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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慶雲

(廣東作家協會副主席)

編輯 鎖定
黃慶雲,女,作家。1920年5月10日出生在廣東廣州澄海。1939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1948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文學碩士學位。曾任《新兒童》主編。建國後,歷任廣東文理學院、廣西大學副教授,《少先隊員》主編,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廣州筆會中心副會長兼秘書。198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著有詩集《花兒雜雜開》,童話集《金色的童年》、《奇異的紅星》,長篇小説《刑場上的婚禮》。因病醫治無效,於2018年9月2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8歲。 [1] 
中文名
黃慶雲
外文名
huangqingyun
別    名
雲姊姊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920年5月10日
逝世日期
2018年9月20日
畢業院校
中山文學院、哥倫比亞師範學院
職    業
作家
主要成就
創作兒童文學
出生地
廣州澄海
代表作品
《慶雲兒童故事集》《香港歸來的孩子》《《慶雲翻譯童話集》

黃慶雲人物經歷

編輯
黃慶雲,是1920年5月10日生於南方名城廣州的澄海著名女作家。中山大學文學院畢業。後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1941年開始從事兒童文學創作。四十年代任香港《新兒童》雜誌總編輯,曾設專欄與小讀者筆談,因而有「雲姊姊」之稱。此外,曾以詩配畫的形式在街頭推廣兒童文學,為街上兒童講故事。解放後,回國內繼續創作兒童文學。曾任《少先隊員》雜誌總編輯,任廣西大學和廣東文理學院教授。1959年開始從事專業創作,主編過《少男少女》雜誌。曾任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廣州分會副會長等職。從1938年發表第一篇童話——《跟着我們的月亮》起,這位1920年5月10日生於南方名城廣州的澄海著名女作家,已有五十多年的創作歷程,出版了論文《民族詩人屈大均》(1939年,廣東文物社),兒童讀物《中國小主人》(1942年,桂林進步教育社)、《國慶日》(同上)、《慶雲兒童故事集)(1948年,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雲姐姐的信箱》(同上)、《地球的故事》(同上)、《媽媽的小模特》(1988年,香港啓思出版社),兒童詩集《兒童詩歌集》(1947年,香港新兒童社)、《詩與畫)(1948年,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幼兒園的詩》(1950年,廣東通俗出版社)、《快活的童年》(1962年,廣東人民出版社)。《花兒朵朵開》(1963年,嶺南美術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爸爸比童年》(1966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兒歌新唱》(1982年,廣東人民出版社),童話集《慶雲童話集》(1948年,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慶雲翻譯童話集》(同上)、《奇異的紅星)(1956年,廣東人民出版社)、《七個哥哥和一個妹妹》( 