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盛治

馬盛治，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幼失怙恃，靠叔父馬佩玉撫養。少年時投奔平樂府任武職的鄉親黃政球，黃政球收留其養馬。同治初年，馬盛治因一次酒醉失言，觸犯知府，黃政球生怕惹禍，私下叫馬盛治潛往貴州，投靠同鄉蘇元春當兵。當時，蘇元春是貴州提督席寶田麾下的總兵，領中軍鎮壓苗民起義，不久，馬盛治升任把總，同治十年（1871），因鎮壓貴州苗民暴動“屢建戰功”，升遊擊，賜號壯勇巴圖魯。苗患平定後，更號哈豐阿巴圖魯，補用貴州副將。

光緒十年（1884），法國侵略軍陷越南，進迫桂邊，馬盛治奉命率師隨潘鼎新、蘇元春出關，參加中法戰爭。當時宣光、太原、牧馬一帶潰勇索餉鬧譁變，馬盛治受命輕騎前往收編，汰弱留強、嚴肅整編，把散勇編為熙字六營，總歸自己統領，統領熙字軍6營駐太原、牧馬，守東西兩線交通要道。在馮子材、蘇元春的指揮下，清軍獲得了勝利，戰後，馬盛治因抗法有功獲賞黃馬褂，記名總兵。光緒十二年（1886），他實為兩廣補用副將及廣西柳慶總兵，仍為廣西邊防各軍統領。輔佐蘇元春建設邊防，修築鎮南關（今友誼關）、平而關、水口關和大小連城的炮台營壘，事必親躬，有勞績。蘇元春出省時代任提督。

中法戰後，外患頻仍，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外則在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前屈膝投降，內則鎮壓反抗外國侵略、要求政治革新的愛國運動，並加緊蒐括，橫徵暴斂。面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酷壓迫，廣西各地農民紛紛舉行武裝起義。廣西提督兼邊防督辦蘇元春和廣西巡撫王之春奉清廷之命，急忙採取對策。光緒二十二年（1896），將“性剛烈、然治軍嚴、果於辦賊”的馬盛治從邊關調往貴縣清鄉，次年開往西林，鎮壓該地區的遊維翰起義。

光緒二十四年（1898），天地會首領李立廷在陸川、博白、北流、興業、容縣發動起義，進攻各個縣城，殺死官吏，開倉分糧，然後會十餘萬眾圍攻玉林，到處高豎義旗，大書“替天行道”、“反清復明”等標語，蘇元春、王之春調集各路大軍前往鎮壓，馬盛治率部駐平樂圩。七月，清軍攻破玉林城，馬盛治下令將起義軍首領李立廷、廖十八的村莊進行剿洗，房屋全被燒夷，大圍村被踏為平地。李立廷祖墳被挖，李立廷隻身逃出海外。蘇元春找了個李立廷的替身，在駐地龍州正法，虛報朝廷，了結此案，但地方上仍挖李姓祖墳。馬盛治官兵撤防之後，鄰村陶姓人家揀拾李氏族人130具骸骨埋葬。馬盛治“連破西林，玉林諸匪，晉提督”。

光緒二十八年（1902），馬盛治移署左江鎮，這時，“（邕寧）縣內各村，不受匪禍則受兵禍，其被脅即從匪，原冀舒一時匪患，未幾而兵禍隨之，行既不能，居又不可”。邕寧縣向義團三岸村和剪刀團的那平、那臼等村一些“遊民惡少”勾結“外匪”，夜間則結隊行動，搶掠來往貨船及商旅，白天則散而為民，官府無奈之何。

聽聞馬盛治鎮軍到任，村人畏其剛烈，就冒用團練名義，擒捉外來“匪徒”二人送官，以為可以藉此洗脱該村通匪罪名，還希望借擒賊有功邀賞。然而，其實這“外匪”二人素與村裏遊民結夥行劫，被擒捉送官之後，在官府吐露真情，馬盛治聞之大怒，當時四更時分，即督隊由水路馳剿，黎明包圍該村，一鼓而入，盡縛七十餘人，驅出村後斬首，其餘稍涉嫌疑的七八十人，則抓送南寧。有一名貢生叫滕兆熊，七十多歲，不忍看鄉里塗炭，代為鳴冤，觸怒了馬盛治，馬盛治以庇匪之名將滕兆熊一併斬首。

