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綬昌

顧綬昌教授從事教育事業和外國文學研究50餘年，是外語教育界和文學界享有盛譽的老前輩。他治學嚴謹，精益求精，教書育人，誨人不倦，為我國的教育和學術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20年代初，顧綬昌在上海認識了“創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等知名人士。一時過從甚密。因受他們影響，他的興趣逐漸由哲學轉向文學。

1924年，顧綬昌考入北京大學，先讀預科，後讀本科，大學期間，因受古希臘、古羅馬、經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代直至19世紀西方文學名著的薰陶，加之本人的刻苦鑽研，顧綬昌因此奠定了堅實的文學功底，並從此確定了從事莎士比亞研究的學術方向。

1930年夏，顧綬昌自北大畢業，獲文學士學位，並於1930年至1936年間，先後在北京孔德中學和濟南高中等校任英語教師。1936年夏，顧綬昌自費到英國倫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除學習古英語、中世紀英語、盎格魯撒克遜時代詩歌和散文等課程外，仍繼續從事莎士比亞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他並不滿足於課堂教學，經常去大不列顛圖書館閲覽室查閲參考資料，一去就是一整天。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身在異邦的顧綬昌，時刻思念着處於災難之中的祖國，再也無心羈留國外求學，遂於1938年春回國。自1938年夏至1946年暑期，顧綬昌應邀到四川大學任教，先任講師，一年後任副教授，次年升為教授。在川大任教時，曾為學生開設莎士比亞和英國18世紀文學等課程，堅持在侵略者的炮火威脅下一方面用筆與侵略者進行抗爭，一方面用心血為國家培養人材，頗得學生愛戴。

1946年秋至1954年夏，顧綬昌受聘於武漢大學外語系任教授，主講英國小説，作文及翻譯等課程，同時從事莎士比亞和肖伯納戲劇研究。他是解放後第一批被人民政府投予教授職稱的專家之一。祖國的新生給顧綏昌增添了無窮的力量，從此，他更加精神振奮地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僅1951年，他就發表了頗有影響的莎士比亞研究論文數篇。

1954年因院系調整，顧綬昌教授自武漢大學調到中山大學西語系，任英語閲讀、作文和翻譯課的主講教授，並擔任研究生的指導教師，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期間，顧綬昌教授被錯劃為右派，蒙受了不白之冤，整整20年，他被剝奪了教書和從事莎士比亞研究的權利，但他仍然堅信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仍然兢兢業業地去完成組織上交給的各項任務。1970年由中大調到廣州外語學院後，顧綬昌教授承擔了漢英詞典編寫、文獻資料翻譯等任務，工作一貫認真負責。顧老從不看風使舵，趨炎附勢。對得勢的人，他絕不會去攀附，對落難的人，他也絕不會冷眼相待。他一直堂堂正正、光明正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顧綬昌教授的錯案得到了徹底改正，恢復了教授職稱和待遇，並擔任了民盟廣東省文教委員和廣外學術委員會委員，他重新煥發了革命青春，以滿腔的熱情投入人民教育事業。從1980年開始，顧教授重新指導研究生，講授莎士比亞專題，他超越國外教學和研究莎士比亞的傳統，摒棄莎學版本方面鑽研，結合學生的實際需要，重點講授莎士比亞的語言藝術，培養學生自己鑽研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學效果較好，受到了研究生的普遍歡迎。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1987年，顧綬昌教授雖已年過八旬，還在關心祖國的改革開放，在孜孜不倦地培養助手，指導研究生寫作論文，並在三年內用英語詳細輯注了部分莎翁的代表性劇作，以自己的餘熱為祖國的教育和外國文學事業培養新苗。

顧綬昌教授對學術問題，一貫實事求是，一絲不苟。他不肯人云亦云，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早年的譯作《浮士德》和《伊凡之死》廣受讚譽。在理論表述方面，他1947年發表於《學源》的關於莎士比亞詩歌的論文，被朱光潛教授稱為“精心結構之作”。他一生從事莎學研究，頗有建樹，是我國莎學界的知名人士。除解放初發表的數篇莎學研究論文外，80年代以後，他又連續發表了《關於莎士比亞的語言問題》、《莎士比亞的版本問題》、《泛論莎士比亞探討途徑》等論文。受到學術界的好評;至今，仍然有人寫文章懷念他，褒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