195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月亮的女兒》(1982年,新蕾出版社)、《兩個小石像》(1984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天鵝的歌聲》(翻譯童話集,廣東人民出版社)、《會叫的雞蛋》(1988年,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脱了殼的烏龜》(1988年,香港啓思出版社)、《怪電話)(香港真文化出版社),中篇小説《一支槍》(1950年,廣東新華書店》、《爸爸的血》(1958年,少年兒童出版社)、《從小跟着共產黨》(1958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活躍在粵贛湘邊的小鬼連》(1958年,全年兒童出版社)、《從小跟共產黨走》(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中篇傳記文學《不朽的向秀麗》(195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刑場上的婚禮》(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朝花》;1986年,明天出版社),選集《黃慶雲作品選》(1983年,廣東人民出版社),長篇童話《金色童年》(1986年,廣東新世紀出版社),小説《愛我香港》(1986年,香港明華出版社),長篇歷史小説《香港歸來的孩子》(1988年,明天出版社)及譯作《英仙斬妖記》、《金河王》、《温妮啤啤》及《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許多優美的童話、詩歌、小説和文學傳記。
五十多年春風秋雨,斗柄轉移,但只有她那躬耕不輟的身影,在孕育未來和光明的園地裏閃動。被視為“小兒科”的兒童文學,她始終不渝地把它認作神聖事業。雖然,被小讀者呢稱為“雲姊姊”的黃慶雲碩果累累,可她卻説:“我算不上一個兒童文學作家,只是一個兒童文學的探索者……”
她探索着,創造着。在時間的長河裏,她有自己的航線;在生命的運行中,她有自己的軌跡……
一個作家,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是我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踏着他們散落在生活裏的足跡,便能找到他們創作心理的脈搏。
我問過黃慶雲的生活;她給我講述了一部歷史:一個動盪的時代,一個動盪的家庭。祖父本是一位到南洋做工的貧苦農民,結果暴富而歸,便在廣州置買家業,成了大户。可是他不到四十歲就下了黃泉,接着家道中落,連房子也只好變賣。黃慶雲説,她是親眼看着那個偌大的家庭像一座冰山一樣瓦解的,正如巴金在《家》裏描寫的那樣。這個變故,自然是時代的原因:帝國主義資本擠坍了華僑實業,以及民族解放思想和共產主義意識對人們的影響。而她,則在“既不算寂它,也不算幸福”中送走了童年。一個參加革命的姑姑慘遭殺害後,全家只好出走香港。這對只有六歲的黃慶雲來説,説不上留戀,只有朦朧的恐懼和迷惑。在人的一生中,童年雖短,卻是寶貴的,記憶猶新的。“我似乎沒有合乎規格的童年。我的父母成天都為生存而忙碌,從來沒有關注我的童年。我很小就學認字,是外祖母教的。大約四歲左右,就認識幾百字了。父母的談話我不懂。當他們注意到我的存在時,便讓我讀那令人厭煩的四書五經。但也有本一叫我感興趣的書,那是《史記》,我把它當作傳奇來讀……”
童年,是一幅純潔、明豔的畫,永遠鑲嵌在她的記憶裏。在她的身邊,那些小夥伴多是窮苦的孩子。住在她家樓下的孩子是打繩的。他們一天到晚手執打繩工具,從這邊到那邊為媽媽打繩,背後還揹着比自己小四五歲的小弟弟。那個跟媽媽到三樓的男孩子,小小的便幹起大人的活兒了,她那時就想:“若沒有他,我們家就吃不上飯,喝不上茶……”還有許多孩子,都有大人一般靈巧的手,有的包陳皮梅,有的裝酸檸檬……這是他們的童年,和她不一樣。可也有一樣的時候:雖然他們的家庭彼此沒有來往,但童年的黃慶雲與那些窮孩子卻共有一個大沙堆,那便是共同的樂園了。他們有時一起抓石子,有時撿貝殼,有時“煮小飯”——就算是過家家了。