馬盛治洗劫了三岸村，挾威入那平、那臼等村，直至五塘，一路任意捉殺，旬日間被冤殺者以千計，故有“屠伯”之稱。六月，馬盛治率領熙字營上隆安，搜捕駐紮於叮圩的三點會首領黃五肥、羅大、李八等，黃等得悉馬盛治追剿，便撤到武鳴縣寧武圩的馬鞍山。馬盛治率隨身衞隊十餘人到馬鞍山搜捕，經山下的馬鞍村，黃五肥等伏於村內，關閘堅守，時已黃昏，馬盛治追到閘口，大叫開門，閘內詐説：“目下游勇勢大，官兵怕他，你們是官兵還是遊勇呢？”馬盛治一馬當先，對閘門內大聲喊道：“我是官軍馬總兵……”話猶未了，閘門內槍聲一響，馬盛治滾下馬來，登時斃命。清軍無主，潰散奔逃，義軍已四散無蹤。馬盛治卒年五十八歲，屍首運回南寧，清廷賜諡“武烈”。

老百姓對馬盛治之死拍手稱快。但軍政官員對這個效忠清廷、殺戮無辜、血手殷紅、素有“屠伯”之稱的馬盛治，突然死於義軍槍下，莫不有兔死狐悲之感，故治喪之日，所致輓聯，皆歌功痛悼之辭，獨有南寧府尹瑞霖恨馬盛治殺人如麻，聽到他死訊，憤憤地説：“彼烏足惜，可痛哭者百姓也。”乃挽雲：天有好生之德，傷哉無辜，慘遭殺戮，予復奚言！恨爾邀功更邀爵，看五管三江，萬顆人頭何處覓？！神有報應之靈，允以行惡，必罹災兇，果然不爽，憐伊囑子又囑孫，歷九幽十獄，兩行鬼淚向誰流？！”

馬盛治對家鄉曾做了兩件有益的事情：一是永安古來大橋（今名古排大橋），原是蘇元春捐俸並率合州人士建於1886年（光緒十二年）的。後因洪水衝去二三墩，久來修復。 直至1891年（光緒十七年），馬盛治由龍州回裏見狀，回營後，商之蘇元春，遂移於下流數 丈處重新建造蓋瓦大橋一座，（即今古排大橋）利便交通。

二是同治、光緒年間，馬盛治和蘇元春捐錢買了《十三經注》、《欽定七經》、《三通》、《二十四史》，《經世文編》、《司馬光通鑑》、《淵鑑類函》、《方輿紀要》，《先正事 略》、《佩文韻府》等書。陳列於永安州之尊經閣，留予後人閲讀。 ^[1] 

光緒二十二年（1896），陸榮廷往貴縣木格區清鄉，因偏聽訟棍譚子云一面之詞，將大地主鄧邦光作窩匪論罪，派兵到他的家，搶得東西拿到橋圩擺賣，還強姦了婦女。鄧邦光向在南寧的提督告了陸榮廷的狀，提督批交駐紮橋圩的馬盛治統領查辦，馬盛治查明陸榮廷縱兵搶劫強姦婦女屬實，問罪斬首，陸榮廷惶恐而求救於木格區鄉紳潘子材，潘子材和陸榮廷是狗肉朋友，即託橋圩士耆楊濟仁出面向馬求情，並疏通鄧邦光轉告他人，此案不了了之，陸榮廷方免殺身之禍。

宣統元年（1909），陸榮廷升任廣西提督，按清廷“死綏地方，得建專祠”條例，捐資建造馬武烈祠，宣統三年（1911）落成，他親自“奉主入祠”。民國八年（1919年），陸榮廷又於南寧東門內，以舊左營箭導及曾公祠等地建“新昭忠祠”，祀馬盛治及蘇元春等。

在鎮壓廣西會黨起義上，據史載：“此次廣西匪亂，以南寧一府推之，殺人當在百萬以上。”其間馬盛治督兵於桂西桂南“靖亂”，此前還參與鎮壓貴州苗民起義，“剿洗殺戮，不計其數”，罪無可諒。雖然他參與抗法戰爭，之後，輔助蘇元春致力邊防建設，駐軍鎮守，保衞邊疆，功不可沒，但濫殺無辜，殘民以逞，相比之下，畢竟過大功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