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學述要

錢穆把陽明學放在整個宋明學術本體論與功夫論（修養方法論）的走向與爭論的背景上加以考察，討論了陽明的心路歷程，以及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誠意、謹獨、立志、事上磨練等主要命題。錢穆認為：“人心即是天理，更不煩有所謂湊泊。人心自然能明覺得此天理，也不煩再有所謂工夫了。這便是王學對宋儒傳統大問題獲得了一個既簡易又直捷的答案之最大貢獻處。”（《陽明學述要》）陽明以致知來代替北宋相傳的集義和窮理，又以知行合一和誠意來代替北宋相傳的一個“敬”字。北宋以來所謂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講功夫上的爭端，在陽明則打併歸一，圓滿解決。至於對本體方面心與物的爭端，“據普通一般見解，陽明自是偏向象山（見陸九淵），歸人心即理的一面；其實陽明雖講心理合一，教人從心上下工夫，但他的議論，到底還是折衷心物兩派，別開生面，並不和象山走着同一的路子”（同上）。作者認為陽明實不曾樹起革命的叛旗，來打倒北宋以來的前輩。作者批評了後世講程朱的人要痛斥陽明，講陽明的人也要輕視程朱的門户之見，強調陽明仍是宋儒講學的大傳統。陽明把天地萬物説成只是一個靈明，又講離卻天地萬物，亦沒有我們的靈明，是其獨特精神處。認為陽明晚年特別提出事上磨練，只為要在朱子格物和象山立心的兩邊，為他們開一通渠。作者對陽明晚年思想，認為其“拔本塞源論”（按即《答顧東橋書》末節）比《大學問》和四句教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由此可看出王學並不偏陷於個人的喜怒哀樂方寸之地，而把良知推到個人內心之外，擴及人類之全體、人生的一切知識和才能及事業，兼及人與人之相同與相異處，並由倫理推擴到政治經濟社會的一切問題上。本書成於1930年春，收編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再版於1954年秋。現有台北正中書局印本。 ^[1]