這些小夥伴給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打石的孩子。那時香港到處開山,爆破之後,一些女人和孩子再用錘子將石頭敲碎。他們的十個指頭都用破布包着,可是錘於常常砸破自己的手指,弄得滿手都是血。“有一個藤廠的學徒,住在我家對面。”黃慶雲回憶説,“他的工作是洗藤條、破藤條,而他常被師傅用藤條抽打得鮮血淋漓。他捱打的時候,哭得叫人揪心;師傅不在的時候,他唱歌唱得令人興奮。他真是一個奇怪的人……”她還有一些同學,有的是織毛衣的、繡枕頭的、織燈籠的,還有的是做小媳婦的。黃慶雲在他們眼淚裏浸泡着,於是那塊純潔的心田,便生出對罪惡的控訴,對弱者的同情;人類最善良的感情——人道主義,就在這時慢慢滋生。
“在我很小的時候,好像從每個小夥伴的背後,看到他們都拖着一條尾巴——他們的家庭和他們所處的社會。這些都化成信息,投進我不大開竅的腦子裏,而後來,又是一呼即出的人物。”黃慶雲的總結,是她童年生活的主要方面,自然是她日後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基礎。
黃慶雲的父親曾留學日本,讀專科學校,回國後當過繪圖員、測量員、教員,還做過小生意,經常失業,可他是個逆來順受的好好先生。媽媽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也當過教師、小職員,店員。可是這麼一對,性格截然不同,一個慢,一個急,一個柔,一個剛。父親是個樂天派,天塌下來當被蓋;媽媽卻憂柴憂米,事事操心。媽媽只讓她和姐姐努力讀書,怕“玩物喪志”,連玩具也不給,小狗、小貓、小鳥更不許養。沒有玩的,姊妹倆便以看別人勞動為樂:看菜農挑水澆地,竟要等到人家把池塘的水挑幹才走,可池塘是永遠挑不幹的;在街上看小店裏包粽子,也是要看到不包完不離開。對於幼小的黃慶雲來説,世界是新奇的,充滿了幻想和色彩。
五歲那年,黃慶雲有個故事,那完全屬於她的獨創。她從小膽子就大,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有一天她走過鑽石電影製片廠,人家正教學員練習表演“偷視”,她也站在那裏看熱鬧。有人也招呼她試試表演,她竟得了一百分。人家問她要不要學電影,她一口答應了。可是那時她連個名字還沒有,只有個乳名“妹妹”,於是人家便給她起了個名字“黃梅”,並且,幾個月後這個名字竟在電影學習班的證書上出現了。在學習班裏,有一次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哭泣”二字;這時,一個青年學員走到表演台上,手裏拿着一件血跡斑斑的灰色長衫,邊哭邊訴,——他哥哥在沙基遊行示威時,被帝國主義槍殺了。他傷心的哭
聲,感染了所有的學員,黃慶雲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流着淚,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幾十年後,她不止一次描寫沙基慘案,成了她作品中的重要故事。以後,她在《愛河潮》裏拍過一個鏡頭,在兒童故事片《小循環》裏,也拍了幾個鏡頭。爸爸媽媽知道後,她的藝術生涯也便結束了。但這一段有趣的生活雖然很短,卻是她寫作生涯裏很長的一章。
黃慶雲有個姐姐,可以説是她唯一朝夕相伴的“朋友”。親姊妹間的最大樂趣就是互相講故事,總題目是《兩姊妹》。內容是姊妹倆如何幫助窮困的家庭做事,主人公就是她們自己。她回憶説:“我們把看到的一切勞動——種菜、燒火、上山砍柴、打石子、包粽子,都編進故事。有時姊姊講,有時我講,講完一段又一段,沒完沒了。凡是我們在一起,就秘密地搶着講,晚上下了蚊帳不睡覺,竊竊私語,甚至上廁所也一起去——為了講故事。到了他們能用字寫的時候,就用算術本子那小格子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來;到了對畫畫有興趣的時候,又把那故事一套一套地畫成連環畫;在沒人看見的時候,我們還演出……”這些最簡單的故事,是她們生活的複述、童心的創造,是黃慶雲文學之路的起點。
大自然是性靈和詩的源泉,人類從那裏走向生活,走向社會。
