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江洞經音樂

《麗江洞經音樂》是內地業已失傳的唐宋元詞曲和道教科儀音樂。何時傳入麗江，學術界暫無定論，較為一致的説法是明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屯兵雲南之後陸續地傳到了麗江。目前在麗江流傳的洞經音樂分調音曲、經腔、細樂曲牌、打擊樂曲牌四個部分近40餘曲。《麗江洞經音樂》在演奏中納西族獨有的樂器“蘇古獨”、“波伯”以及唐朝形制的曲項琵琶的運用，加之獨特的運弓方法，打擊樂器的頻繁使用，綜合“納西化了的漢傳音樂”的審美心理與文化詮釋，構成一種“納西式”的奇特音樂效果。24支民間傳承隊的表演讓觀眾體會到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深刻內涵。在展演台上，既有80多歲的老翁老太，也有十幾歲的少男少女，他們全部來自民間，很多還是在地裏勞作的農民。在演奏過程中，藝人們用的樂器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民族樂器古箏、琵琶、二胡、笛子外，還有古老的納西古樂演奏樂器“蘇古獨”“波伯”等。

《麗江洞經音樂》在保存中國傳統科儀音樂的基礎上，融合了納西族民間音樂的風韻，成為中華古樂的珍貴遺產。改革開放以來，《麗江洞經音樂》大放異彩，成為麗江文化旅遊的名片，麗江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麗江洞經音樂》文化形態的綜合性是最為顯要的價值體現。它是在承襲並綜合了古氐羌文化、吐蕃文化、大理文化、漢傳明清文化後形成的最重要的歷史文化產物。其傳入麗江的近四百年中，又不斷地融匯於納西文化“多元一體”的特定氛圍之中。故此，洞經音樂的存留成為納、漢民族文化以及其他地域文化相互綜合融會的佐證。《麗江洞經音樂》多元宗教形態的並存性是它又一個顯著的價值體現。在麗江洞經音樂談演儀式中體現的儒、釋、道、東巴多種宗教平等“禮遇”的史實，無形中使得洞經談演成為麗江宗教多元並存的一面重要窗口。《麗江洞經音樂》歷史形態的積澱性是它再一個突出的價值體現。麗江洞經音樂的唐宋詞牌、元明曲牌、樂隊構成、樂器歷史、傳承方式特有的歷史形態的積澱性，為道教在納西族地區的傳入年代、內地漢文化在納西族地區的傳播年代等歷史脈絡提供有效的資證。

在日趨都市化的麗江還可以隨處聽到這樣的天籟之音，實屬幸事，可是幾十年，幾百年後我們的後人是否還可以像這樣聽到如此動聽的納西古樂呢？

古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管理中心主任李之典談到，民族優秀傳統音樂文化具有脆弱性和瀕危性，傳承保存、收集整理、挖掘民族民間瀕危音樂文化具有重要意義。要傳承保護必須要有人，但是《洞經音樂》傳承危機首要的是後繼乏人的問題。目前能夠熟練演奏的都是些耄耋之年的垂垂老者，很少有喜愛音樂並有一定音樂及器樂基礎的年青人加入洞經音樂演奏團體，隨着老藝人的不斷仙逝，許多曲目已瀕臨滅絕。其次，麗江洞經音樂主要以“師帶徒”或“父帶子”的方式傳承，並用工尺譜為媒介以口傳心授的方法傳教，傳承本身具有侷限性，加之工尺譜難於記讀，大多數年青藝人均不願接受被他們稱之為“老古董”的工尺譜作為傳承媒介。其三，隨着現代流行音樂的衝擊，以及商業性表演過程中的“流失”和“變異”，剝離了昔日洞經音樂典雅與柔合的傳統衣缽，這也是麗江洞經音樂所面臨的最主要挑戰。

面對麗江洞經音樂的瀕危現狀，古城區非常重視保護和傳承工作，古城區非遺保護和管理中心指定和了一系列保護計劃和措施，2013年，申報《麗江洞經音樂》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對“麗江洞經音樂”進行系統調查，收集相關文字、影像、照片、實物資料；開展學術研討，全面考證研討“麗江洞經音樂”的產生、歷史、特點及其價值。 2014年，建立《麗江洞經音樂》資料數據庫；籌集資金，扶持各演奏團隊培養傳承人；確定重點保護傳承對象，選定中青年傳承人進行培訓和培養；2015年，扶持建立傳承點和傳習院；扶持建立研究機構和中介組織；建立專業人員、傳承人、民間藝人、國內外學者、政府部門、研究機構、新聞媒體參與互動的保護體系，2016年，製作出版相關專集、專著，以及影像視頻製品；集結整理出版歷代有關學術論文、研究文獻；加強對外交流與合作，展示展演保護傳承成果；2017年：與科研、策劃、設計機構合作，研製開發相關製品和產品、建立《麗江洞經音樂》傳承保護長效機制；建立《麗江洞經音樂》學習培訓和投入長效機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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