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庸

馮庸1901年10月23日出生，與愛國將領張學良同歲，自幼關係密切，為通家之好。先祖是陝西人，因此常自稱“秦人馮庸”。 ^[8] 

民國九年（1920年），他從北京陸軍講武堂畢業後，在東北軍任職。歷任東北航空處上尉參謀、少校參謀、中校參謀處長，少將航空司令、裝甲部隊司令等職。 ^{[1]  [2]  [3]  [16]} 

民國十三年（1924年），辭去軍職，投身實業，任大冶鐵工廠的總辦，從事武器彈藥的生產，兼任大冶廠工科學校的校長。 ^{[1]  [2]} 

民國十四年（1925年）底，時任東北航空處少將司令的馮庸奉父馮德麟之命毅然辭去軍職，轉而投入教育事業。 ^[5] 

民國十五年（1926年），清理家產，捐資310萬元創辦馮庸大學，自任校長，從事英才教育事業。馮庸在東北首開私辦大學之先，其教育思想別具特色，重視軍事體育教育。把傳統道德同愛國主義教育結合起來，其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思想在東北有相當的影響。 ^{[1]  [2]  [3]} 

民國十七年（1928年）秋，在馮庸的倡議下，第一屆東三省秋季聯合運動會，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備，於9月下旬在瀋陽市鐵西汪家河子馮庸大學體育場召開了。會期五天，比賽項目中有足球、籃球、排球（當時為九人對球）、網球和田徑賽。參加者不是以省、市為單位，而是以大、中、專學校為單位。這次東三省聯合秋季運動會，正如馮庸校長在閉幕詞中所説：“開闢東三省體育運動之先河。”對於東北的體育界影響很深。從此，在東北三省範圍內掀起了一個大搞體育運動的高潮，北起哈爾濱，南至旅順大連，不僅是各項球類運動普遍展開，而且在田徑賽方面也出現了一個接一個的高潮，產生出來以劉長春、孫桂雲、於希渭等為主的強大田徑隊伍，在華北與全國運動會中，創造出較高的記錄，並破天荒地派出劉長春、符寶盧、於希渭（未出席）三人蔘加世界奧運會。 ^{[1]  [2]  [3]} 

民國十八年（1929年），在他倡導下成立“國光體育社”，親任主席，開展活動。 ^[23]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馮庸大學正常秩序遭到嚴重破壞。9月21日，日本關東軍衝進馮庸大學，將校長馮庸帶走軟禁在瀋陽大和旅館，並將教室、宿舍的箱櫃洗劫一空，但日本人勸其歸降而未成功。當晚，馮庸大學大部分師生有組織地在馬三家子火車站乘車撤到北平。張學良特將北平西直門崇元觀五號的前陸軍大學校舍，用來收容這些師生。日軍佔領馮庸大學後，將其改建成飛機修理試飛機場（即後來的滑翔機場）。被劫持到東京後，經日本朋友幫助逃回香港，由港返回北平。回北平後，他繼續主持馮庸大學校務。11月1日，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誓師成立，馮庸帶領這些義勇軍參加了上海“一·二八”抗戰。 ^{[1]  [2]  [3]}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路總指揮參加長城抗戰。後歷任第三戰區崑山戒嚴司令、武漢衞成區中將軍法執行監、軍官訓練團中將處長、第九戰區中將處長等職。抗戰勝利後回瀋陽，擔任過國民黨的東北行轅政治委員會委員兼統一接收委員會監察處長、第二區軍法執行部主任。抗戰勝利後，馮庸以接收員的身份由重慶回瀋陽，任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1]  [2]  [3]}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在重慶等地校友集資和募捐法幣百餘萬元，擬在四川省萬縣籌辦馮庸中學，未及開學，抗戰勝利，改議回瀋陽覆校。 ^{[1]  [2]  [3]}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他出任東北體育協進會主席，為發展體育事業作出一定貢獻。 ^[23]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冬，在瀋陽同學組織“馮庸大學校友會”，以康德一、趙世英為理事，曲柏峯為幹事。不久，瀋陽即將解放，同學多數離去，遂告中輟。 ^{[1]  [2]  [3]}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瀋陽解放前夕，馮庸攜眷去台灣。 ^[8]  任高雄港口司令。 ^[21] 