有一年,爸爸在新界租了一個小園子,不僅種些青菜,還養些羊、雞、鵝和鴿子,還有條看門的小狗。這地方可真是黃慶雲夢想的天堂:田野,山丘、藍天、日月星辰……她就是這個世界的主人!羊由她看管,雞鵝鴿子小狗也都是她的部下。像小馬那麼高大的母羊帶了一隻羊羔,小羊吃母羊的奶,她也學着小羊去吮母羊的奶。她帶着小羊去爬樹,教小豬沿木杆,讓小狗聽她講故事。於是,那《兩姊妹》的故事更豐富了:她從飛着的浮雲,想象到更多的事物;晚上,睡在牀上,聽窗外的風聲,河上的水聲,野獸和飛鳥的叫聲,那草棚外的世界,便走進了她的心。那時,她還沒有上學,媽媽只是教她一些唐詩及淺顯的課文,而大自然才是她最親最愛的老師。在這裏,她寫下平生第一首詩:
紅紅旭日東方升,照過小園緣材庭;
花露已幹人亦醒,羊兒覓乳一聲聲。
童年是迷人的,但像夢一樣過去了。七歲,她離開新界的田園風光,進入香港城市,讀了三年私塾式的學校和一年英文學校。1931年,正值日寇侵入東北,她剛十一歲,又隨家搬回廣州,考進中山大學附屬中學。高中分甲部和乙部,她想甲一定比乙好,於是考高中時就填了甲部,誰知甲為文科、乙為理科,因此1935年升大學時,只好考文科。
黃慶雲一生對科學都有濃厚的興趣,但從小就偏愛文學。她喜歡《東方雜誌》,七八歲就讀了夏習尊翻譯的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其中“少年筆耕”、“五千裏尋母”等使她感動得流淚不止。茅盾和魯迅的小説,也是她愛讀之書。十五歲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後,除了文學,還愛國畫。名畫家高創父、趙浩公,都教過她。在春睡畫院看到黎雄才的一幅畫,上題“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她覺得詩意盎然,就把它臨摹下來。大學師生畫展時,大劇作家洪深教授看中了此畫,非買不可,而黃慶雲便送了他,並選了他的戲劇課。他為抗日籌款而導演了《漢奸的子孫》,黃慶雲和從事鄉村教育的同學參加了演出。那時高創父鼓勵她學畫,洪深鼓勵她演戲,而她心裏卻醖釀着另一件事——魯迅提出的“救救孩子”和“解放我們的下一代”。在大學裏,“我總覺得有一項重要嚴肅的工作擺在自己面前,就是要為下一代做些事情。”做什麼?她一點也沒有想到寫作。雖然,那時她讀過張天翼和葉紹鈞的童話,入大學時也在廣州一家小報上發表過一篇童話(可是連稿費都不敢取,怕人家知道是自己寫的),但她沒有想到要當作家。她很少去寫古典詩詞,關於古典文學的研究,也只有《民族詩人屈大均》一種。用她自己的話説:“我對古典文學的態度,與我對自己出身的那個與沒落的封建家庭很有關係”。“救救孩子”如何去救?她那時的理論是從傳統的意識裏解放出來。其實,當時的結論有二:其一,中國必然一代比一代好;其二,障礙歷史的潮流,用傳統的觀念毒比和奴化兒童。墨索里尼狂叫“誰有青年,誰有希望”,日本在教科書裏宣揚如何去攫取中國東北;可是在中國,卻宣傳“二十四孝”,“尊孔讀經”。這不可思議的事實,“促使我像愛羅先河一樣,”黃慶雲説,“大聲疾呼,叫孩子們像小老虎一樣,衝出狹小的籠子,尋找遲來的春天。”
1938年,廣州陷落後,她又到香港,借讀於嶺南大學。這是她嚴肅地選擇自己道路的時候。大教育家陶行知深深影響了她,認為他的教育事業是偉大的、最富有理想的。讀了鄒韜奮的《民主與教育》,黃慶雲便簡單地理解為,“只要從教育上給第二代以啓發,他們就能衝破舊的傳統,創造出一個進步的嶄新的世界。”因此,她便立志要做一個小學教師,要創造性地、全心全意地做一名塑造孩子靈魂的藝術家。
除了鑽研教育理論,這時候,她還到兒童中去,給他們講故事,做報告,參加當地的兒童劇場運動。她講的故事,如《古代英雄的石像》、《禿禿大王》等,都是能啓發兒童反抗傳統意識的。但她有時也講一點兒壞故事,目的在於誘發孩子們的鑑別能力。孩子們很不滿意那些壞故事,尖鋭的批評向她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必須有新的兒童文學。至此,她有了為孩子編寫故事的想法,這是她跨進兒童文學大門的第一步。
