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芽糖

“我”名叫“務農”，雖然讀過中學，但終究名落孫山，沒能走出貧困的鄉村，只能在當地娶妻生子，除耕地種田外，靠賣麥芽糖補貼家用，完全過着一種底層的凡俗的生活。與“我”不同，“我”的三個中學同伴不是上了大學就是讀了中專，在社會上混得有模有樣，有錢有勢，自然活得有頭有臉，有滋有味。這讓“我”相形見絀，黯然失色。所以，父親一再表示，“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只配做女人乾的熬麥芽糖這樣的低賤行當。他每天都會理直氣壯地喊這個沒有出息的兒子來為他抓背，抓癢癢。這是父親唯一的心理安慰，兒子沒有出息，但總算還能盡些孝道。

“我”的那三位同學雖然各自飛黃騰達，在油菜坡外面的世界裏闖出了自己的天地，但他們的父母卻過着寂寞孤苦的生活，被各自“有出息”的兒子遺忘在身後，在油菜坡裏寂寞地生活，享受不到基本的天倫之樂。楊致遠，這個油菜坡裏“最有出息的人”，赴美留學並定居，還娶了洋媳婦。但他卻沒有恪盡孝道，父親死，他沒有送終，及至要給父親立碑，他還是沒有回來。肖子文也是很有“出息的人”，在省城當大記者，但由於懼內，娶了媳婦忘了“爹”，眼睜睜地看着媳婦把年邁的父親趕回了鄉下。餘乾坤雖然只讀了中專，也“出息得夠可以”，在縣城裏當老闆。但他連過年也不回老家看望一下父母，身患糖尿病的老人只能通過吃“麥芽糖”來誘使自己發病，逼兒子回鄉。這些油菜坡裏“最有出息的人”，他們的“出息”並沒有給父母帶來幸福，相反帶來了痛苦。他們在城市裏活得瀟灑，卻把痛苦留給了自己的父母。 ^[7] 

“我”自認為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我”爹也説“我”沒有出息。“我”的同學楊致遠、肖子文、餘乾坤鯉魚跳龍門，離開了油萊坡。而“我”高考時考砸了鍋，連中專都上不了，沒辦法就只好回油菜坡種田。為了把日子過得稍微好一點兒，“我”學會了熬麥芽糖，掙幾個零用錢。“我”因為沒有出息，所以就有點兒熱心快腸，村子裏不管哪户人家請“我”幫忙做事，“我”都會爽快地答應，從來不説半個不字。 ^[1] 

“我”爹背上水分不足，皮膚總是乾燥的，一年四季都癢。給“我”爹抓背，簡直成了“我”每天早晨起牀後必做的功課。“我”爹因為兒子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所以就感到比別人低一個頭，一天到晚灰頭土臉的。 ^[1] 

居住空間和人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它不僅為人類提供居住的物質空間，也能與居住者的身份形成互文，折射出居住主體的精神空間和心靈空間。在曉蘇的短篇小説中，居住空間作為現實生存空間的物質載體，不僅是對主體的庇護，也是對主體的約束，更是對主體的重塑。對居住空間的描繪、裝飾、想象乃至尋找，都是曉蘇對當代人在錯綜複雜的空間隱喻中所面臨的身份困境以及普遍存在的情感需求所作出的探索。在《麥芽糖》中，肖子文的父親肖大叔在進城前就一直住在肖家的老屋裏，就算後來去了城裏，但待了一段時間後，他還是一個人孤零零地回到了肖家老屋。老屋在這裏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文化風景，顯示出“民族/民族主義是如何通過融入風景的文化方式，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形式的歸屬感”。作為身份認同的浪漫化象徵，肖家老屋寄託着肖大叔對本民族文化的一種認同、皈依和維護。

作者描寫肖家老屋：“肖大叔一走，肖家的老屋就開始破敗了，房間一間接一間倒塌，蒿草瘋長，野兔也在草叢中亂跑，昔日紅紅火火的肖家老屋已經變成了一片廢墟。眼下，這裏只剩下肖大叔住的那間堂屋還沒倒，看上去像一座城堡。”在對居住空間的描寫中，曉蘇看出了時間前進的徵兆，肖家老屋彷彿保存了壓縮的時間，野兔、廢墟和被荒草包圍的堂屋都是令人憂鬱的光陰似箭的提示。並且從外形上來看，這是一個簡陋、破敗、荒涼的老屋，但對於肖大叔，它卻有着一種不同尋常的、無與倫比的意義，是一座永不倒塌的精神的“城堡”。

就算這個屋子頹敗和荒涼，也不具備城市住宅的舒適性，但它將風雨擋在了屋外，能夠使肖大叔受到庇護。所以，居住空間的價值也在於它是一個保護着自我的非我，肖家老屋在這裏的關鍵意義在於賦予了肖大叔更大的情感寄託，而不是居住等實用意義。與此相比，城市的家宅卻剝離了家宅的原初價值，裏面缺少了原始家庭聚集在一起的淳樸體驗，肖大叔好心給孫女編的豬牙手鍊，卻被兒媳婦拒絕了，理由是豬牙不乾淨，戴在手上會讓孩子變傻。可以見到，傳統與現代化思想的關係在異化一代的生活裏是如此疏離，以至於肖大叔最終選擇一個人返回肖家老屋。

遺憾的是，肖大叔在肖家老屋裏沒有得以“重生並繁殖”，回到老屋，隨之而來的是寂寞和孤苦。他的堂屋是這樣的：“左邊擺着一張竹牀，右邊支了一個土灶，中間是一個掉了漆的茶几，茶几邊上放着一把斷了靠背的椅子。後來，我的眼睛落在了一面牆上，那裏掛着一個相框，裏面是肖子文的照片。”從僅剩的這間堂屋的佈局來看，牀是竹牀，灶是土灶，茶几是掉了漆的，椅子是斷了靠背的，獨自一人守在那荒草萋萋廢墟一樣的老屋中，其空虛和落寞顯而易見。藉此，曉蘇呈現了這樣一個悖論：肖子文雖然是一個有“出息”的人，但他的父親卻一個人住在如此簡陋的破屋裏，只能看着兒子的照片過年，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這個沒有出息的人，卻能夠每天陪伴在父親身邊，給父親撓背煨酒。藉助特定的居住空間，曉蘇表現了家庭倫理的複雜情態，觸及了人性的矛盾和荒誕。 ^[5] 

2009年，該小説獲第四屆湖北文學獎。 ^[6] 

該小説首發於《青年文學》2008年第2期，後入選《麥芽糖》《花眼時鐘：曉蘇短篇小説精選》等選本。

曉蘇，文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供職於華中師範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兼任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先後在《人民文學》《作家》《收穫》《鐘山》《花城》《天涯》《十月》《北京文學》《中國作家》《上海文學》等刊發表小説五百餘萬字。出版長篇小説5部，中篇小説集2部，短篇小説集15部，散文集1部。另有理論專著3部。曾獲湖北省“文藝明星”獎、蒲松齡全國短篇小説獎、林斤瀾短篇小説獎、百花文學獎、汪曾祺文學獎、湖北文學獎、《北京文學》獎、屈原文藝獎、《長江文藝》雙年獎、《作家》金短篇小説獎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