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秉堅

民國17年5月，鬱回國後即在交通大學任講師，講授電信專業課程。翌年7月，任交通部上海電信學校（原名電報傳習所）教務長。此後歷任暨南大學理學院、浙江大學工學院等院校講師、副教授、教授、電機工程系主任。

民國18年，鬱受交通部約請參與審核上海、南京、武漢三市自動電話的建網改裝計劃。民國21年任洛陽行都電話局籌備主任，主持籌建工程。

民國22年起任上海電話局總工程師，在任期間積極創議和參與收回了美商上海電話公司在南市、閘北、龍華、浦東等地區的越界電話，完成了南市、閘北自動電話的聯網開通工程。

民國26年八一三抗戰爆發，鬱率領部分電信人員接受交通部留守上海的任務，任上海電話局局長兼總工程師。翌年春，鬱兼管電報局的留守任務後，請美國人白郎（Beron）和盧賽（Rusy）出面在租界內成立美商通信社、環球無線電公司和新聞無線電公司三個營業性無線電台，建立上海與國際間，上海與後方的公眾及新聞通信渠道，並領導交通部留滬機構與遷至重慶的交通部通報的秘密電台。

民國29年10月，遵照交通部指示，成立上海報話局台保管處，鬱任處長，為交通部人員調動、機料採購、撤運通信設備作了大量工作。

民國30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租界，三個公開營業的無線電台均遭封閉，但鬱領導的秘密電台仍繼續與重慶交通部通報。同時，鬱組建了德星電化廠，讓部分留守人員在廠任職，以資掩護、並維生計。

民國32年5～9月，日偽先後兩次逮捕鬱，追查交通部留滬通信器材、秘密電台等，並誘以高級偽職。鬱沉着應對，經當時海上聞人出面擔保，得以獲釋，婉拒至南京任職。自此秘密電台的活動，特別謹慎，儘可能縮減發報工作時間。鬱也曾採取派人赴安徽屯溪發報的方法，以保持與重慶交通部的聯繫，一直堅持到抗日戰爭勝利。

民國34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後，鬱任交通部江南區電信規復處處長，負責接收上海被日偽統治的電信企業。完成接收任務後改任上海電信局局長。同年上海交通大學創辦電信工程管理系，鬱被聘兼任系主任及教授。抗日戰爭勝利後，物價急劇上漲，民不聊生，上海電信職工曾先後三次發動經濟鬥爭，要求提高工資待遇，鬱理解職工的生活處境，認為“內部問題，內部解決，不使矛盾擴大”，通過談判，適當滿足了職工的部分要求。在鬱擔任電信局長期間，開設行動電局、開辦上門收報業務以改善服務；採取引進傳真機、電傳機等設備和擴展國內無線報、話電路等措施，以提高報話通信質量，電信業務有了較大發展。鬱兼任交通部電信人員上海訓練所所長，該所先後開辦報務、話務、技術等班培訓電信初級技、業方共461名，分派全國各地任職。上海臨近解放時，電信總局指令上海電信局：“將倉儲備用電信設備撤運至穗、台，作好在必要時炸燬在用設備的準備工作”，並命鬱去台；鬱消極抵制，相反接受中共上海電信系統地下組織勸告，明確表示留在上海，同意成立羣眾性的應變護局組織，並多次與民主同盟成員聯繫，妥善保護設備、維護通訊暢通、迎接上海解放事宜。

上海解放後，鬱仍任上海電信局局長，兼任交通大學電信工程管理系主任。

1949年8月，鬱請辭局長職務，專任交大教職。

1950年出席全國科技代表大會中，同其他代表一起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1年又辭去交大教職，轉任私營公用電機制造廠經理，

1956年該廠公私合營後被調任市重工業局技術幹部。

1957年任職上海無線電技術研究所主任後，為積極發展和擴建這個新建科研機構作出了貢獻。

1957年加入民主同盟。

1961年12月，鬱以“歷史反革命”罪被捕審查，

1974年9月釋放，辦理退休，

1981年6月撤銷原判，予以平反，並認定鬱為起義人員。由上海儀表工業局授以高級工程師職稱。

鬱畢生從事電信工程的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具有較高的專業理論水平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主要著作有《電信大意》、《自動電話》、《自動電話的技術設計舉例》、《電動機的選擇與維護表解》、《公共車輛之比較觀》和有關學術論文，也培養了一批電信技術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