香港大學的馬鑑,創辦小童會,收容流浪兒童、擦皮鞋的、撿破爛的,她常到那裏講故事,還給孩子們辦起一個小小的圖書室,指導他們閲讀。這來自社會底層的孩子,他們的年齡雖小,卻過早地做了社會的犧牲品,對社會有着較多的瞭解,許多童話的故事都不適用,於是黃慶雲不再述而不作,開始自己編起故事使他們聽了快快活活,熱愛人生,相信將來,增長鬥爭的勇氣。於是,黃慶雲寫出第一篇童話《跟着我們的月亮走》,把一個富有同情心、快活的月亮和那嚴厲的墨守成規的太陽作對比,將童話和社會生活拉在一起。此後不久,嶺南大學曾昭森教授邀她主編《新兒童》半月刊,這個機會,給了她把整個身心都投入兒童文學事業的可能。她的理想光芒都注進了這個雜誌,體現這理想的,就是她寫的童話、故事以及和孩子通信的“雲姐姐信箱”。
大學畢業後,連當個小學教師的希望也沒有撈到的黃慶雲,命運驅使她從“另一條道”走向兒童文學,她從研究兒童文學,到寫作兒童文學。那時,她是一個領公費的研究生,每天要用兩個小時幫助教授蒐集資料或整理筆記,當主編是業餘的。這個刊物,始終得到在香港大學任教的許地山的特別支持,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還在為《新兒童》寫童話。黃慶雲深受這位大作家的影響。
“在這個刊物裏,”黃慶雲説,“我的作品開始就具有愉快的基調。因為我寫作的時候;總是想到有個孩子在聽我講故事。而我接觸的孩子,都是快樂的,嚮往光明的,哪怕在惡劣的環境裏,也是樂觀、積極、滿懷希望的。因此,我在作品中常常寫的是弱小者的勝利,‘低下’人的智慧。而我又想,女孩子又是孩子中的‘弱者’,地位較低微,所以,可愛、聰明的女孩子,便常常是我故事中的主人翁。”這使人想起她的童話《七個哥哥和一個妹妹》:一個小妹妹,卻打倒了力能拔山的巨人,救了七個哥哥。她的童話集《月亮的女兒》中,就有不少這樣的作品。
《新兒童》半月刊的誕生,成為黃慶雲生活的重大轉折,它像一個路標,揭示它了她一生。
她的兒童文學創作,就是從《新兒童》開始。那時她對中國、外國的兒童文學和民間傳説研究十分熱心,於是中國的葉聖陶和張天翼,外國的安徒生、狄更斯、愛羅先河、亞米契斯,以及詩人史蒂文生和鵝媽媽的故事,都對她產生了影響。在寫作上,她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總是帶有浪漫主義和人道主義色彩,調子是明朗的、愉快的。這時期,她寫了許多童話、故事和詩歌的小冊子,收入“新兒童叢書”。
黃慶雲用一顆愛心來編雜誌,以啓發兒童的智慧和對人生產生新的理想。那時她寫作的範圍很廣,童話、故事、詩歌、名人傳記、科學知識、遊戲活動,甚至連謎語都由自己親自寫作或設計。這一雜誌特闢了一個同孩子們通信的信箱,在海內外影響較大,至今不少人還記憶猶新,1980年還有成人讀者從美國寫信給她,建議在香港《大公報》或《文匯報》上重設這個信箱。因為孩子們在信裏都稱她“雲姊姊”,所以這個信箱就叫作“雲姊姊信箱”了。她每天都收到幾十封來信,信中詢問的問題極多,科學的,社會的,什麼問題都有,於是這信箱便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問題的通信和討論園地。不僅孩子愛看,大人也愛看。“這樣探索的結果,使我得到一個啓發,”黃慶雲回憶説,“孩子雖小,但是可以讓他們瞭解一些社會問題使這個社會小細胞從小就瞭解社會、關心社會並奠定改造社會的決心。”她的誠懇,喚起了幼小心靈的強烈共嗚。
當《新兒童》辦得蒸蒸日上的時候,太平洋戰爭爆發,該刊遷到桂林。從湘桂大撤退,到“八·一五”光復,曾經停刊,1945年冬又在廣州復刊。翌年遭禁後,又遷香港出版。1950年後,先由廣西省文教廳接辦,改名《少先隊員》,後又在廣州出版。她一直作為總編輯,兢兢業業,把陽光播種在等待開發的心田。
1947年,她得到助華協會的獎學金,到美國哥倫比亞師範學院研究院讀書一年。在那裏,她會晤了一些進步人士。在留美同學組織的星期五座談會上,陳翰笙、史沫特萊、老舍、龔澎、黑人領袖羅伯特等都被請來。這些名人的深刻思想,對美國的剖析,使她受到啓發。有一次,她到美國著名實用主義教育家祁伯屈家裏座談。祁伯屈大談中國教育問題,説中國民眾的通病是“貧。愚、弱、私”。黃慶雲對他的觀點提出不同的意見,説那是壓迫者的看法。“那我就取消我原來的想法。”祁伯屈説,“但起碼中國是窮的,貧窮就是想辦法學好生產知識搞好生產。”黃慶雲並不示弱,又駁了他,致使這次座談不歡而散。