1955年，任“國防部”聯合作戰計劃委員會委員。 ^[21] 

1959年，因為台灣空軍誤擊美國外交官私人飛機一事，他受牽連退伍，改任台灣電力公司董事。 ^{[1]  [2]  [3]} 

1971年，馮庸70歲時，曾立下一份遺囑。遺囑的開頭是這樣寫的：“生於變亂，魯鈍無成，民德日頹，隱患無窮。當茲倫常崩解之世，能得埋於母墳階下，吾心安矣。” ^[22] 

1981年2月5日，病故於台北，享年81歲。 ^[8]  臨終前，胸前還抱着張學良送給他的一條電熱毯。 ^[22] 

馮庸痛感國家積貧積弱，寄希望於工業救國，於是他創建了一所冶鐵工廠。當時，工程技術人員極其缺乏，他一邊派一些人留學德國學技術，一邊在冶鐵廠內設立了大冶工科學校，來解決人才不足的問題。後來馮庸認識到即使這樣，仍不能培養足夠的人才，工業救國依然遙遙無期。他索性停辦工廠，拿出全部私產，在民國十六年（1927年）10月於瀋陽創辦了一所名為“馮庸大學”的私立公益性大學。 ^{[6]  [13]}  九一八事變後，由於經費來源斷絕，難以維持正常辦學，馮庸大學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結束，合併入東北大學。 ^[5] 

馮庸在學校提倡軍事教育，他的出發點是救國。馮庸試圖通過軍事教育，造就強壯體魄的國民，改造民族性，培養救國人才。在實踐中，馮庸大學的軍事教育系統全面，貫徹在大學的管理、教學和學術研究各個方面。馮庸大學辦學時間雖短，但軍事教育卻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馮庸大學學生組成的義勇軍先後參加了民國十八年（1929年）中東路之役、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上海抗戰和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熱河抗戰。 ^[6] 

作為東北第一所私立大學——馮庸大學（1927-1933），馮庸大學以愛國救國報國的辦學理念，強調軍事體育教育，培養了一大批傑出青年，為中國抗日戰爭作出過很大貢獻。儘管僅存在六年，可與當時其他學校比，馮庸大學有許多特殊之處，尤其是其獨有的教育理念以及創辦方式，直至今日，仍對教育發展具有啓示意義。 ^[5] 

瀋陽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師楊雲蘭：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東北教育還不發達，加之軍閥窮兵黷武，致使財政匱乏，政府無力興辦教育。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馮庸大學雖然創辦歷史短暫，卻以明確的愛國主義精神為辦學宗旨，在東北近現代教育史上舉足輕重，甚至在整個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也理應占有重要一頁。 ^[5] 

遼寧大學教授胡玉海：馮庸教育興國的理念，具有很強的當代價值。他毀家興教的偉大實踐，更具有脱俗的現代意義。馮庸在民族危難時刻，提倡學生要有“義勇俠烈”的精神，要衝當民族先鋒，要承擔起救國大任，這些思想都具有普遍價值和當代意義。馮庸的愛國情懷，弘揚了抗戰精神，對於激發年輕一代的愛國熱情，繼承先輩們抗擊外侮的民族主義精神，並最終促進國家的統一與民族的復興大有裨益。 ^[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責任編輯田小燕：馮庸一直是軍人做派，雖然和張學良朝夕相處，也沒有染上不良惡習，一輩子不抽煙，不喝酒，對社會上那種紙醉金迷的風氣嗤之以鼻。馮庸重義輕利，他愛國主義之情操，毀家紓難之壯舉，在民國年間樹立了一座豐碑，其矢志報國、不畏強敵的馮大抗日義勇軍精神，更是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13] 

