教育，後讀哲學。 　 　
留日期間，積極參加中國留日學生組織的各種反清革命活動。經此深造和鍛鍊，子通文化學識和革命思想大進，初顯新型人才風貌。1908年，他學業期滿回國，受聘於四川成都鐵道學堂教習。此時的成都是爭奪川漢鐵路築路權風潮的中心，鐵道學堂處於風潮的浪尖。他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瞭解，認為此風潮的本質是四川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強權和滿清政府喪權辱國的政治鬥爭，一批熱血青年學子不懂政治鬥爭，要因勢利導加以指導。是故，他參加學生組織的各種活動。郭沫若回憶劉子通參加成都各校代表“請願召開會”時雲：“劉先生在成都學生間很有聲望，逐為成都“學運”領袖。郭稱劉子通是其政治啓蒙老師。1910年10月，成都保路風潮大起，全省各界發動，劉子通以學生請願會議的名義，通電全國：“一律罷課，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此舉遭四川總督府通緝，不能立足，在成都同志的保護下化裝潛回湖北。返鄂後，寄居武昌，與軍學界黃岡革命志士相聯絡，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他出任都督府參議。16日，劉子通為都督府遴選赴黃州招撫的八大要員之一。17日夜入城，發動黃防營官兵起義。18日晨黃州光復。隨即在黃州協台衙門開會，成立鄂東軍政支部。劉子通推選為政務科長兼交際，即行政事務、地方安撫事宜等。他的第一項工作即以鄂東軍政支部名義起草並頒發黃州光復第一號革命公告。宣示革命宗旨，佈告安民，共圖光復。12月，南北議和後，鄂東軍政支部撤銷，劉等革命志士返回武昌都督府。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子通與同籍志士熊十力、李四光、吳昆會聚於武昌雄楚樓，暢談革命成功，各抒其志。他以老子《道德經》語：“生而弗有，為而弗恃，成功而弗居。若有心，若無心，飄飄然飛過數十寒暑”而銘志。他一介書生，不善於做官，也不與人爭名利。當黎元洪改組都督府時，他欣然離開政界。後目睹革命成果被篡奪，革命志士屢遭殺害，精神苦悶，思緒徘徊。1913年，武漢各學校恢復，經人介紹在武昌新設師範學校任教。 　 　
1915年，私立武昌中華大學分辦大學、中學兩部，他在中華大學大學部講授印度哲學。惲代英在其日記中尊稱他為子通師，可知惲在中華大學肆業時為劉及門弟子。1917年棄中華大學職。適蒲圻人覃壽堃任河南教育廳長，因往豫就教育廳秘書職。1918年父親病逝回家守孝，後常往來於武昌與黃州之間。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浪潮，給子通以極大的衝擊，認為這場外爭國權，內爭民主解放，反帝反封的革命鬥爭是辛亥革命的繼續，躍躍欲試，拿起筆，投入新的革命征程。同年秋，他參加由惲代英、黃負生、李書渠等創辦的武漢進步刊物——《武漢星期評論》編撰工作。 　 　
1920年春，他與辛亥革命志士董必武相交遊，受聘私立武漢中學國文教師。隨後結識張國恩、劉伯垂等。當年秋，武昌成立馬克思學説研究會，有會員20多人，子通為會員之一。此時，他以子通、子棟之名在《武漢星期評論》上發表針砭時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守舊刊物《江漢評論》對劉橫加謾罵，視為異端邪説。與此同時，參加社會調查撰寫《漢口苦力狀況》調查報告，以“劉雲生”筆名發表於當年9月號《新青年》雜誌上。 　 　
1921年春，他同陳潭秋、黃負生同時受聘於湖北省立女子師範，陳教英文，黃教國文，子通教倫理學和心理學。3月，經陳潭秋的介紹他同黃負生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其時，湖北女師是封建勢力把持的“堡壘”，以校長為首的一批師資人員均為封建禮教的衞道者，對“五四”以來的新思想，新文化極力抗拒，對青年學生嚴加封鎖。子通等進步教師針鋒相對，以學校為陣地，學生為重點，在課堂上或課餘時對封建禮教、“三從四德”進行強烈批判，高揚“民主與科學”精神，宣傳婦女自由解放，並在進步學生中成立社團組織。他們把革命火種傳到女師，將進步學生李文宜、徐全直、夏之栩、袁浦之、楊子烈等多人先後吸收入團入黨。這就必然觸怒頑固守舊勢力。女師校長在召集的會議上以辭職為要挾，引起學生強烈不滿。劉子通仗義執言，嚴正指出，學校主體是學生，學校對學生的教育方法要改進，教學質量才能提高。對學生管理要合理，學生才會安心向學。如果對學生的要求置之不理，那就會如校長所言會釀成學潮。劉的語調激昂，博得門外學生掌聲，隨之湧入會議室。校長見事不妙，悄悄溜走。這次鬥爭的勝利，劉子通在學生中樹立起聲望。 　 　
此後，女師進步學生主動與子通往來，他乘勢向學生宣傳蘇俄十月革命勝利和婦女解放等革命道理。使青年女學生認清中國婦女遭受壓迫，國家遭受外國列強欺侮的根源。號召他們站起來，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此時的女師校內進步學生隊伍在不斷擴大，爭取婦女自由解放之勢大起，一掃昔日沉悶死寂之氣。當年9月至12月，劉子通在《武漢星期評論》上先後發表教育革命檄文《改良湖北教育意見書》。他大聲疾呼學校“當此學術革新之世”，“身負教育之重”，決不可“麻木不仁”，“把那些陳腐教案當作金科玉律”， “殺人子女”。倡導改造社會，革新教育，對當時“部章規定之無當，吾鄂負教育之責者，因陋苟安，太不思改良，以當環境之需求”的教育現狀，進行猛烈的鞭撻，推動着女師學潮的發展。 　 　
女師校長等守舊勢力視“學潮”如洪水猛獸，認為劉子通系學潮的幕後，伺機拔除。1922年2月，新學期開始時，學校突然以宣傳“赤化”，“煽動學潮”的罪名，宣佈解聘劉子通，藉以將學潮鎮壓下去。為反對學校解聘，女師學生在陳潭秋、黃負生等的支持和發動下，迅速舉行罷課，赴省府請願，遊行示威，學潮進一步升級。省教育廳抬出督軍、省長大令，驅劉子通出境。這一學潮持續了8個多月，其結果省府下令撤銷反動校長之職，進步學生受到發畢業證提前畢業的處分，同時也打擊了教育的反動勢力，擴大了革命聲勢。子通在離開武昌前夕，將黃負生託孤教養所遺子女黃鋼、黃鐵兄妹倆託付於陳潭秋。 　 　
劉子通受到通緝，他無法在武漢中學繼續住下。同年11月，經李大釗介紹赴京，在民國政府教育部供職。此期間，劉子通黨組織關係轉到北平，屆時參加北平市黨組織的活動。5月，劉子通出席過中共北平市委會議，參加推選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會議。工餘，劉子通與時任北京大學講師熊十力往來密切。本欲長住治學，無奈肺病漸重，後在北平市中共黨組織安排下，派員護送回鄉養病。1924年3月，因醫治無效逝世，享年39歲。 　 　
劉子通一生是短暫的，但其革命精神永存。他既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志士，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優秀戰士，早期共產黨員。一生務實於教育，研究教育學與哲學，宣傳馬克思主義，培育新型人才，改造社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謂：“其時中國有南陳（獨秀），北李（大釗），中劉（子通）之稱”。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