在她留學期間,雜誌社編了一套五十本的兒童叢書,其中有一半為黃慶雲所寫。童話集、故事集、翻譯童話集、信箱、均署真名;其他,則署宛兒、昭華、慕威、是德等曾在雜誌上用過的筆名。“是德”是她寫兒童科學時用的筆名,雖然是要表明“女子無才便是德”,説明自己對科學無知,而實際上,又有相反的用意。
1948年回香港,繼續主編《新兒童》。第二年,應廣東文理學院的同學邀請,回到廣州,在那裏教授兒童文學。1950年同作家周鋼鳴結婚,並調廣西,任國立廣西大學副教授,講授寫作方法和兒童文學。那時正值中國天翻地覆的變化之時,她委託別人編輯雜誌,自己參加了上地改革運動。黃慶雲回憶説:“過去,我一直在大城市生活,至此,我才真的到了親愛的祖國、大地媽媽的懷抱,認識了可愛的農民兄弟姊妹。我從思想感情深處覺得祖國的泥土有其特殊的香味,農村的兄弟姊妹有着和自己血肉相連的關係,這個轉變,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的……”
對於一個作家來説,這種感情的獲取十分重要。古今中外,哪一位偉大作家的作品不浸透人民大眾的心聲?!一切文學作品,都將在歷史面前受到嚴厲的檢查。而對人民大眾的感情,永遠是一切文學藝術作品最主要的內容。
黃慶雲的文學活動,從開始就同民眾密切聯繫着;當然,那是一種“本能”的自覺,從人道主義,繼而愛國主義,去從事兒童文學,“救救孩子”。但到了1949年後,她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廢墟上,看到的是一個完整的中國(還因她認識了香港和美國)。於是,理性的自覺,把她引到對兒童文學新的探索之路。那時她讀了許多蘇聯兒童文學,認為蓋達爾的作品具有典範性,但在技巧上,她最喜歡尼·諾索夫。以前,她只是以童話影射和諷刺現實的黑暗,這時卻要以童話歌頌光明,反映偉大的現實。《奇異的紅星》和《老卒和小帥》就屬於這樣的作品。前者以象徵的手法,富有詩意的筆觸,淳樸的語言,歌頌奇異的“紅星”給人民帶來的幸福。阿力、啞巴、小姑娘及惡魔的形象都令人難忘。阿力雖然自信、頑強,力大無比,但那惡魔卻能取走他十分之九的力量;雖然他向惡魔應戰,卻無法實現惡魔提出的三個條件——推開生根的巨石,讓種子發芽、開花,讓茫茫黃沙上長出麥於,使啞巴開口説話。阿力聽了善良的小姑娘的勸告,從她屋後的那條小路,終於找到了那個“能力很強的人”。那人,走了二萬五千裏的路。那人送他一件奇異的寶貝。它使他得到了一切,使人民得了一切……寓意深刻,結構完美,使它成為又一篇代表作。這篇童話,獲得1980年全國第二次兒童文學評獎一等獎。五六十年代,黃慶雲還寫了些描寫新人新書的作品如《不朽的向秀麗》,曾經轟動一時,教育、影響過千百萬讀者。
對一個作家來説,探索精神是寶貴的。沒有探索,就沒有創作上的進步。1958年,她在兒童詩歌方面做了一些嘗試:把詩寫到街上。當初,許地山先生告訴她:“要創作我們自己的童話。”這不僅是童話,任何體裁的作品,都要具有自己民族的風格。她一直不忘這句話,並把它作為探索的力量。黃慶雲與女畫家林琬崔合作,以詩配畫的形式,在街頭展出,影響甚好。
1959年,黃慶雲主編的《少先隊員》受到批評,説它太注重文藝性、知識性、趣味性。她是一位謙和的作家,對人家善意的批評,既不計較,更不憎恨。她離開雜誌,到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從事專業創作。她深入農村,認為那裏是她最不熟悉,也是最應該瞭解、認識的一個王國。作家總要不斷縮短與人民大眾的距離,黃慶雲這樣做着,在這條路上,從沒有過猶豫。
在廣東番禹縣南村人民公社她整整生活了三年。那是中國的非常時期。在共同的患難中,她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心裏燃起表現他們的強烈願望。但創作總要創造,不斷突破自己,超越自我。她這種精神首先從兒歌的創作開始。既要繼承傳統,又要突破傳統,既要是現實主義的,又要是浪漫主義的,要形象、具體,即使不是敍事詩也該有故事和情節,不要抽象的説理和乾澀的描寫。這是她對兒童詩的理解和追求。