馮庸重義輕利，民國十五年（1926年）馮德麟去世後，馮庸作為長子清理家產時，效法先秦馮歡的義行，將貧困者欠債的債條和典押土地退還，並作出規定：凡有據可查，過去霸佔的土地房產一律無條件歸還；過去巧取豪奪的財產，聽憑原主意見，或按實值補價，或按原價贖買產業；北鎮縣中凡是有與當地中小學毗鄰的馮家房產，一律捐獻給學校。此義舉當年轟動一時。 ^[13]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淞滬事變”後，馮庸組建馮大義勇軍，遠征上海。 ^[13]  馮大義勇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參加實戰的大學生軍隊。“一·二八事變”爆發後，馮大義勇軍150人從北平出發，在得到了政府批准後，赴上海瀏河參戰。2月20日，馮大義勇軍開展了首次瀏河保衞戰，擊退了日軍的突襲。3月1日，日寇派海陸空部隊再次突襲瀏河，被打退後，在七丫口突破我軍防線後登陸。馮大義勇軍頑強戰鬥，但由於腹背受敵，不得不撤退。隨後奉令先後抵太倉、唯亭、金雞湖、蘇州等地構築工事、保護難民、救治傷兵。4月18日在防禦工事全部竣工後返回北平。馮大義勇軍在淞滬抗戰中表現英勇頑強，被新聞媒體大量報道，享譽海內外。 ^[9]  在之前的民國十八年（1929年）中東路事件爆發後，馮庸就曾組織馮大學生組成抗俄義勇軍，阻擊蘇軍。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日軍侵犯熱河，馮大義勇軍第三次出征，進行長城抗戰，越長城進駐熱河凌源（今遼寧省凌源市）。 ^[13] 

陳誠曾擬任馮庸為“國有財產”局長，對於戰後台灣，“國有財產”局長是一個“很有油水”的肥缺，很多人求之不得，但馮庸擔心稍有不慎有玷晚節，婉拒了此“肥缺”，體現了他一生清廉、嚴於律己的品質。 ^[8] 

馮庸“居賃窄巷，行乘巴士”“仍分贈墓地以葬故人”“張作霖五姨太在台中病逝，馮庸出面主持喪務，篤念舊誼之情，深為東北同鄉所欽佩”。五姨太即五夫人壽懿，是張作霖最寵愛的夫人。皇姑屯事件發生後，張作霖被炸身亡，為了防止日本人趁亂有所動作，五夫人每日濃妝豔抹不露戚色，協助東北當局瞞過了日本人穩定了局勢，是張氏家族一位重要的家庭成員。五夫人去世時，張學良還在監禁中，馮庸可以説是替張學良為五夫人料理後事，體現了兩人的深厚友誼。 ^[8] 

馮庸究竟畢業於何所學校，截至2021年，可以看到的版本包括但不限於“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北京陸軍講武堂”“陸軍講武堂”“東三省講武堂”“東三省講武堂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轉入北京第二陸軍講武堂”。 ^[14] 

有學者認為，“馮庸自幼與張學良常在一起，關係親密”，“二人同期畢業於講武堂”。張學良畢業於東三省講武堂，這是毫無疑問的。民國八年（1919年）3月，張作霖恢復東三省講武堂辦學，並將校名變更為東三省陸軍講武堂。同年張學良進入講武堂炮兵科學習，成為東三省講武堂第一期學員，並於民國九年（1920年）畢業。説馮庸與張學良同期畢業，那也就是説馮庸同樣畢業於東三省講武堂，這是毫無歷史依據的。 ^[14] 

也有人説，馮庸不僅“與張學良一同畢業於東三省講武堂，又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説馮庸畢業於東三省講武堂是不正確的，至於是否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也是存疑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從民國元年（1912年）10月開辦到民國十二年（1923年）9月，歷時11年，招生9期，共496人。在這份名單中，同樣沒有馮庸的名字，因此認為馮庸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也是不可能的。 ^[14] 

台灣學者劉紹唐在其主編的《民國人物小傳》中，稱馮庸於民國八年（1919年）入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翌年卒業。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國軍事人物辭典》及《台灣歷史辭典》等諸多記載中，皆表達出馮庸於“民國八年（1919年）入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民國九年（1920年）於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畢業”觀點。陸軍第二講武堂成立於民國六年（1917年）1月，但到了8月14日就同第一講武堂（原陸軍講武堂）合併，統稱陸軍講武堂，如果馮庸進入該校學習，也不能算是陸軍第二講武堂的學生，因此馮庸畢業於陸軍第二講武堂的説法有誤。 ^[14] 

