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外國史

黃現璠在1993年7月發表的《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一文中説：“中國之有歷史教科書，自光緒二十八年創辦中學始。自此至今，約三十年。在此過程中，中國學術思想，一以歐風美雨之侵入；一以國體政權之改變，多所興革，花樣翻新；歷史教科書，當亦混入旋渦，時常改遍。茲將其改編經過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帝王政治敍述時期，自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二年；第二社會文化敍述時期，自民國三年至十六年；第三新史學時期，自民國十七年至現在。”帝王政治敍述時期“經時十二年，出版教科書約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蓋前三部記載，全為帝王家譜，後十部雖稍改進，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謂之為‘帝王政治敍述時期’，誰曰不宜。本期教科書，除呂瑞廷《新體中國歷史》，夏曾佑《中國歷史》，章嶔《中國歷史教科書》外，皆無足觀。且最錯誤者，是採用日人著述為藍本，改作教科書，或直接用之為教科書。蓋本國曆史，原有其特別的目的和效用，教科書正為實現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無論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

黃現璠認為這類借日人肚子懷胎而生的歷史教科書有損於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國民教育功用，極不可取。從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教育部所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統計中可知：中國教科書最早出現於1876年，由西方傳教士翻譯西洋史而來。稍後由清人蔡爾康與英人李提摩太合譯的《泰西新史攬要》（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記》）於1895年出版，風行一時。隨後問世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以日本人著、譯、編外國史書後再“中介”到中國的為多。僅1901年至1903年，中國人翻譯出版的日本人編著的史地類書籍即達120餘種。這些譯書的流行於世一方面為章節體的形式引進以致新式中國教科學體裁的創建提供了借鑑，二方面難免造成國人對日人著述的偏愛和過多照搬的弊端。出於建設“新史學”的需要，出於對日寇於1931年製造“九·一八事變”的憤怒，特別是處在國家和民族危亡之際以致歷史教科書的功用尤關國民愛國教育的關健時期，基於這種民族、歷史憂患意識，黃現璠早就開始着手自編歷史教課書，隨後便有了他的《高中外國史》兩冊出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