那幾年,她接連寫出《快樂的童年》、《花幾朵朵開》及《和爸爸比童年》幾本兒童詩集。那些小詩琅琅上口,既能用普通話念,又能用廣東話念,試舉兩首,那種明朗、清新、細膩、情景交融的藝術風格,便可足見一斑。第一首——《織竹籮》:
折手掌,
唱山歌,
爸爸種瓜我織籮。
我織竹籮個個好,
我織竹籮心事多:
籮大又怕爸爸挑得累,
籮小又怕西瓜大過籮。
後兩句多細、多巧、多神!把“織竹籮”的孩子的矛盾心理,活脱脱形象地表現出來,天真和童趣,俱在其中。第二首——《繡秧秧》:
枕頭布,
二尺長,
我家有兩個巧姑娘。
姐姐在田裏繡花花,
妹妹在布上插秧秧。
金針來,
銀線往,
忙壞蝴蝶一雙雙,
又錯認手兒作同伴,
又錯把假秧作真秧。
這首《繡秧秧》的後兩句也是畫龍點睛,其新巧躍然紙上。其他如《搖搖搖》、《送香蕉》、《小小雞》和《摘根野草當蕭吹》等,雖都具有傳統童謠的特點,卻又有作家自由的創造和發展。歷來中國詩歌都是寓情於景,情景交融、詩中有畫的,黃慶雲的兒童詩在這方面更有其色彩。女畫家林琬崔用畫筆淋漓盡致地把她的詩情畫意表現了出來,那些精美的兒童畫,也為詩作增色不少。詩的大自然、畫的大自然,與大自然揉成一體,且不説對兒童的陶冶,就是對大人來説,也是愛不釋手,有一種返老還童之感。香港兒童文學作家何紫評論她的兒歌時説:“黃慶雲的兒歌有幾個特點:一是柔,水柔柔的,意悠悠的,一念就知道是嶺南出品,彷彿只有珠江三角洲河道縱橫才會孕育出這樣的作品來;二是村,俏麗的也藏在鄉土氣息下。”他説的“村”,自然是甜美、純潔、自然的南國鄉村特有的情致。我喜歡她的兒童詩……《花兒朵朵》是其兒童詩的代表作,曾譯為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和烏爾都文出版。
作家也很難繞過政治設制的路標。文化大革命中她去了幹校。經驗和教訓,對於國家和自己都很難忘。但作為一個作家,她是社會和生活之中的主人和觀察員,思索自然要多。她思想上沒有鋪設曲折的道路,但終於踏上了這條道路。整個民族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個人的損失似乎不必怨恨。“懊悔已晚,”黃慶雲説,“問題是如何奪回失去的時間。歲月不饒人,人也該更學會不饒歲月。”逝去的歲月已經望塵莫及,追是追不到的,但她在文革後卻高揚精神,到艱苦的地方,熟悉親愛的大地。她五次去海南島深入生活,為了創作一部既給大人又給孩子的小説。
《刑場上的婚禮》這部傳記文學,是她這時期的代表作品。它講述這樣一個可歌可泣的真實故事:大革命時期,廣州起義中的赤衞隊總指揮周文雍和陳鐵軍相愛,但為了革命工作,卻不能很快結合。起義失敗,他們被捕,判了死刑。他們視死如歸,同赴死難,並在刑場上宣佈結婚。黃沙地上,紅花開得如火如荼,刑場上,敵人的刺刀寒光閃閃。陳鐵軍向周圍的羣眾作最後一次演説:
“親愛的同胞們,兄弟妹妹們,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灑
在這裏了。為了革命,為了救國救民,為了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
而犧牲,我們一點也沒有遺憾!……今天,我要向大家宣佈:當我
們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獻給了黨和人民的時候,我們就要舉
行婚禮了。讓反動派的槍聲來做我們結婚的禮炮吧!……”
故事催人淚下,震撼人心。故事是在大的歷史背景下,以陳鐵軍的成長為主線展開的,她純潔、善良、正直、堅毅、忠誠,性格鮮明,形象生動。真人真事,情節引人人勝。寫這樣的文學傳記,對黃慶雲來説尚屬第一次嘗試。她在《附記》裏説:“傳記是真人真事,因此要忠於它的時代和忠於傳記的主人翁。”這兩個重要的因素,她做到了。但是“蒐集一個烈土的一生,好像深入寶山,探索明珠,然後用一條紅線把它串起來。明珠要探求,線也要選得好,既不要遺珠,也不能把魚目和砂礫都混進去。有些看來是砂礫,其實把表面的塵埃抹去之後,明珠才更絢爛。”這是作家在篩選資料上表現出來的深淺。但傳記文學畢竟是文學,不是生平資料的蒐集和編排,應該説也是文學風格的一個展示窗口。傳記文學應是歷史的真實和小説的色彩的高級混合物。