據《故馮庸先生生平事略》所記，民國八年（1919年）馮庸奉父命進入北京陸軍第二講武堂學習。這也成為後來人們在研究馮庸及馮庸大學時最為倚重的歷史資料，無論是台灣學者還是大陸學者始終堅信馮庸於民國八年（1919年）入學北京陸軍第二講武堂。而實際上，曾經的北京陸軍第二講武堂早在民國六年（1917年）即已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馮庸如若真的曾在此求學怎會不知，即便説由於歷史久遠的原因，馮庸誤將北京陸軍講武堂記為北京陸軍第二講武堂，那也不足以證明他在該校求學過。馮庸從未在公開場合談起過他的軍校生涯，即使在回憶自己的過往，也是從19歲以後説起，稱自己“十九歲”的時候就出去做事，在軍隊裏負務。 ^[14] 

不同時期，海峽兩岸的學者對馮庸就讀的學校提出不同的意見，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於馮庸從未進入過任何軍校求學。如前文所述，北京陸軍講武堂從民國四年（1915年）開始籌辦，民國五年（1916年）2月到該年12月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培訓，是為第一期。民國七年（1918年）2月到1919年11月又進行了第二期的培訓。民國八年（1919年）11月，北京政府陸軍部發出通告，“陸軍講武堂，期滿停辦”。而實際上在1918年底時，社會上已盛傳北京陸軍講武堂將要解散，“堂長陳文運刻正結束一切，不日即行解散”，因此北京陸軍講武堂在民國八年（1919年）及之後的招生從未發生。馮庸於民國八年（1919年）入學北京陸軍講武堂，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馮庸自己也從未講過自己畢業軍校。 ^[14] 

2015年9月3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對馮庸將軍的抗日精神給予褒揚，並頒發了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章。 ^[12] 

2010年5月1日，馮庸大學歷史文化博物館正式掛牌成立，建立在馮庸的故鄉海城，建築面積4000平方米。博物館是在原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協會馮庸大學歷史研究中心10餘年的發展基礎上建成。 ^[20] 

2018年8月8日，馮庸大學抗戰博物館在營口市遼河老街開幕。 ^[18]  由營口市提供房屋場地，馮庸的外甥張文琦提供有關馮庸和馮庸大學的文物和史料。 ^[17]  馮庸大學抗戰博物館總展陳面積1000平方米，共有文物史料300多件，館內主要將甲午戰爭和“創辦馮庸大學”、“領導學生抗戰”等馮庸和馮庸大學的史料文物一一展示。馮庸大學抗戰博物館的建立既加強了兩岸同胞對抗戰歷史的共同認知，緬懷了在抗戰中流血犧牲的先烈，也提升了營口百年遼河老街的歷史文化氛圍，推動了兩岸的文化交流。 ^[18-19] 

2012年，趙煥林、於在海、蔡冰、曲野合著《馮庸和馮庸大學》出版，用檔案資料撰寫傳記，記述了20世紀初的東北國內、國際鬥爭歷史，張學良父親張作霖和馮庸父親馮德麟兩人起家、矛盾、鬥爭、和好的歷史，馮庸將軍的成長史、辦學史及同張學良將軍的友誼史。 ^[8] 

2013年，張文琦、馮慶祺、馮荻秋合著的《馮庸評傳》出版，是馮庸後人追憶馮庸的專著，分馮庸家世、馮庸大學和馮庸大學的最後歲月三部分，以馮庸大學為中心，詳細闡述了馮庸傳奇的一生。這兩本書是關於馮庸與馮庸大學比較詳細的專題性著作。 ^[8] 

2017年8月，由張氏帥府博物館、瀋陽馮庸抗戰文化交流中心共同舉辦了“紀念‘七七事變’80週年———馮庸教育救國思想研討會”，此次會議論文集《馮庸教育救國思想研究》，由遼寧人民出版社於2018年5月出版。 ^[8] 

2018年8月，遼寧張氏帥府博物館在博物館展覽的基礎上，出版了《教育救國與十四年抗戰的先驅———馮庸與馮庸大學》。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