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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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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居士,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又號醉吟先生,生於河南新鄭,祖籍山西太原。他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有“詩魔”和“詩王”之稱,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又與劉禹錫並稱“劉白”。 
本    名
白居易
樂天
所處時代
唐代
出生地
河南新鄭
出生日期
772年
逝世日期
846年
主要作品
《琵琶行》《長恨歌》等
主要成就
新樂府運動主要倡導者,寫下了不少反應人民疾苦的詩篇

香山居士人物生平

白居易,祖籍太原[今屬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時,又遷居下鄴(今陝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鞏縣[河南鞏義]縣令,與當時的新鄭[屬河南]縣令是好友。見新鄭山川秀美,民風淳樸,白湟十分喜愛,就舉家遷移到新鄭城西的東郭宅村(今東郭寺)。唐代宗大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東郭宅降生了。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於洛陽[屬河南],享年75歲。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諡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説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還説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裏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做左贊善大夫陪太子讀書,應驅逐出京。於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諭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説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後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七十歲致仕。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於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經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築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並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泄水,認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時”, 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親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終成詩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 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説: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於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也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他在67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説,有個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台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宇航局、琴侶一起遊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遊過。
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罈,次開詩篋,後捧絲竹。於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後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遊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隻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又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餘隻空囊,裏面裝有美酒佳餚,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隻再拉起一隻,直至吃喝完為止。
如此説來,與陶淵明的苦況,當然不同。
方勺《泊宅編》捲上説: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不算小。
他喝酒時,有時是獨酌。如在蘇州當刺史時,因公務繁忙,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説: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如果沒有九天的疲勞,怎麼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沒有一天的酒醉,怎麼能娛樂的的身心。他是用酒來進行勞逸結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飲。他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説;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在《贈元稹》一詩中説: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在《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一詩中説;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説: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白居易逝世時,時年75歲。葬於龍門山。他去世後,唐宣宗寫詩悼念他説:"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於墓側。傳説洛陽人和四方遊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來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濕漉漉的,沒有乾燥的時候.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説:“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説,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説:“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説:“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閲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説:“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香山居士個人作品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敍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敍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敍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己。
閒適詩和諷諭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香山居士個人成就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着,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