沒有任何虛構也不能成為傳記文學。但虛構的權利是有限的。關於這一點,黃慶雲又説:“故事中的虛構部分也是以忠於時代和忠於事實為原則的。歷史事情發生很久了,具體細節無法蒐集。你要去穿珠,但確實有一些遺珠尋而不見。那隻好由作者根據人物和情節的發展去塑造,否則見線不見珠,甚至連線也斷了。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完全有自由去想象和安排的。”但這種想象要合情入理,因為有一個史實的限制。傳記作家之大手筆,是可以讓冰冷的石頭散發出熱和燦爛的火花的。有位美國作家説,寫傳記無異是把自己捲進生命的萬有之鏈裏,而傳記作家也無異是鑑賞生命的行家。黃慶雲就是如此,她把自己的感情交給了時代和傳主,這樣初試獲得了成功,使《刑場上的婚禮》成為好書。接着她又創作了以大革命時代省港大罷工的勞動童子團為題材的長篇歷史小説《第一條紅領巾》,還在香港出版長篇童話《金色童年》和小説《愛我香港》。
黃慶雲是一位專業作家,但事實上並不能專事寫作。她總是有許多事情。1979年參加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後,她擔任了中旬作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並主編於1981年創刊的《少年文藝報》。作為中國廣州筆會中心副主席兼秘書,她努力把中國的文學作品,通過書籍、翻譯介紹到國外。自1984年始,廣州筆會中心每年編一本廣東作家作品的英譯本,總題為“桑葉叢書”——第一本《花城》,第二本《霧失樓台》,第三本《泰山神女》;還編兒童文學的英文譯本。1986年,她出席了在紐約舉行的國際筆會四十八屆大學,並主持了兒童文學小組的討論,還以《中國兒童文學的概況》為題發言,講稿發表在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出版的世界兒童文學批評雜誌《獅子和獨角獸》(THE LION AND THEUNICORN)。除了以上的職務,她還任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及新《少男少女》主編。
探索,不停地探索!是她在文學創作上的追求。
1987年夏之末,在她赴香港前給我的信中説:“除了探討歷史題材的創作,我還要繼續研究怎樣寫好兒童詩和童話。為了孩子,學習科學知識也是我的一個新課題。創作上仍然是一條不斷嚮明天延伸的路、還需要跋涉……”她還説,要像春蠶一樣,結繭成絲,一絲一縷,一分一寸,雖然微不足道,但都獻給人民和文學。
再往後,她又定居香港,同她女兒——女作家周蜜蜜——一起在文學的王國裏耕作開拓。
南方的雲,善良。將血化作彩色的雨,永遠澆灌大地和青春。
1987年夏末於北京
1995年元旦修訂

黃慶雲人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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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詩集《花兒雜雜開》,童話集《金色的童年》、《奇異的紅星》,長篇小説《刑場上的婚禮》。

黃慶雲出版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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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慶雲個人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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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7日,獲第二屆廣東文藝終身成就獎。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