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志堅

摘錄：中國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向，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的創作，以及中國當代藝術的理論研究，有着雙重的拓展意義。它不僅是對藝術生存空間在某種程度上的擴張和推動，並在時間的維度上，為藝術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意味的延伸。此外更具深意的影響是，它還為我們打開了認知中國當代藝術的一扇新的大門。透過這扇大門，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學視野下的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重新解讀。這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藝術社會學的發展，這門學科"在西方已有100多年的歷史，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更成為西方藝術學研究的一門顯學。"（註釋1）而在中國，至少在1940年代就已經受到學界的關注，蔡儀的《藝術社會學》（1940年代）、馬採的《藝術科學論》（1941年）、岑家梧的《論藝術社會學》（1943年）、黃志堅的《藝術社會學》（1946年）等專著和專論，以及近年來滕守堯的《藝術社會學描述》（1987年）等，從理論層面上建構起研究中國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向的"前語境"。當我們複述着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科林武德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貝克爾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等觀點的時候，我們是否可以説，在當前語境底下不斷進行着自我刷新的中國當代藝術，正面臨着一場"一切歷史都是社會史"的審思和檢驗呢？

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向，這並不是一個輕描淡寫的話題，它涉及到多種角度、多個層次、多重邏輯的思考和敍事。就其研究的整體性而言，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入，僅是提供瞭解決問題是一個路徑而已，至少在目前，這一路徑還不能順理成章地解決所有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當代藝術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藝術與社會之間更為複雜的切入關係，以及遊移於藝術和社會生活之間的諸多互動，使得有關的研究往往仍會遭遇一些難以迴避的迷宮。本文試從生產和傳播這兩個關鍵詞入手，探索中國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向中的有關話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